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于游牧民族鄂尔多斯意味着什么

鄂尔多斯，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处于干旱—半干旱过渡地带。

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地处黄河“几”字湾腹地。北部地区是绵延的阴山山脉，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往南是受黄河冲积和泥沙沉淀形成的河套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利于耕作生产。与之相接的是鄂尔多斯高原，作为内蒙古高原的南向延伸，平缓开阔，水草丰美，向来是游牧的天堂。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以及滩地“缠绕”其间，占据了总面积的一大半儿。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原、草原、沙丘……鄂尔多斯拥有的地貌环境可谓“应有尽有”。也正基于此，鄂尔多斯地区也成为了历史上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各民族之间的必争之地。

鄂尔多斯地区地形图与行政区划

首先，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吸引各族群不断迁入、争夺地盘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现在我们提及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时，沙化严重往往是其突出问题，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状况要远好于现今，用水草丰美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如赵武灵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和南部的树木就相当繁茂；魏晋南北朝时，南匈奴赫连勃勃对此地连连称赞，认为这里广泽清流广布，是少有的“美地”。因此他建立的大夏政权，国都——统万城（俗称白城子，因为城墙泛白色），就在此域（现陕西榆林靖边县）。是时，在统万城的西北和东北或存有多个湖泊，虽然湖泊面积并不大，周边的沙漠化程度也属于轻度，流动沙丘、固定沙丘、湿地草甸、湖泽等不同类型的自然条件并存。

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畜牧生产特别强调对水、草资源的依赖，所以逐水草而居，是其基本生活方式。相较于高纬度、高寒的漠北地区，鄂尔多斯的气候更加温暖，降雨量和河流水量也更加丰沛，丰富的水草资源可供游牧民族在此可继续保持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黄河水系流域范围

对于中原汉族而言，该地区地形相对平坦开阔，特别是黄河南岸的河套平原，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为农耕提供了基础。宜牧宜农的自然条件，外加可供人畜食用的天然盐池，优越的自然环境使鄂尔多斯成为了众多族群理想的栖息所和争夺地。

战国时期，义渠作为先秦时期西部戎族的一支，势力范围长期与秦相接。双方积蓄力量，在鄂尔多斯地区交锋不断。公元前327年，秦国趁义渠内乱，派兵平定，义渠俯首成为秦县，还时不时给秦王进献些特产和奇珍。前318年，义渠又趁中原诸国混战，谋划联合东方五国伐秦，收复了部分失地；前314年，秦国调集重兵，收拾背后偷袭的义渠，一举夺下25城池……反反复复的拉锯战，双方对此地的争夺可谓“乐此不疲”。

戎族义渠的势力范围长期与秦相接

直至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因年幼由母亲秦宣太后摄政。秦宣太后以“拉拢、腐蚀”的怀柔政策，堕戎王之志，书请义渠王长期居住在甘泉宫，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甚至还与其育有二子，义渠王竟就如此堕落了。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国发兵攻打义渠，义渠亡国。当然，史书中对这段轶事的记载十分简略，《史记·匈奴列传》仅载“秦昭王时，义渠戎与宣太后有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但后人对此事的演绎可谓“浪漫”，电视剧《芈月传》开播后，义渠君是彻底火了一把，他与秦宣太后的“旷世绝恋”更是吸引了大众的兴趣。我们暂且不论他们二人之间的情感历程，仅看秦国的政治谋略便可知当时对此地的争夺是多么残酷。灭义渠后，秦昭襄王又采取了修筑长城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北方民族不断地靠近和进入中原内地，是内蒙古高原两千年来的规律性历史现象，追溯其根本原因在于，北方单一的游牧经济，需要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进行分工交换。或是通过贸易，或是直接掠夺，以获得粮食、铁器、布匹，以及后来的茶叶（吃茶促进肠道蠕动，解腻助消化）等物质基础。中原的综合经济始终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游牧经济。

鄂尔多斯，胜在山河形势，不仅有黄河为天堑，还有阴山、贺兰山为阻险。黄河—阴山一线，对于中原来说是北部要塞，更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占据此地，关山阻隔，便可缓解或是遏制北方部族南下。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里除了水草丰美、适宜放牧之外，更是向中原挺进的前沿跳板，一旦南越阴山、黄河，进入了河套地区，长驱直入中原就不再是“登天”般的难题，所以鄂尔多斯地理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双方谁丧失对此地的控制，谁就会处于被动局势。

历史上，如果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便会以黄河—阴山为北部军事防线，如汉、唐，但唐以后的中原政权，几乎很少能对此地进行长期掌控。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常以席卷之势，占据、统领鄂尔多斯。

明朝初年，国势强盛，洪武、永乐年间先后出击漠北，将北部防线推进到阴山、贺兰山一带。为保卫京师安全，巩固北边防务，又先后在沿边地区建立了九个屯兵重镇，史称“九边”。但很快便无力维持，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军事战争中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而后鞑靼、瓦剌不断犯边，建造长城墩台，被动地进行军事防御成为明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出于对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的需要，鄂尔多斯地区不仅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内地的地理踏板，也是北方边贸的重要交易场所。

史书中有北方各族与内地进行官市、民市贸易的大量记载，北方游牧民族以武力要求开市的情况也数见不鲜。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阿勒坦汗崛起于蒙古草原，统治今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一带。阿勒坦汗多次遣使要求明廷开放朝贡互市贸易，但遭拒绝，还被杀了使者。

阿勒坦汗一不做二不休，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一路南下，兵临北京，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明军兵败如山倒，毫无招架之力。明世宗朱厚熜忙派群臣磋商对策，最终采取礼部尚书徐阶的建议，许诺通贡互市要求，还委屈地觉得“丢了面子”，而后蒙古撤兵回师，史称“庚戌之变”。在此后二十年间，双方就西北地区的马市贸易多次发生摩擦碰撞与和谈，最终达成开放十余处边境“贸易口岸”的协议。在今榆林城北，还存有一处镇北台遗址，当地俗称“易马城”，就是当时草原牧民同内地商人进行商贸交易的场所。鄂尔多斯地区在明朝时成为了西北边贸的“大市场”，这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自然非常重要。

鄂尔多斯，对于蒙古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市名鄂尔多斯，就源于蒙古鄂尔多斯部名，明时，亦作“袄儿都司”。从语言词汇的角度上讲，鄂尔多斯是“斡耳朵”的复数形式，斡耳朵源于突厥语，意为大汗及宗王的宫廷、牙帐。所以，鄂尔多斯意为“有很多宫帐的地方”。

关于“斡耳朵”，可以追溯至成吉思汗时期。1227年，成吉思汗率兵征伐西夏前夕，在六盘山（今宁夏境内）病逝，根据他“不发丧，勿令敌知”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漠北，并按照蒙古传统习俗秘葬。后人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内供奉他的英灵，后来又将其四位皇后的斡耳朵合并奉祀。《蒙古源流》中记载，“因不能请出其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的八白室焉。”“八白室”，即最初的八座白色毡帐。

《史集》记载，当蒙古大汗或者贵族死后，会被秘密安葬，以群马奔行，踏平浮土，然后杀骆驼子于此地。派人留守，直到来年春天草木新生，看不出任何痕迹后才会移帐离去。等到祭拜之时，便牵着母骆驼为向导，母骆驼悲鸣之处，就是当时的葬地所在。所以成吉思汗的葬地至今未有明确发现

元初，世祖忽必烈曾在大都建立八个宫室，供奉先主，元末八白室又随着元顺帝退回到漠北草原。蒙古统治者也为此挑选了一支精锐且忠心的队伍，专门负责守卫八白室。这些部众，就是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前身，当然，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到16世纪初，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达延汗统一了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部迁徙至河套地区，八白室也一同迁到这里，延续着对成吉思汗的奉祀，重要典礼也在八白室前进行。20世纪30年代，一些外国传教士和蒙藏委员会成员经过实地调查提到，成吉思汗陵园内有两座相连的蒙古包，其中一个蒙古包内安放着“银棺，以及成吉思汗的”遗物“弓箭、马鞍等。

成吉思汗生前创造的帝国神话堪称举世无双，身后的祭祀文化同样无人匹敌。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贯穿了蒙古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观念、风俗、语言、法律等多种元素，反映了蒙古族的历史传承，庄严而隆重。

到清朝初年，鄂尔多斯部贵族首领率部内附清朝。顺治年间，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实行盟旗制度，对归附的蒙古部逐一编制，划定疆界，选派蒙古王公贵族作为“札萨克”管理各旗政务。将鄂尔多斯地区分为六个旗（后乾隆元年增设一旗，共七旗），置伊克昭盟。伊克昭为蒙语，意为大庙，因为鄂尔多斯部各旗第一次会盟在当时的佛教大庙——王爱召行，故名伊克昭盟。（现已不存。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王爱召进行了疯狂掠夺，盗劫一空后又放火烧毁。）

至此，国家大一统格局下，鄂尔多斯地区的争夺战终于落下帷幕，这也基本奠定了现今鄂尔多斯市的行政区化。伊克昭盟的名称被沿用，到2011年伊克昭盟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名为鄂尔多斯市，为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

1949年后，随着工业发展的大潮以及国家能源战略西移的机遇，鄂尔多斯地区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羊绒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当地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拥有乌金之海的鄂尔多斯，在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里快速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经济神话，GDP赶超香港，房价也直逼一线城市，财富呈爆发式增长。

但到2012年，随着煤炭价格的暴跌，煤炭行业发展处于困境中，楼市也出现持续低迷。单一的产业结构、粗放的生产模式以及房地产的过度开发，使得鄂尔多斯环境进一步恶化、发展遭遇危机。

历史上的地理战略作用下降，自然环境荒漠化，作为资源型城市的代表，今天的鄂尔多斯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难题，这也是许多资源型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但“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理论，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考验，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如何发挥自己的积淀和优势，将是鄂尔多斯未来之路上等待攻克的另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