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阀陈济棠号称南天王，为何给红军让道？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经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可当陈济棠亲临筠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苏区，要求见一个名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部防线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和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势力范围。所以，面对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完全有可能；至于其余的，他认为自己像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已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时，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回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名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中央特科出任二科科长。

何长工和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筠门岭附近一个名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着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鱼的心腹，名叫严直。严应鱼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掘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决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寰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任务后，为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鱼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直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轿子被顺利地抬进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