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军进入广州受降记

开赴广州

新一军于1945年8月15日由云南开赴广州湾途中，在贵县接到蒋介石命令，指定开赴广州受降。即决定新三十八师赶快由玉林、北流、容县、梧州公路推进到梧州集结待命，军部及其余的两个师在贵县集中，候船运梧州待命。这时候军长孙立人召集各师师长在贵县开会，商定受降措施，并令各部队快速运送。我记得当时新三十八师全体官兵，无不兴高彩烈，玉林市的老百姓也都欢喜若狂，鞭炮整日不停，街头上舞狮的和耍龙的比春节还要热闹。大家都以为从此就是升平盛世了，谁会想到内战就会接踵到来呢。

8月中旬，新三十八师全部由玉林向梧州推进，经过六七天，全部到达梧州上游15公里的戎圩小市镇上，等船待运。那时新一军军部已在梧州设立船运指挥所，封征船只，军属的其他两个师及直属部队则仍集中在贵县，因船只太少，还没有启行。新三十八师在戎圩镇等了三四天，就分批上船向广州进发了。第一批船载着新三十八师的第一一三团及师属通信营、师指挥所等，由师长李鸿率领，于9月7日首先到达广州。我(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带领师属炮兵营、工兵营、汽车连及一一二团的一个步兵营乘第二批船，于9月10日晚到达广州。以后师属各部及全军各部队均在9月份及10月上旬内陆续到达了广州。

现将我亲眼看到的由梧州到广州沿途情形略作介绍。由梧州到广州的沿江小圩镇小县城如封川、都城、德庆、九官、六都、悦城、禄步、西南等地，由于兵燹以后，都是蓬蒿满目，破瓦颓垣，凄凉一片。市面上来往行人很少，特别是很少青壮年男子，一般都是老弱妇孺而已。沿江小股土匪如毛，我们的船虽然满载着武装齐全的部队，但两岸仍然有冷枪向船上射击。船上部队竟然也用机枪向岸上作无目标的连续扫射显示威力。晚间停船宿营时，也要严密警戒。据我们师派出的由江岸陆地前进的骡马车辆部队到达广州后所谈，说是沿途土匪组织，不仅人数多，且各有军队番号，帮派复杂，各有国民党的军政后台，军匪不分。我们的骡马车辆通过时，先遣人员要先投帖“拜山”，请求通过，否则诸多阻难，甚至军队宿营后连小菜副食品等也无法买到。沿途只有肇庆是个特殊地方，在破瓦颓垣中，烟馆、赌场、娼寮、饭店林立，和重庆、贵阳、昆明同一模样。当我们的第二批船队到达佛山市前，已经接到第一批船队留下来的情况通报，说：原侵占西江一带的日本军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仍旧据守佛山市外，大部已退往广州去了;防守佛山的日军，现仍在市郊布防，市郊小河交通也仍在日军手里掌握着，只要我们船队的先头第一只船挂上军旗，便可通行无阻。当时我还怀疑日军可能不会如此驯服，为防万一起见，在船队接近市郊小河前约二里处，将载步兵营的船只靠岸，作好战斗准备，其余船只依通报所说办法继续前进。我们的先头船接近佛山市时，看到河中水面拦有铁丝障碍物，两岸各有哨兵监视。当日军看到我们的船只前进时，他们马上推开障碍物，并向我们船头军旗敬礼。

在广州受降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和新一军军部都派有前进指挥组随我们的第一批船于9月7日进入广州市。当我们第二批船队到达广州时，已是9月10日晚9时左右。船队在沙面登岸，早有本师前进指挥所的参谋人员分头带领新到部队进入宿营地。新一军军部设在沙面，我到军部报到之后，会见了师长李鸿，向他询问受降布置及广州市面情况。李鸿说：“广州集中日军约2万多人，由华南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指挥。张发奎指示过田中，要他将驻广州附近的部队逐步交出防务后，迅速集中，所有日军及日侨的武器、弹药、财产等都原地封存，在各封存地点由日军酌留二三名士兵，会同中国军队派人共同暂时看管，等候中央派员接收。每个封存地点都要准备移交清册一式三份，一份交第二方面军总部，一份交新一军，一份由日军保管。新一军在广州受降布置计划是：军部及军直属部队与新三十八师全部驻防广州市及市郊，新三十一师全部驻防以石龙为中心的广九铁路沿线，五十师全部驻防以清远为中心的粤汉铁路南端英德、花县沿线。新三十八师在广州市区及郊区的布防计划是：将第一批船队运来的第一一三团驻防市中心区东起东教场西到太平路、丰宁路。第二批船运来的师工兵营驻防城北郊的越秀山、白云山地区，炮兵营、辎重营、驻防河南地区，以后的第一一四团预定驻防东山、沙河、石牌地区，第一一二团驻防西关、芳村、石围塘地区，师部设在维新北路敌伪的广州市警察局内，师属各团营在各驻防区内应集中掌握三分之二的兵力，随时准备应变，尤其是防备日军的哗变。对各区内日军准备移交的仓库应依仓库大小，各派出兵力一班或小于一班看守。凡担任看守仓库的部队应严密注视留守日军的行动，双方会同封闭库房，非得师部同意不得进内或动用任何日敌移交的东西。各防区内的市面治安，由步兵团团部或师直属营营部派出巡查班巡查。还规定对抢劫盗匪可加以逮捕，送交师部处理;对斗殴争吵案件，只许劝解;其它民间纠纷，一概“不得干涉”(后来事实证明，规定自规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日军投降缴械后的一个月，是新一军军部及新三十八师师部最麻烦的一个月，这有下列几种原因：一是新一军部队由广西运广州的时间太缓慢，前后竟拖到一个月之久，到广州后的任务是受降与维持治安，日本军队在广州的兵力庞大而且集中，我们当时深恐它们突然哗变，则新一军到达广州的部队兵力不足，难于施加制约，因此，不能不集结较大力量随时准备应变，以防万一。第二是日本军队中有三四千朝鲜人和台湾人，这些人在日本军队中都是兵，只有极少数几个准尉、少尉级官佐，他们在日军编组中又都分散到各个连排中，彼此是毫不相识的人。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朝鲜独立，台湾回归了祖国怀抱，他们便不再服从日本军官的约束，日本军队也再不管理他们了。日军部队中的朝鲜人、台湾人与日本人时常发生殴斗杀害。另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朝鲜人和为数较多的台湾人，流散在广州市面，他们已成了朝鲜侨民和福建人了，这些人虽不在日本军队中，但其中有些人却曾为日军作伥，做过许多对人民不利的事，因此常有殴斗发生。这时候广州地方行政系统还未建立起来，市面治安却又非新一军管理不可，但新一军既不懂国际法，也不懂地方行政，无法应付，对小案件只好劝解，对重大案件则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将当事人同时关押，有人担保的则予以释放，无人担保的则准备以后移交地方当局。我记得当时新三十八师关押了三四十人，以后都交给了警察局去了。第三是不少商人，过去用合伙方式勾结日侨或利用日军势力，大做走私买卖，但是自从日军投降、日侨撤退后，这批财产或商店便成为纠纷根源，有股份的中国人常因分赃不匀而争打，没有股份而知道其内幕的人常借名敲诈，甚至白昼抢劫，引起市面上治安紊乱。第四是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国民党各式各样的特务，在日本军队未投降之前，早已与广州地方的各种黑帮会勾结起来，有的还撑起所谓“策反”等各种名目，做了汉奸;日本投降，他们又说是地下工作者。这些钻出来的所谓地下人物，当新一军进入广州时，他们早已自封为冠冕堂皇的地方军警行政机关和人物了。我记得有过这样一回事：新三十八师派出的巡逻组在一条较偏僻的街巷里捕捉了两个抢匪，送到师部收押审问，据他们说是中央宪兵某团的宪兵，不是打劫，而是奉命搜查一个台湾籍的日军逃兵家里的私藏枪支。我们都很诧异，广州如何突然钻出来了中央宪兵呢?更奇怪的是不到两天，居然有佩带少将军章的什么“主任”坐着破轿车来到师部要领犯人，师部无法应付，只得推说犯人早已押解军部，请他前往军部洽办，那时整个广州是乱得一塌糊涂。

我记得还有一件更头痛的事：日军侵占广州已经几年，少数日军已与我国妇女结婚，并且生有子女的。当日军奉令集中撤出广州时，张发奎命令不准他们带走中国妇女，要新三十八师暂时将这批妇女小孩约六七十人集中看管起来，师部随即在天河飞机场附近找到空军的一所空房，将她们集中，并交驻在附近看守空军仓库的部队负责看管。不料张发奎的行营以后竟不过问这事，既没有具体处置办法，也没有通知后勤部门发给给养，师部在最初半个月里预支给养给她们，但后勤部门却拒绝报销，因此看守部队便拒绝再发，弄到这批妇孺想逃逃不出，想活又活不下去，饥饿与疾病交相困迫，日日都有死亡。后来还是师部报得了军部同意，先让在广州有亲友的人具保释出，其余以后就任凭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