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点间接印象

余生也晚，对于民国时代不可能有什么直观的了解，这里只能谈谈对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点间接印象。

西历一九四八年，冯友兰先生发表了《论大学教育》（刊于《展望》第二卷第九期，又载《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一文，开篇即表达了对于民国时代若干“官场中人”之不满，谓：

“就常理说，大学的性质是什么呢？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现在政府的人站在官场上，常常说大学是属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实在不合理。”

《论大学教育》一文的结语，是冯友兰先生对于民国政府教育部之批评，谓：

“大学既是专家集团、自行继续的团体，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特性。……教育部的人特别不了解这一点，认为大学是属于高等教育司的一科，彼此没有分别，不管什么事就立一个规章令所有的大学照办。比如一个学校应有的组织，有什么职员，全是一样。所有的大学硬要用一个模型造出来，这就是不了解大学是一个自行继续的专家的团体，有其传统习惯，日久而形成一种精神特点。”

由冯友兰先生之论，今人可知民国时代的一些“官场中人”，习惯性地把大学当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附属品，这种荒唐的教育理念自然激起了一些学者的不满。

李瑚先生《“史源学实习”听讲笔记》（载《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年版）录陈垣先生之言云：

“经济、教育皆集权。民国三十七年无一博士，教育有几人，岂能审核天下之士？有德国人来华在辅仁大学学东方语文，尚须至美国得博士，因中国只有硕士生。”

按照上下文之语义，上引“教育有几人”一句，当脱一“部”字，这可能是李瑚先生课堂笔记中的疏漏，也有可能是出版社的排印错误。由李瑚先生之所录，今人可知当年之学界人士，有与冯友兰先生类似的意见，只不过陈垣先生对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不满，是通过在课堂上发牢骚的方式来表达的。

“民国三十七年无一博士”，与“德国人来华在辅仁大学学东方语文，尚须至美国得博士”，实在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大陆的不少博士生导师，连给陈垣先生当学生的资质恐怕都远远不能具备，而陈垣先生在当年，却只能是硕士生导师。这说明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不仅管得过宽过死，还可能缺乏对于本国学术的自信。

陈寅恪先生对于陈垣先生，有“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的称誉，这也许稍嫌溢美，或者说有学者间客套的成分，今人对于陈垣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也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如果有人说陈垣先生不具备博士生导师的资格，那我是要反对的。在当代的中国大陆，如果某所大学想聘请一位陈垣先生这种层次的学者来当博士生导师，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即使是想找一位像陈垣先生的学生柴德赓先生这样的学者，恐怕也很难了。然而，陈垣先生作为民国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的确仅仅是硕士生导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当中的笑话。难怪陈垣先生当年要在课堂上发一通牢骚。

冯友兰先生对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批评，是以专论的形式，而陈垣先生的牢骚，则是顺带而发，他在授课时讲到了明遗民顾炎武先生反对过度中央集权的观点，从而联系到了民国时代的现实情况。略读《日知录》一书，今人即可知中央行政过度干预地方教育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痼疾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要么“内重外轻”，要么“外重内轻”。如果以善意来推测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行为动机，当时的主政者未必就没有“一放就乱”、“博士满天飞”的顾虑，然而像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与钱穆先生这样的学者不能带博士生，实在是有些“因噎废食”的味道了。如果再举出钱氏父子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说，光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先生，既然能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出钱钟书先生这样的人才，难道就不能在大学里指导博士研究生吗？

我对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另一个间接印象，是通过朱光潜先生的《文学院课程之检讨》（载《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一文，由此而发的感慨，写在了《朱光潜先生七十余年前所论之“无根之学”》与《朱光潜先生七十余年前所论之“来日大患”》两篇文章当中，这里不再赘述。

在当代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中，流传着一段用夸张的方式来描述大学教育的话语，谓：

“中国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教育部大学。”

我相信，很多读到这段话语的人，都会同我一样发出无奈的苦笑。人们如果再将这句话与上引冯友兰、陈垣二位先生的议论联系起来，即可知当今之世的诸多大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民国时代教育与学术之病的极端放大。

现在的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于民国时代的教育与学术有着过高的评价和盲目的追捧，然而，冯友兰、陈垣与朱光潜这三位著名学者，在民国时代的大学里都担任过较高的行政职务，他们对于当时中央行政的过度干预教育，有着直接和明显的感受，我对他们言论的采摭，是希望今人能够从更多的视角，来了解民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