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名日本人为何横死成都？蒋介石与刘湘的权力暗战

山雨欲来

1936年8月23日下午5点左右，成都骡马市街大川饭店的大堂中，来了四位西装笔挺的客人，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扮各异、神情不善的家伙。

这四个人虽然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一听那古怪的语调，大川饭店的经理曹相侯就知道，这些人是日本人。而他们背后的那群人，有几位曹相侯也认得，都是成都警察局的便衣探子。

看着这副架势，曹相侯感到有些不妙，便以不方便接待日本人为借口，打算把这四个人请出去拉倒。

一听曹相侯的话，四个日本人当场鼓噪起来，自称是来成都游玩的日本商人，却得到如此待遇，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扬言若是没有正当借口，绝不出大川饭店门口半步。

可曹相侯的态度也很坚决，非得向成都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报告之后，才肯让他们入住。

看到这里，许多朋友可能心存疑惑——饭店开门做生意，不光赶人，还要向官方报备，这是什么规矩？

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接待这四个日本人，确实有着天大的风险。

1936年2月，日本突然向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照会，提出了在成都设立日本领事馆的要求，还任命了原日本驻华使馆情报部部长岩井英一为驻成都领事。

消息传出后，四川人民愤怒了——此时，距离日本挑动“华北事变”，撺掇华北五省自治还不到3个月，在这当口，不仅强行要求设立领事馆，还派一名情报官员做领事，日本人想干什么，简直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

于是，在1936年8月初，当岩井英一到达日本驻重庆领事馆时，重庆民众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吓得岩井英一躲在领事馆里，不敢露头了。在这个敏感时期，突然冒出四个日本人，曹相侯自然不敢等闲视之。

在得到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允许日本人入住的通知后，曹相侯还是不放心，又提出要检查这四个人的护照。护照显示，这四个人分别叫做：深川经二、渡边洸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岩井英一并不在其中。

仔细核对过照片和姓名后，曹相侯稍稍放下心来，终于同意让这四个日本人住下来。

这时候，有警察悄悄告诉曹相侯，岩井英一本人虽然还在重庆，但这四个人的确是岩井英一的随从，此次来成都，正是为设领事馆一事来打前站的。一听这番话，曹相侯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他暗暗祈祷，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来。

大祸陡生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曹相侯的冷汗还没干透，事情就发生了。

8月24日中午，这四个日本人抵达成都还不到24小时，大川饭店就来了几个学生打扮的人，气势汹汹地询问：“岩井英一是不是住在这里？”

前台员工一看这副架势，吓得哆嗦，连忙拿出登记册，表示这里虽然住了四个日本人，但岩井英一绝对不在这里。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把登记册反反复复地查了几遍，一无所获，便气呼呼地离开了。

正当大川饭店的员工庆幸逃过一劫时，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并且即将爆发。

下午6点左右，在成都城北门附近，突然出现了近万名青年学生，这些学生高喊反日口号，浩浩荡荡地向骡马市街涌来。一路上，不停地有市民加入进来，等到达大川饭店门口时，庞大的人群将整条骡马市街堵得水泄不通，人们群情汹汹，随时有可能冲进饭店来。这下事情闹大了。

接到大川饭店的告急电话后，成都警备司令部司令蒋尚朴首先赶到了大川饭店，可还没说几句话，人群中飞出的砖头就把他的汽车玻璃砸了个稀烂。

蒋尚朴发觉势头不妙，再待下去恐怕得把自己赔上，于是很干脆的大喊一声：“老子不管啦！”接着，蒋尚朴跳上汽车，飞驰而去，只留下几名警察和大川饭店的员工在风中凌乱。

紧接着，成都警察局局长范崇实也赶到了现场。据当时现场人员回忆，范崇实一到大川饭店门口，便跳上一条长凳，开始向人群喊话，可他的运气比蒋司令还差，同样没说几句，就被人从长凳上揪了下来，摔了个大马趴。随后，人群彻底失控了。石头、砖块如同流星雨一般，瞬间便将大川饭店的大门砸烂，学生们一马当先，冲进饭店，将警察们逼到了日本人所在房间的门口。

突然，房门打开，四名日本人冲了出来，为首的正是深川经二和渡边洸三郎。

据成都警察局事后报告记载，深川经二体格健壮，身手相当矫健，一出房门，便抓了一名警察做挡箭牌，又抢了一根短棍，左冲右突，硬是在人群中撞出了一条路来。冲出大川饭店门口后，深川经二、渡边洸三郎趁学生们反应不及，夺路而逃，向北边跑去。

田中武夫和濑户尚的身体素质估计是差了点，刚跑到门口，便被人群截下，打得头破血流。后来，这两人被范崇实带领警察从人群里扒了出来，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而跑出去的深川经二和渡边洸三郎，就没这么好运了。由于路径不熟，这两人在两个街口之后就跑岔了道。渡边洸三郎跑到了成都县政府门口，想要进去躲避，却被看门人推了出来。

赶来的学生扑上前去，将渡边洸三郎按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就此了账。

而深川经二仗着身手了得，手中又有人质，在正府街上找到一处死角，与学生对峙起来。就在深川经二以为能够逃过一劫时，有人爬上了街边的楼顶，抄起一块瓦片向他砸了过去。这块瓦片正中深川经二头顶，当场把他砸了个天昏地转，学生们趁势上前，几棍下去，又将深川经二打死在大街上。

四名日本人，两人死亡、两人重伤——这便是震动一时的大川饭店事件，因为成都又名蓉城，这一事件又被称为“蓉案”。

迷雾重重

在当时中日关系极为紧张、全面抗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按道理来说，坐在总统府里的蒋介石必然不会轻易放过，非得查出个子丑寅卯不可。

但奇怪的是，这件事刚刚过了三天，南京的《中央日报》便发出了一条新闻，直接指出了事件责任人：

此次事件，据各方观察，四川匪踪未靖，反动政府分子从中策动，借以增加中央应付外交之困难。随后，在8月30日，刘湘的高级幕僚、四川省秘书长邓汉祥在面对日本记者的提问时，也将事件的起因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延安。

难道说，这一事件真的是延安在背后策划的吗？

1937年6月，曾在泸县县委工作的邹风平在延安给党中央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那几年里四川党组织的情况：

“1934年，全川只有隆昌、泸县、自贡3个县有完整的党部，而整个四川省委，只有5个人而已。”而到了1935年，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感到威胁的四川军阀们，加紧了对四川党组织和党员的搜捕——这一年6月，随着四川省委被破坏，整个四川省内，只剩下了失去组织的68名零散党员。直到1937年12月，邹风平才受命回到成都，开始着手重建四川的党组织。可见，在大川饭店事件发生时，延安在四川可以说是要组织没组织、要人手没人手，在这种情况下，要组织这样一起大规模事件，着实有点天方夜谭。

那么，南京和四川异口同声，就是为了找一个“背锅侠”么？

恐怕未必。

蒋介石的小算盘

众所周知，对于四川这块地盘，蒋介石向来是相当重视的。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一次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蒋介石亲临会场，作了一番名为《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演讲。

在演讲中，蒋介石着重提到，四川、贵州、云南，是“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得将四川纳入国民政府的管辖之内。这一点，就忒难办了。

蒋介石虽然早就有染指四川的野心，但从1927年到1933年，四川各大军阀你打我、我打你，搅成了一锅粥，都在忙着拥兵自重、圈地称王。这些军阀们，虽然在名义上遵从南京国民政府号令，但事实上谁也没把坐在南京的蒋介石当回事。为此，蒋介石是相当郁闷，但又无可奈何。

直到1933年，机会终于到来了。这一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在四川、陕西交界处建立了川陕边区。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愈发壮大，将刘湘手下的川军打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

战事不利，钞票却是流水一般花了出去，到了1934年底，整个四川的财力已几乎枯竭，任凭刘湘如何刮地皮，却再也凑不出一笔军费。无奈之下，1934年11月13日，刘湘从重庆奔赴南京，拉下脸皮，向蒋介石求援去了。

天上凭空掉下个大馅饼，蒋介石自然大喜过望。面对刘湘提出的“要钱、要枪、要权”的请求，蒋介石满口答应，当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同时拨给他500万大洋，并允诺接下来还要发行7000万元的政府公债，作为四川的“善后”经费。蒋介石下了如此大的血本，自然不可能不要回报。

1935年1月，蒋介石以帮助刘湘协调军事指挥为名义，组建了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参谋团，带领宪兵1团，进驻重庆。自此，蒋介石终于把手伸进了四川。

蒋介石挑选贺国光作为参谋团主任，自然有他的用意——贺国光虽然是湖北人，但他的堂兄贺伦夔，却是著名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创始人。而贺国光在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时，结识了不少同学，其中就有刘湘、杨森、唐式遵等煊赫一时的人物，算的上川军的老熟人。因此，当蒋介石安排贺国光入川时，刘湘一方面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另一方面碍于同学情面，不得不答应下来。

虽然是老同学、但贺国光入川之后，却是一点不客气——他利用在川军中的人脉，到处请客吃饭、聊天叙旧，堂而皇之地在川军当中掺沙子、搞分化，惹得刘湘非常不高兴。而刘湘更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个开始而已。没过几个月，蒋介石就开始表演“连环拳”了。

1935年5月，蒋介石先是以更好地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为借口，在重庆设立了委员长行营，大摇大摆地住进了行营里。同时，蒋介石又提出，四川省府既然已经完备，就应该及时迁到省会成都去，名正言顺地将刘湘“请”出了重庆，使得刘湘彻底失去了重庆这块根据地。

随后，蒋介石命令与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康泽，带领臭名昭著的“别动队”入川，驻扎在四川各地，专门主持四川各个中学以上学校的军事训练工作。

最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峨眉山搞军官训练团，继续分化川军；一方面调动交通兵团的第2团、第4团把守交通要道，并安排宪兵第3团、第5团分别进驻重庆、成都。到了这个时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的刘湘，大概率就是下一个王家烈，所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蒋介石：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

一石二鸟的“妙计”

从前文所讲的“蓉案”整个过程可知，冲击大川饭店、打死日本人的主力，是近万名青年学生。这就有些蹊跷了。

“蓉案”发生的时间，是8月25日，而这一时间段，正是各个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学生们应该都在家里才对。以当时那种落后的信息传播手段来讲，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能通知到如此多的学生，并做到统一行动，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换言之，在“蓉案”发生之前，这些学生必然是聚集在一起的。

而根据史料记载，1936年8月，成都的各个中学、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教师，正在成都附近的新都县搞军训。负责军训的，正是康泽手下的干将之一，别动队军训处处长杨达。这下，情况就很明显了——这些学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消息，并集体赶回成都，背后的组织和煽动者，必然是康泽和他的别动队。而若是没有蒋介石的直接授意，借给康泽一百八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擅作主张。蒋介石之所以要这么干，是使了个“一石二鸟”的招数。

前文说过，在蒋介石眼中，西南地区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因此，他绝不可能同意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要求。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方针之下，如果真的强硬拒绝，落一个同日本人撕破脸的结局，这又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因此，借四川学子们的手，干掉几个日本小喽啰，既能以治安不佳为由，把设立领事馆一事搅黄，又能够以管理地方不力的借口，把刘湘赶下台，将四川彻底纳入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这么损的招，也就蒋介石想的出来。

根据史料记载，在“蓉案”发生当晚，康泽等一干“复兴社”、“CC”的干部们，开了一夜的紧急会议，并拟出了两条处理意见：

第一、由复兴社和“CC”联名发电给蒋介石，称刘湘暗中派人打死日本人，意图增加中央的外交困难，建议罢免刘湘的四川省主席职务；

第二、“CC”单独发电给陈果夫，建议推荐康泽接任四川省主席。

在康泽看来，这两封电报一出，刘湘必然马上下课，而自己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封疆大吏——这事儿办的，简直太漂亮啦！

然而，出乎康泽意料的是，这两封电报发出之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一点动静都没有。而在此之后没两天，南京中央社便发出了前文提到的那篇报道，在撇清刘湘干系的同时，也彻底击碎了康泽的春秋大梦。康泽百思不得其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

刘湘这个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确定一点：刘湘，的确是个天生的好演员。

1934年底，当刘湘抵达南京码头时，前来迎接的国民政府大员们见到的刘湘，是这副模样的——呆头呆脑、不懂礼数，连话都说不清楚，活脱脱是个四川乡下的土佬儿。看着刘湘这副模样，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都忍不住对陪同刘湘来南京的邓汉祥抱怨道：“刘湘这副模样，简直就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杨永泰的眼神着实有点不济——一个从最底层的见习官做起，先后掀翻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等一干大佬，最终称霸四川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刘璋”？

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省主席之后，刘湘虽然对蒋介石的不断分化极为不满，但表面上却装的若无其事，最后干脆以养病为由，把日常政务扔给秘书长邓汉祥，深居简出，躲了起来。

虽然足不出户，但刘湘的信息来源却是神通广大，除了邓汉祥每天给他递送消息之外，刘湘还模仿蒋介石的“复兴社”，在军队当中成立一个名叫“武德同友会”的组织。这个“武德同友会”，名义上是个研究军事理论的学习机构，但实际上是专门考察各级军官思想和言论，并以此为参考，来对军官进行升迁或罢黜的情报机构。正因为有这个机构的存在，刘湘对于川军军官的思想情况一清二楚，这也是蒋介石虽然处心积虑地分化川军，但成效一直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靠着广大的情报网络，这四个日本外交人员离开重庆的当天，刘湘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并从其中嗅出了极为凶险的味道。因此，8月21日，刘湘吩咐邓汉祥，召集蒋尚朴、范崇实等负责省府保卫的官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这个危机。

根据邓汉祥的回忆，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刘湘拟定了三项应对措施：

1、当4名日方人员到成都时，便由省政府出面，说明成都不宜设领事馆，劝其离开。若不听劝阻，就安排武德同友会暗中串联，组织民众游行，逼他们离开；

2、为了防止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捣乱，要提前故意将信息泄露给康泽等人，游行最好以他们的人员为主。

3、在游行过程中，成都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能强行阻止，并要暗中将康泽手下特务的行动拍下照片来。

刘湘的这三招，可以说是处处料敌机先，直接捅在了蒋介石的腰眼上。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

之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当蒋介石收到康泽密电的同时，刘湘的密电也到了，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特别强调：我有照片哦！

这些照片一旦公之于众，不光在国内会掀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也绝对不会与蒋介石善罢甘休，可以说，刘湘的这一手，完全掐住了蒋介石的七寸。这一场权力暗战，蒋介石完败。

鹬蚌相争 谁是渔翁

轰动一时的“蓉案”，最终以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警察局长范崇实革职；四川省政府向两名死亡人员各赔偿三万大洋；受伤人员各赔偿三千一百大洋的结果，落下了大幕。

然而，这件事的后续影响，要比想象中大得多。在蒋介石那边，虽然没有达到赶刘湘下台的目的，但这一事件毕竟使日本在成都插入楔子，收集情报的计划彻底破产，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保留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后方，为之后的对日全面抗战打下了一个相持的基础。

而在刘湘这边，这一事件彻底打消了他对蒋介石仅存的一点幻想，并给他展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全面抗战爆发，他刘湘决不可能独善其身。

同时，在这一事件中，民众所爆发出强大的反日情绪，也让刘湘不得不思考，未来究竟要往何处去？

就在这时，邓锡侯手下的师长黄隐，给刘湘介绍了一个名叫张署时的人。这个人来自延安，是专门来做刘湘的统战工作的。

1935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其中明确提到：

“不管什么阶级，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

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刘湘，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必须要争取的。在延安坚持不懈的工作下，刘湘的思想终于从摇摆不定转变为了坚决抗日。1937年9月1日，即将年满50岁的刘湘不顾严重胃病，率军出川，参加抗战。

刘湘临行前，对邓汉祥说道：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内战。如今大敌当前，有了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见信于国人，留名于青史。”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复发，在汉口去世，临终遗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衔笔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刘湘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日本彻底投降，川军作战之勇猛、牺牲之惨烈，举世公认，而刘湘的临终遗言，无疑是这支军队引以为自豪的精神图腾。

关于刘湘的是非功过，衔笔无意妄加评断，再次抄录郭沫若为刘湘写下的一副挽联，作为结尾：

治蜀是韦皋以后一人，功高德懋，细谨不蠲，更觉良工心独苦；

征倭出夔门而东千里，志决身歼，大星忽坠，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