大话蜀汉派系

一

异乡人的角力：北方派、荆州派与东州派

三国之蜀汉，在《三国演义》中始终以正面形象出现，比如刘关张兄弟的义薄云天，赵子龙的英勇无畏，以及后期在诸葛亮、姜维带领下蜀汉军民上下一心、矢志不渝北伐，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蜀汉政权概莫能外。与同时期的魏、吴以及历朝历代一样，蜀汉内部自始至终也充满了明争暗斗、你争我夺、刀光剑影。

蜀汉人物众多，纠葛复杂，受地缘与文化的影响，其中诸多家族只在两三代之间辉煌，较少形成如中原、江东那样的传世望族。将这些人物与家族按照籍贯和渊源来分类，大致能归类为北方派、荆州派、东州派和益州派。这四大派系的合作与争斗，贯穿蜀汉政权的始终，成为诸多大事背后的诱因，是我们观察蜀汉政治的最佳视角。

刘备在幽州起兵，在冀州做过县令，在徐州做过州牧。这都是盛产人才的地方，再加上刘备待人宽厚，魅力极高，原本可以聚拢大批优质人才。甚至中原世家大族子弟，如陈群（颍川陈氏）、袁涣（陈郡袁氏）、陈登（下邳陈氏）也曾被刘备提拔或任用。

但自涿郡起家开始，刘备带着他的伙伴们东奔西跑，辗转大半个中国，换过多个靠山。这样颠沛流离的经历就导致刘备集团人才流失特别严重。所以刘备早期的队伍里，能够跟着不掉队的只有那些家族牵绊较少，可以抛家舍业陪他闯荡的寒门兄弟。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羽、张飞、赵云三位猛将。文臣体系中，有简雍、孙乾、糜竺，均为从事中郎。简雍与刘备同乡，最早跟随刘备，孙乾与糜竺都是自在徐州起跟随刘备的。此三人似乎并不擅长韬略计谋，在刘备集团的作用主要是跑腿搞外交。比如，刘备想与袁绍联盟或者想投奔刘表，就派他们去游说一番。

但糜竺对于刘备很重要。糜竺是东海郡朐县人，出身于大商人世家，家仆数以万计，家财数以亿计。不过汉朝重农抑商，商人社会地位较低，甚至常被轻贱为“贾竖”。汉末乱世，打仗需要用钱，地方军阀才不得不讨好富商巨贾。于是糜竺便受到徐州牧陶谦提拔，由商入宦，任别驾从事。陶谦死后，糜竺受其遗命迎刘备入主徐州。

少长河朔，英雄同契

刘备接管徐州后没多久，便因为与袁术相攻，被吕布袭取了后方，辗转流落到海西时，已经是狼狈不堪，饥饿难耐。这时候糜竺雪中送炭，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救刘备于危难之际。这还不算，连妹妹都嫁给刘备了。刘备娶糜竺之妹为夫人，这让他尝到了与大族联姻带来的甜头。糜竺家族跟刘备结了亲，当然必须跟着刘备走了，于是尽管曹操曾授予糜竺嬴郡太守，授予其弟糜芳彭城相，试图笼络这个大财主家族，但糜氏兄弟不为所动，仍弃官离乡跟着刘备南走荆州。

北方派人士的种种恩情，刘备当然是不会忘记的。刘备占据益州之后，均给他们加封将军衔：糜竺为安汉将军，班次排位甚至高过军师将军诸葛亮；孙乾为秉忠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地位也仅次于糜竺。

关羽、张飞的待遇自然更不用说了。刘备自封汉中王后，以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等到刘备称帝时，张飞升为车骑将军，同时兼任司隶校尉，负责京畿的军事和监察，位高权重。

关羽后来败亡，固然是因为孙权背盟偷袭，但也与北方派内部的不和有关。当时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督荆州军事，同时以糜芳为南郡太守。刘备将荆州最重要的两个地方授予此二人，就是希望他们一前一后，和衷共济。但关羽偏偏与糜芳搞不好关系，因为糜芳供给军资不力就对其大加训斥。糜芳纵然才略平平，但毕竟是刘备的小舅子，而且是关羽北攻樊城时的后方总管。关羽如此不给情面，情商的确堪忧。后来吕蒙夜袭南郡时，糜芳果然叛变，南郡丢失，导致此后蜀汉一连串的政治灾难。

糜芳叛变后，糜竺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并不迁罪于他，但糜竺仍抑郁不已，发病而死。

北方派人士到了刘禅时代，凋零殆尽。所余者陈到，封永安督，受李严统领，负责对吴国的防务，卒于任上。再就是赵云，此前长期承担刘备家眷的护卫工作，但因顶撞过刘备，在翊军将军位上滞留八年之久，历经刘备即汉中王和称帝两次大典均未升迁。直到刘禅即位后，旧将零落，才将极少独立带兵的赵云授予镇东将军，推上汉中前线。诸葛亮首次北伐，并未以赵云为主力，而是让他与邓芝作为偏师在箕谷牵制曹真。街亭兵败后，赵云也失利于箕谷，被贬为镇军将军，于次年去世。

蜀汉最后的北方派大佬，是刘备在豫州时辟为从事的鲁国人刘琰。刘琰这个人只会夸夸其谈，其实没什么治国理政的真本事，刘备厚待他主要是因为他姓刘，跟自己是本家。这其实挺让人心酸的，曹刘孙三雄之中，唯有刘备是异地创业，他的家乡不在自己的统御之下。中国文化特别讲究地缘宗亲纽带，曹操和孙权皆有兄弟、族人、同乡帮衬，困难了有人拉一把，发达了随时可以荣归故里。但刘备在巴蜀建国，远离故土，毫无乡党亲族，真是要多憋屈有多憋屈。所以这个刘琰，哪怕他再没本事，看在姓刘的份上，又入伙早，刘备也会对他多一分青睐。

到了刘禅一朝，刘琰在班次排序上仅次于李严，在蜀汉群臣中坐第三把交椅，而且官职封到了张飞做过的车骑将军，但并没有参与国政的权力。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领兵千余名瞎转悠，陪着诸葛亮聊天。凭借资历老，刘琰的个人生活十分奢侈，后来因为跟魏延闹矛盾，被诸葛亮送瘟神一般送回了成都。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刘琰因罪被处死。

至此，自北方幽、冀、徐、豫等州随刘备南来的臣子，已经基本在蜀汉政坛绝迹。到了蜀汉中后期，北方派人士的二代、三代陆续入朝为官，但大多是袭父祖荫，没有出现像魏国之陈泰、钟会，吴国之陆抗、施绩般才名俱佳，可比肩父辈者。

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从刘备寄寓荆州开始，刘备集团中出现了荆州派。

荆州是刘备从寄人篱下走向独立自主的福地。荆州与中原水陆通达，来往便利，在汉末，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远高于同处南方的扬州、益州和交州，亦成为人才的宝库，除了本地的豪门大族，也有不少自中原南来避乱的客居人士。刘备投奔刘表后，被刘表搁置在荆北重镇新野作为藩篱以抵御曹操，在此任上长达七年之久，未被重用。但这七年刘备并没有闲着，依靠自己之前攒下的声望、汉室帝胄的身份以及身处荆州的地利之便，频繁进行社交活动，出入豪门显贵的府邸，走访乡野名士的草庐。他深感北方旧部势单力薄，不足以支撑自己今后的王图霸业，需要荆州人士为其势力大输血。

苦心人天不负。刘备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刘表眼皮子底下挖来了诸葛亮。诸葛亮是襄阳豪门联姻圈的成员，与刘表沾亲带故，但他舍弃既有的荆州之主而追随刘备，自然是因为他看到刘备身上与众不同的闪光点。

当阳之战，刘备险些被团灭，但携民渡江的仁义举动让他在道德上占据了优势，更为此后收复荆州人才打下了基础。曹操赤壁兵败北归，刘备趁势拿下荆州南部，一时间，“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荆州人才就是在这一时期大批进入了刘备阵营，形成蜀汉政权的荆州派。

荆州派的领袖是诸葛亮和庞统，两人除了以“卧龙”“凤雏”名号并称于世，亦有姻亲之谊。平定荆南后，两人同时担任军事中郎将，为刘备心腹。两人有所分工：诸葛亮负责稳定后方，偏内政；庞统负责军前献策，偏计谋。二人宛若曹操之荀彧、荀攸。

刘备重用庞统，除了由于庞统足智多谋外，也因看重他的身世背景。一则庞统出自襄阳本土名门世家，招徕荆州士人的能力更强；二则庞统与东吴关系密切。他曾在周瑜为南郡太守时做过其属下功曹，在周瑜死后亲自扶灵柩赴江东；与孙权帐下名士陆绩、顾劭、全琮谈笑风生。重用诸葛亮、庞统等与江东渊源颇深的人，有利于刘备巩固与孙权的联盟。

到了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荆州派已经超越北方派，成为刘备集团的主力阵容。这其中包括一部分刘表的旧部，还有不少以家族形式为刘备效力的。比如南郡枝江人霍峻，是拥有家族部曲的南郡豪族。宜城马氏家族，有兄弟五人，其中老四马良最受赞誉。因马良眉中有白毛，故时谚云：“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他与弟弟马谡均被刘备辟为荆州从事。

刘备对荆州人才的挖掘十分彻底，以至于后来孙权完全继承了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却已无法占有荆州的人才资源。荆州派人士相比北方派人士而言，能力更为全面，从政、从军经验更为丰富，宗族力量更为强大，而且忠诚度也并不逊色。是故刘备入蜀之初所带的基本都是荆州派，如庞统、黄忠、魏延、刘封、霍峻，北方派的旧将关羽、张飞、赵云则留镇荆州。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庞统在刘备攻打雒城时身中流矢阵亡，年仅三十六岁。刘备十分悲伤，痛哭不已。

庞统死时，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正作为援军溯江而上，平定白帝、江州、江阳等地，打通荆州与益州的通路。看起来，诸葛亮取代庞统担任阵前军师应该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但谁料，半路杀出来个法正，为刘备集团带来了东州派。

外统都畿，内为谋主

东州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因为汉末没有一个叫东州的地方。东州是一个政治概念。东州士，指的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由南阳、三辅等地进入巴蜀的客居人士。因为相对于益州而言，这些外来者都是自东面而来，故得名。

东州人士与东州兵，是刘焉父子镇压巴蜀本土豪强依靠的主要力量。但东州人和益州人之间的恶斗，也同样消磨着刘焉父子的统治权威。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萌生了更换主子、迎新主入川主政的想法。

最先将此付诸行动的是蜀郡成都人张松。按理说，益州人士是比较排斥外人当政的，但张松这人比较异类。他自恃有才，希望在英明的主公手下发挥才干。刘璋时期，张松已经担任益州别驾——别驾为州牧之副，可以说是益州人士担任的最高官职了。但张松认为刘璋昏聩无能，一心想为益州找个更好的主子。他原本中意曹操，想借盟好之机把益州卖与曹操。但当时曹操新吞荆州，志得意满，不免轻待于他。张松一气之下，把益州献给了刘备。

由于张松的首倡，刘备以助刘璋抵御张鲁之名入蜀。但不久事机泄露，张松为刘璋所杀。张松虽死，但其后继有人，那就是扶风郿县人法正。

法正，字孝直，出身于关中世家大族，其先祖可上溯至战国末期齐襄王田法章。建安初年，三辅大饥荒，法正与同乡孟达一起避难蜀中。在刘璋治下，法正仅担任新都令、军议校尉，既不被重用，又遭到客居蜀地的同乡嘲笑。法正与张松达成了共识。虽然两人各处益州与东州这两大水火不容的派系，但两人一致认为：想要改变他们的未来和巴蜀的未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刘璋，为刘备带路。张松为主要策划者，法正则是具体的实施者。

后来张松被杀，庞统阵亡，诸葛亮又远在巴郡，精明能干的法正把握这个绝佳的时机，立即填补刘备身边谋主的位置。法正承袭了曾祖父的韬略才智，而且拥有在蜀地为官的政治经验与人脉资源，为刘备平定益州可谓竭忠尽智。比如当时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采用坚壁清野的战略，烧掉仓廪，加固壁垒，静待刘备粮尽退军。这话传到刘备那里，让刘备十分忧虑。法正是熟悉刘璋的，他认为以刘璋仁厚的性格必不会采纳。事情发展果然如法正所料。围攻雒城时，法正又亲笔写下劝降书劝说刘璋放弃抵抗，这对于次年刘璋举成都出降也产生了催化的作用。

法正获得刘备信任后，便大力举荐和提拔原刘璋旧部即东州人士进入刘备政权。比如许靖，是当时益州资历最老、声望最大的名儒。他是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早在汉灵帝年间就与其弟许劭创立“月旦评”，每月品评天下人物。当时朝廷选官实行察举制，看重候选人的声望风评，因而许氏兄弟的“月旦评”成为影响士子跻身官场的风向标。一个士子只要得到“月旦评”的赞扬，就能身价倍增、仕途辉煌，因而“月旦评”被时人争相追捧。曹操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出自许劭的评论。

然而随着汉末乱世的到来，“月旦评”停办，许靖与许劭远离中原以避祸。许靖先后投奔豫州孔伷、扬州陈祎、吴郡许贡、会稽王朗、交趾士燮，转了一大圈，最终落脚益州，在刘璋手下做了蜀郡太守。当刘备围城时，许靖却留下了一个人生污点——试图翻墙出城投降，而且还被刘璋手下人发现了。这可太丢人了，不仅世人看不起，连刘备都瞧不上。可这时，法正劝刘备道：“天下有很多毫无才德但能博得虚名的人，像许靖就是。”他认为对待许靖这种人，不如给他高官厚禄但不给实权，把他当作一个大花瓶，以此表现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收买益州人心。刘备采纳了法正的意见，任命许靖为左将军长史。此后许靖陆续担任太傅、司徒，品评人才，提拔后辈，清谈不倦，发挥自己的余热。连诸葛亮见他都要敬重地行拜礼。

太守是一郡军政主管，也是派系构成的表征。梳理一下刘备平蜀之初益州主要的郡太守名单：

蜀郡太守：法正（扶风人，东州派）；

梓潼太守：霍峻（南郡人，荆州派）；

广汉太守：习桢（襄阳人，荆州派）；

巴郡太守：张裔（蜀郡人，益州派）；

巴西太守：张飞（涿郡人，北方派）；

巴东太守：辅匡（襄阳人，荆州派）；

汶山太守：陈震（南阳人，荆州派）；

犍为太守：李严（南阳人，东州派）；

江阳太守：刘邕（义阳人，荆州派）；

固陵太守：刘琰（鲁国人，北方派）；

牂牁太守：向朗（宜城人，荆州派）；

朱提太守：邓方（南郡人，荆州派）。

此外，东州派的孟达被调往荆州，担任宜都太守。

可以看到，虽然北方派、荆州派依旧是刘备势力入益州后的主力，但东州派已经开始在刘备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随着势力的此消彼长，将占据更多话语权。

法正担任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刘备对他可谓宠信备至。但法正在道德上有硬伤。他掌握了权力以后，就公器私用、睚眦必报，对得罪他的人往往痛下杀手、除之后快。有人告到诸葛亮那里，希望他出面让刘备压一压法正的威风。但诸葛亮显然不愿意出这个头，他说，刘备当年在荆州内忧外患，担惊受怕，现在靠法正治理蜀地，使蜀地安定有序，这么大的功劳，“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对于诸葛亮的表态，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诸葛亮认可法正以私废公的行为。但这显然不符合诸葛亮一贯公正清明的做事风格。因此孙盛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诸葛亮：“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还有一种解读，就是诸葛亮对法正的行为也看不入眼，但无可奈何。

从一个细微的官职变动可以看出当时诸葛亮与法正的关系。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北上与曹操争汉中，法正随行为军师。当时诸葛亮主管后方，自作主张提拔了益州人杨洪，令其暂代法正的蜀郡太守之职。杨洪上任后对于各项事务都打理得有条不紊，很快就转正了。但没过多久，杨洪就被转任益州治中从事，直到刘禅即位后才再度出任蜀郡太守。但史载杨洪并没有犯事受罚，这种不正常的官职变动显然有隐情。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颇多春秋笔法，联系前因后果，我们或可以推理其背后的隐笔：诸葛亮对法正在蜀郡太守任上的行为早就不满，于是趁他出征在外，就换上了有助于缓和矛盾的益州本地人杨洪。而以法正的性格，自然对这种背后插刀的行为十分愤怒，因而在刘备面前告状。刘备偏袒法正，杨洪只能另转他职。

由此可见，作为刘备入蜀后最倚重的左膀右臂，诸葛亮与法正很可能存在矛盾冲突，他们背后正是荆州派与东州派的角力。而在当时，无论是功劳还是在刘备面前的话语权，法正都要高过诸葛亮。在法正谋划下，刘备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进位汉中王。刘备称王后即大封群臣，法正以首功被擢升为尚书令，兼任护军将军，军权政权一把抓。而诸葛亮在此次封赏中居然不见其名，仍为军师将军，实际上已居于法正之下。

按照这种发展态势，等到刘备称帝，担任丞相的很可能是法正而非诸葛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仕途高歌猛进之时，法正却于次年突然去世，年仅四十五岁。荆州派与东州派之争，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反复之人，何足与书

法正的去世，对两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当然是刘备。谋主再度出缺，让刘备的行为和决策失去匡正，这就直接导致他后来的夷陵大败。诸葛亮虽然与法正有派系之争，但对法正的能力还是认可甚至钦佩的。他在夷陵之战后有一句话总结得很中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这一句肯定了法正两方面的能力。一是肯定了法正的话语权。刘备这人脾气很倔，一般人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刘备之前在汉中与曹操作战，战况不利，刘备坚持不撤退，谁劝也没有用。法正便冒着矢石冲到刘备前面。刘备赶紧拉法正：“孝直，快躲箭啊！”法正说：“明公都亲当矢石，何况小人我呢！”刘备只好答应一起撤退。刘备东征孙权，诸葛亮、赵云、秦宓等苦心劝谏，毫无作用，诸葛亮才感慨法正话语权之重。

二是肯定了法正的谋略。赤壁之战后曹操曾哀叹，若郭嘉还在，不会使他如此惨败。这多少有点马后炮的意味，因为赤壁之战中曹军遇到疫病盛行这种不可抗力，郭嘉即便计谋超群，能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但夷陵之战不同，刘备驻军水草丰茂之处，连营七百里，连千里之外的曹丕都能看出他犯了兵家之大忌，对于这些问题随军将领和参谋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估计没一个人敢跟已经是皇帝的刘备讲。如果法正在，肯定能够帮刘备避免这些低级错误，也极有可能改变夷陵之战的结果。

法正早逝，诸葛亮该长舒一口气了吧？不，他还需要面对第三个东州派劲敌。

二

本土人重返主场：益州派崛起，蜀汉灭亡

思得良伴，腹有鳞甲

蜀汉章武三年（223）春，刘备于白帝城病危，传诸葛亮自成都赶来受托孤遗诏。风尘仆仆的诸葛亮刚推门而入，便有一丝不安。因为他原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托孤重臣，没想到刘备病榻边已经跪着一个人——尚书令李严。

尚书令权力的变迁，是两汉政治更替一个特有的线索。在汉武帝之前，尚书令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公务文书的令史。但随着汉武帝抑制相权，内朝的权力被扩大，尚书令地位逐渐提升。到了汉成帝时，尚书台分曹治事，“六部”雏形渐成，尚书令遂成为对皇帝负责、总辖各曹的行政首脑。在东汉，尚书令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在皇帝面前享有“三独坐”的待遇。而名义上的百官首揆“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反而成为荣誉职位，并无实权。直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朝已废弃二百年的丞相一职又恢复在自己身上，丞相与尚书令并存。这就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冲突：谁为朝臣老大？

在当时的曹操政权中，这个问题还不甚突出：汉献帝已形同傀儡，曹操虽为丞相，实则已君临天下。而且因为天下未定，所以曹操长期在外征讨，尚书令在朝中统领百官，二者并无职权冲突。汉末最后的两位尚书令荀彧、华歆，也皆为曹操之臣僚。

刘备于蜀地建国，政治制度几乎全部承袭东汉旧制。刘备与曹操是死对头，他曾经自我吹嘘，自己行事只要与曹操反着来，就都能取得成功。但在恢复丞相之职这方面，刘备却紧随曹操的脚步。曹丕称帝后为表达对父亲的致敬，不再设丞相，而隔年刘备称帝，却在蜀汉恢复了丞相之位，将其授予诸葛亮。因此在蜀汉政坛，出现了丞相与尚书令并存的情况。

蜀汉首任尚书令是法正，法正死后是刘巴。刘巴也是刘璋旧臣，早年在荆州，对刘备各种不服。别的荆州人士都依附刘备，刘巴却向曹操效忠。后来刘巴勉强入了刘备阵营，架子却依旧很大。张飞曾经登门拜访，有心结交，刘巴反而将张飞羞辱了一番：“大丈夫结交四海英雄，怎能跟一个当兵的对话？”

刘巴死于刘备东征期间。李严接任尚书令，东州人再次占了上风。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跟刘巴一样是从荆州流入益州的，在绵竹之战中临阵倒戈，加入刘备阵营。李严的尚书令之职，是刘备退居白帝城时亲招他到御前封赐的。而李严至少比诸葛亮早两个月到达刘备身边。

说刘备白帝城托孤，“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这是没错的。刘备遗诏“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统内外军事，就是蜀汉内廷外朝的所有军队全部由李严统帅；留镇永安，则是因为当时蜀吴仍处于敌对状态，永安是对吴最前线，也是重兵集结之地。

刘备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安排？从浅层次来看，是为平衡荆州派与东州派，避免诸葛亮权势过大；从深层次来看，蜀军新败，外有强敌，内有叛乱，亟须具备丰富治军经验之人来统领军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刘封、霍峻、孟达、黄权，或死或叛，一时竟然朝中无将。而诸葛亮和赵云，此前几无独立带兵经历，不可能委以军权，反倒取得过两次平叛胜利的李严更能博得刘备的信任。于是，李严由一郡之守被火速提拔为全军总司令。这和孙权对陆逊的提拔如出一辙，看来夷陵大败的确给刘备上了生动的一课。

于是在后主刘禅登基时，李严既是与丞相在职权上存在冲突的尚书令（内政主管），又是留镇永安的军事主管中都护。诸葛亮的地位受到了全面挑战，东州派又压过了荆州派一头。

然而，刘备的托孤遗诏是暗藏玄机的。他让李严留镇永安，是非常时期的战备考虑，但并没有说留屯多久。随着蜀吴重归盟好，李严在永安的军事价值一下子就被削弱了。而诸葛亮则拥有一项足以翻盘的法宝，那就是在皇帝身旁。

诸葛亮在刘禅登基后，先是获得了开府治事的权力，可以设立自己的属官，不久又领益州牧，垄断了察举，拿下了人事大权，再加上此前接替张飞的司隶校尉（监察权），一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如果说促成与东吴的盟好是削弱李严军权的重要一步，那么诸葛亮亲征南中就是从李严手上夺回军权的更为关键的一步。南中叛乱于益州政权而言为司空见惯之事，并没有严重到需要一国之丞相亲征。即便需要，李严既是名正言顺的军事总管，又是对南中夷人有过胜利战绩的将领，显然是更合适的统帅。但诸葛亮执意亲自出征。当时有一个叫王连的东州派官员，当面劝谏诸葛亮，认为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诸葛亮不应该亲自冒险远征。但诸葛亮的反应很微妙——“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一个常年搞后勤工作、从未独立领兵上阵的文臣，居然觉得所有将领的军事才能都不及他。这“诸将”之中，显然包括李严。后来诸葛亮南征归来，进而北屯汉中筹备北伐，标志着他已经完全掌握军权。李严却空有名号，实则无所作为。

李严的苦闷，从他给老朋友孟达的劝降信中就能看出：“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全信应该很长，陈寿独将这一句录入史书，耐人寻味。“思得良伴”四字的背后，就是李严对自己命运的忧虑。在权力空间被诸葛亮挤压殆尽时，他甚至寄希望于孟达返国襄助，以壮大东州派在蜀汉政权的势力。

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李严做了两件事情，加剧了他与诸葛亮的矛盾。

其一是李严曾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劝他加九锡，晋爵称王。显而易见，李严的劝进并非善意，而是充满恶意。以丞相身份加九锡、称王，这就是曹操篡汉的前奏，这对于忠臣诸葛亮当然是莫大的侮辱。诸葛亮巧妙地回答：“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方宠齐、晋，坐自贵大”说的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典故，都在讲权臣篡位，这就直接点出了李严置其于不义的险恶用心。然后又说：“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如果灭了魏国，就算是十锡都能接受，何况九锡呢？这算是幽默了一把，弄得李严无话可说。

其二是李严自永安移屯江州后，提出了一个设想：将益州东部的五个郡合并为巴州，他担任巴州刺史。随后在蜀汉建兴八年（230），因魏国三路进犯，诸葛亮命李严调兵两万人赴汉中支援。李严见了诸葛亮，却主动说起司马懿开府的事情。州刺史的职位，开府的权力，都是诸葛亮有而李严没有的，前者掌察举权，后者可以征辟属官。这表明李严非常渴望在人事大权上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至少分一杯羹。

无论是巴州刺史还是开府治事，李严的诉求都未能得逞，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为诸葛亮上书后主弹劾李严的罪状。

而更令诸葛亮担心的是，谋求权力失败的李严，会不会对蜀汉失去忠心，进而拥兵自立，甚至做出叛国之举呢？毕竟，已经有孟达作为前车之鉴了。而此时李严主掌益州东部军政大权，比当年孟达掌管的地盘和军队要多得多，一旦他负气投魏或投吴，对于蜀汉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蜀汉建兴七年（229），尚书令陈震出使吴国，参加孙权登基大典。陈震是荆州派人士，又与李严同为南阳人，有乡党之谊，可谓互相比较了解。临行，他让诸葛亮警惕李严，说李严“腹有鳞甲”。这个词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鳞甲是士兵身上的装备，代指军权。“腹有鳞甲”就是说李严这个人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诸葛亮随即写信告知了留守成都的蒋琬、董允：“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苏、张，就是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张仪，以高超的外交手段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这句话显然是在说，李严不仅反迹已现，更有可能借助他外镇边境的优势，与魏国和吴国进行秘密外交，彼此勾连。一旦如此，蜀汉便万劫不复。这让诸葛亮终于下定决心，对李严动手。

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由李严在后方总督粮草运输。由于连日大雨滂沱，粮车无法按时赶到，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带来李严的书信，希望诸葛亮班师。但当诸葛亮班师回朝后，李严却惊讶道：“军粮还很充足啊，你怎么撤退了？”他还向后主上书，认为诸葛亮退军是为了诱敌。诸葛亮把李严前后的手书拿到后主面前一比对，谎言不攻自破。诸葛亮于是联合朝臣上表弹劾李严。诸葛亮在联名信中，把李严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国之巨奸。最终，李严被免官解职，废为平民，流放梓潼郡。

现在看起来这件事疑点重重：李严骗诸葛亮班师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后主面前编瞎话的目的又是什么？李严前后所言都有手书为证，作为这么多年的官场老手，会这么愚蠢吗？参军狐忠，即后来成为蜀汉著名将领的马忠，在这件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他是诸葛亮派到李严身边的卧底吗？

以上种种，我们无法解释，只能猜测。无论如何，李严的倒台，标志着东州派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在蜀汉走向式微。东州人是一个身份十分尴尬的群体，他们于益州人而言是外来者、征服者，于刘备政权而言又是战败者、来降者。从法正到李严，东州人在这种夹缝中始终试图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寻求更大的话语权。但对于矢志北伐的诸葛亮而言，蜀汉原本就弱小，更经不起朋党相争的内耗，他需要绝对权力来实现他的北伐，需要绝对的团结来保障他的北伐。因此当李严成为这一愿景的障碍，其下场便早已注定。

李严被废黜后，仍期待有一天能被朝廷起用，直到听到诸葛亮的死讯，他才意识到自己再无重返政坛的可能，发病身死。其子李丰，曾被诸葛亮表奏总督江州以安抚李严的“不平之心”。但随着李严的倒台，李丰也被调离巴东，被派往南部任朱提太守。

东州派虽然式微了，但荆州派也不是铁板一块。诸葛亮在世时，尚能以个人权威使之上下齐心；诸葛亮一去世，荆州派内部的冲突便在积酝已久后突然爆发。这场矛盾的主角，是魏延和杨仪。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星落五丈原，丞相诸葛亮死于北伐军中，举国震动。而就在此时，一场波诡云谲的大戏，正在悄悄上演。

诸葛亮主政蜀汉的十二年，总揽军政大权，抑制了东州派大佬李严对其权威的挑衅。这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不可回避的权谋一面。而同时，他整肃吏治，选才任能，重才干而轻出身，促进荆州派与东州派的融合，并提拔大量益州本土人士，让蜀汉走出派系对立的旋涡，和衷共济，同心协力。从这一点来看，诸葛亮被称为一代贤相可谓毫不夸张。

作为荆州派人士的带头大哥，诸葛亮被赋予的使命更为重要。因为随着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败亡、荆州被夺，荆州派人士失去故土，宛如断了线的风筝，其情境宛若当年的北方派人士。刘备东征，虽然受到诸葛亮等人的劝阻，但最终还是成行，其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构成刘备集团主体的荆州臣僚渴望夺回家园。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刘备夷陵之败，荆州派将领折损也最为严重，冯习、张南、傅肜、马良皆亡于此役。失地加减员，逼迫诸葛亮必须考虑从年轻一代的荆州人士中选拔好苗子，以维持蜀汉基业。

诸葛亮最初看重的是马良的弟弟马谡。马谡入蜀后先后担任绵竹令、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华绝伦，好谈论谋略。诸葛亮以马谡为行军参军，在行军帐中经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诸葛亮南征时，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为诸葛亮所采纳，最终使南中归服。

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出祁山。当时大家都以为先锋将领应该让魏延、吴懿这样的大将担当，但诸葛亮出人意料地提拔马谡为先锋将领。这个用意很明显，基本上是把马谡当作接班人来培养了。谁料马谡空有谋略，一到实战却整体垮掉，导致街亭之战大败，葬送了诸葛亮最有希望进取关中的一次北伐。

盛怒之下，诸葛亮将马谡处斩，以明军法，留下了“挥泪斩马谡”的千古悲歌。吸取马谡的教训，诸葛亮不再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魏延和杨仪。

魏延是义阳人，是从刘备时代就跃出的一匹军界黑马。刘备占据汉中后，大家都以为会让张飞担任汉中太守，张飞也觉得非自己莫属。可刘备偏偏不按套路出牌，让名不见经传的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问魏延该如何守卫汉中，魏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语气豪迈，让刘备十分嘉许。诸葛亮北伐时，用魏延统领蜀汉五军中最精锐的前军，魏延屡立战功。而且魏延在蜀汉建兴八年（230）独立引兵西入羌中，击败魏将郭淮、费耀，声威大震。魏延还提出了著名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方案，但被诸葛亮否决。因此魏延认为诸葛亮行事过于保守谨慎，经常自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

杨仪是襄阳人，其家族为襄阳冠族。杨仪先仕于曹魏的荆州刺史，又叛魏投蜀，被关羽派去见刘备，留在蜀中效力。刘备对这位迟来的荆州人器重有加，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并提拔他为尚书。刘备称帝后，东州派大佬刘巴任尚书令，杨仪因为与刘巴关系不好，遭受打压，被贬为弘农太守；弘农不在蜀汉境内，所以这就是个虚职。但随着诸葛亮主政，杨仪又迅速被诸葛亮提拔，成为随军的参军、长史。无论南征北讨，他都紧随诸葛亮左右，参与军队部署、粮草筹备等军旅事宜，并干净利落地处理得妥妥当当。以至于后来，“军戎节度，取办于仪”。杨仪成为诸葛亮最亲信的人。

文有杨仪，武有魏延，这本是让诸葛亮十分欣慰的荆州派前景，但让诸葛亮头疼的是，杨仪和魏延却相看两厌，关系势如水火。他们经常当着众将的面争辩得面红耳赤，严重的时候，魏延甚至会举刀要砍杨仪，杨仪则涕泗横流以博同情。诸葛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正因为诸葛亮对他们都很器重，不忍心偏袒任何一方，因而对他们的矛盾始终未能进行有效约束与制衡。

诸葛亮一死，魏延和杨仪果然翻脸。魏延不听杨仪撤军的调遣，甚至举兵相攻。两人更是同时传信给朝廷，举报对方叛变，让后主刘禅不知所措。魏杨之争，险些将原本就薄弱的蜀汉军队引入分裂。最终，魏延为杨仪指使的马岱所杀，并遭夷灭三族。蜀汉因内斗折一员上将，而杨仪自以为功勋极大，可以取代诸葛亮主持朝政。没想到，诸葛亮早就指定了接班人，不是他，而是蒋琬。

蒋琬是零陵湘乡人，蒋氏家族在零陵应当是一个地位尊贵的家族。但蒋琬在刘备集团任职之初，不仅没受重用，还差点被刘备杀掉。当时蒋琬担任广都长，不理政事，终日烂醉如泥，结果被巡游广都的刘备逮了个正着。多亏诸葛亮求情，才留了他一命，仅给予罢官处罚。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就将蒋琬辟为主管选拔人才的东曹掾。后来诸葛亮北驻汉中筹备北伐，又让蒋琬与张裔一道以丞相长史身份留守后方，负责供应前方军需。这时候的蒋琬不再贪杯醉酒，每件事情都干得很漂亮，让诸葛亮十分欣赏。诸葛亮甚至曾在给刘禅的密表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这封密表当然是杨仪所不知道的。当他自以为已铲除政敌得势之际，晴空一声霹雳响，后主刘禅降诏，以蒋琬为尚书令，不久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而杨仪只得到个中军师职位，毫无军权。

杨仪自谓工龄比蒋琬长、能力比蒋琬强，结果让蒋琬爬到自己头上，当然心有不满、有牢骚，但他发错了对象。后军师费祎去拜访，杨仪愤懑之中，说了一番气话：“当初丞相去世时，我如果领兵去投奔魏国，怎么会落得今天的下场，真是后悔莫及！”费祎辞别杨仪，立马就写密信向皇上举报了他的悖逆言论。杨仪被流放至汉嘉郡，但他依然上书为自己争辩，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杨仪不堪其辱，自杀身死。

我们可以想象，临终时的诸葛亮是多么的痛苦。魏延和杨仪，这两人哪个不是与他并肩多年的爱将、爱徒？然而，当他意识到魏杨之争将在他死后走向失控，甚至有可能毁掉蜀汉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时，就不得不痛下杀手，遗计蒋琬等人做局，将魏杨二人先后除掉，永绝后患。

这是政治家的本能，亦是政治家的无奈。

芳兰生门，不得不锄

历经诸葛亮与李严的斗法、魏延与杨仪的搏杀，数十年的光阴送走了益州土地上一批又一批外来者。终于，轮到益州本土人士登场了。

如前所述，在刘备初定益州分设郡守时，荆州人士占了大头，甚少见益州籍人士。盖因益州人素来对外来者抱有敌视态度。前有刘焉刘璋父子对益州本地豪强大加屠戮，旧恨未消，又来了刘备带领的荆州人，因此不同于许多东州派人士积极献城投降，益州人对刘备集团的入驻颇有疑虑，即便出仕，言语之间也时常透露着不满。

例如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费诗，起初还颇受刘备厚待。但当刘备试图成为汉中王时，费诗却泼了一盆凉水，惹得刘备大怒，把他贬谪到益州最西南角的永昌郡（郡治在今云南施甸）去当从事。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非常之政。考虑到益州人的言论有可能动摇其在益州的统治，因此即便以仁厚著称的刘备，也常常会举起屠刀。

例如蜀郡人张裕，是个狂士。因为他长着满脸络腮胡，一次在宴会上，刘备就编故事打趣他：“我老家涿县，东西南北住了很多姓毛的家族，所以人们常说：‘诸毛绕涿居。’”“涿”与“啄”谐音，是嘴巴的意思。没想到聪明的张裕立即反唇相讥：“有个人，先担任潞县县长，又担任涿县县令，别人给他写信，落下哪个地名都不妥，于是就叫他‘潞涿君’。”这是在讥讽刘备没胡子，嘴巴暴露在外。刘备记恨在心，后来几笔账一起算，将张裕逮捕入狱。诸葛亮来求情，刘备却说：“芳兰生门，不得不锄。”于是张裕因言获罪，惨遭弃市。

高压之下，早期能为刘备和诸葛亮所信任并重用的益州人，寥寥无几。黄权算一个，张裔算一个。尤其张裔，让诸葛亮逐渐意识到益州本土人士的才干，由此拉开了以益州人治益州的序幕。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他是刘备平蜀之初唯一担任郡守的益州人士，先任巴郡太守，又任益州郡太守。雍闿叛乱时，把他绑起来送到了吴国，后来吴蜀交好，孙权又将他送还蜀国。张裔返国后，被诸葛亮任命为参军、治中从事，留在成都署理府中事务。张裔为政公平，不偏不倚，让诸葛亮十分赞赏：“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在诸葛亮主政时期，已经有许多益州人担任县令、州从事等初级干部职位。后来由于蜀汉失去荆州，益州诸郡成为蜀汉唯一的人才来源地。到了蒋琬、费祎时期，益州人士在郡守席位方面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于军界也涌现出煌煌战将，其中知名者如马忠（巴西阆中人）、张嶷（巴郡南充国人）、王平（巴郡宕渠人）、句扶（巴西汉昌人）、柳隐（蜀郡成都人）。当时蜀国三面分别由三位都督守边，北有王平，东有邓芝，南有马忠，皆声名远播。其中益州籍人就占了两席。

当益州人掌握军政权力后，战与和之争就再度上演。益州人对兴复汉室的口号没有什么认同感，对北征关陇之地更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当他们意识到北伐战争实际上就是流益州人的血为荆州人实现梦想时，自然会本能地生出反感。这种情绪，集中表现在张翼与姜维的矛盾上。

张翼，犍为武阳人，为西汉开国名臣留侯张良之后。马忠死后，张翼是益州人士在军界的最高将领。

蜀汉延熙十八年（255），毌丘俭、文钦挑起淮南二叛，姜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提议出师北伐。当时朝廷之上，唯有张翼与姜维争辩，认为蜀国“国小民劳，不宜黩武”，但姜维不听。此次北伐开局很好，姜维于洮西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魏军折损数以万计。这时候张翼又劝阻，认为应当适可而止，继续追击就是画蛇添足，反而会毁此大功。姜维又不听，围王经于狄道城，遭到陈泰、邓艾前来救援，无功而返。自此之后，张翼与姜维关系变得很紧张，但由于张翼在军中特别是在益州人之中的地位，姜维出兵时又不得不带他，因而颇为尴尬。

蜀汉景耀二年（259），后主刘禅分置左右车骑将军，以张翼为左车骑将军，以廖化为右车骑将军。随着蜀国将才的先后离世，张翼和廖化已经成为仅次于姜维的军事统领。廖化本是关羽旧将，但到了蜀汉后期，连他也不主张姜维穷兵黩武地发动战争。蜀汉景耀五年（262），姜维准备率军出狄道，廖化叹息道：“所谓‘兵不戢，必自焚’，这话说的就是姜维吧。他能力不如敌人，兵力也少于敌军，却如此频繁用兵，怎能持久呢？”话语之中，分明流露出对蜀汉未来的忧虑。而在当时的蜀汉朝堂之上，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及诸葛亮一手提拔的辅国大将军董厥、尚书令樊建，也均反对姜维北伐。北伐已经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姜维成了孤家寡人。

就在第二年，魏国三路大军伐蜀，钟会突破汉中，邓艾奇袭绵竹，蜀汉大势已去，后主刘禅出降。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发挥了关键作用，那就是益州派人士的领袖——光禄大夫谯周。

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其家族诗书传家。谯周跻身朝堂之后，不断散布反战的言论。他最著名的一篇策论叫《仇国论》，是其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在文章中，谯周虚拟了两个国家，一个小国叫因余之国，一个大国叫肇建之国。他借文中虚拟人物伏愚子之口提出，像因余之国这种小国，就应该学习周文王和勾践的做法，休养生息，抚恤民众，以待时机，实现以弱吞强。他还反驳了借刘邦战胜项羽而为北伐立据的观点，认为刘项之争时，天下土崩瓦解、豪强并争，故而刘邦可以一争天下。而目前因余之国与肇建之国已经传世数代，基业稳定，因此“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谯周这番论调是在影射蜀国和魏国，认为蜀国现在与魏国进行军事对抗无疑是自找死路。他在文中说：“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他将矛头直指姜维。

谯周跟随谶纬学大家杜琼学习过谶纬之术，这成为他唱衰蜀汉政权的工具。谯周说，“曹”的意思就是众，“魏”的意思就是大，既众且大，天下注定是曹魏的。若在蜀汉开国之初，谯周肯定要像张裕那样被处死了。然而谯周在朝中稳如泰山，这说明在蜀汉末期，朝堂上下已经离心离德。谯周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刘禅王朝已经在益州人内心中被抛弃了。

因此，当邓艾兵临城下之际，谯周的投降论调立即占据了上风。有人提议投奔吴国，谯周反驳道，自古以来没有寄身他国的天子，投奔吴国要向其称臣，未来魏国灭吴，还要二次受辱，不如直接向大国称臣，一次受辱。还有人提议投奔南中，谯周也反驳道，退往南中需要提前规划，现在大敌当前贸然前往，南中又久叛未服，恐怕性命都会不保。这场廷议几乎成了谯周的一言堂，没有人能够争辩过他。最终刘禅投降。

三国时代落幕后，书写三国历史的重任却落在了益州人的肩上。蜀中自古多出才子，谯周的学生陈寿，巴西安汉人，由蜀至晋，仕途不顺，乃私撰六十五卷《三国志》，名列“前四史”，成为记载汉末三国历史最权威的史书。后来东晋时又有蜀郡江原人常璩，修有《华阳国志》，为现存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地方志。

尘归尘，土归土，随着又一个乱世的降临，益州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时代也已不再遥远。蜀汉灭亡四十年后，出自巴西宕渠的流民起义领袖李雄在成都建号自立，建立成汉政权，又一场大戏在巴蜀之地上演了。

《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

成长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