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民国总理熊希龄的交往

来源：各界杂志

一个是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一个是湘西穷小子沈从文，两人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让熊希龄无意中影响着沈从文的命运：他的藏书让沈从文决心毕生从文，他的“施恩”让沈从文内心坚强，他的事功让沈从文为他写了两篇影响其后半辈子命运的纪念文章……

民国总理熊希龄和

湘西穷小子沈岳焕

熊希龄（1870-1937）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出生于此地。

熊希龄自幼被视为神童，四十岁出任民国财政部长，1913年7月31日到1914年2月12日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是民国第一任被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内阁总理。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应知道，作为政治家，熊希龄并不太出色。鲜有人知的是，他宦途失利后，成了一位慈善家，而且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慈善家。

1917年夏末秋初，直隶境内大雨连绵，京畿一带成为泽国，灾民超过六百万。熊希龄彼时正寓居天津，他出面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万余元捐助，交给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他联合梁启超、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所得票资尽数充赈；他还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并电请唐山、开滦等地矿务局捐赠煤炭五千吨。

1918年，熊希龄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收养不能就学的流浪儿童。1929年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赞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熊希龄专注慈善事业，曾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为慈善事业捐出了全部家产。

熊希龄和沈从文都是湘西凤凰县人，有着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熊希龄的小弟熊燕龄，是沈从文的嫡亲姨父，也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姑公。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又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胞妹田应弼，还差点嫁给了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她后来成了熊希龄四弟熊焘龄的夫人。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则和田应诏的女儿结了婚；而熊希龄的弟弟熊燕龄，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他的女婿……

沈从文当初不叫沈从文，而是叫沈岳焕。沈岳焕那时十五六岁，在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手下当兵，因为喜欢读读书，写写文，人称“小师爷”。其实他并没有读什么书，也没写几篇文章，就是爱好而已。

一天晚上，兵营抓来一个罪人，沈岳焕值班时，发现那个罪人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伙子，与他年龄相仿，两人一接话就谈得十分投机。原来这个小伙子读过很多书，天文地理知道不少，还会吹箫，能吹很多曲子，他吹的《十送娘》让沈岳焕直落泪。

当沈岳焕得知他是因为几十年前祖辈的恩怨被诬告逮捕时，很替他委屈，便想办法找人凑了一笔钱将其保出，并连夜送回家。谁知有人密告仇家，仇家再通知土匪，半路上劫持了他们，并将小伙子的手脚砍断，脑袋也砍下来挂到树上。这一切让沈岳焕号啕痛哭，再不愿在湘西兵营与匪为伍，他也不能回家，因为家产都卖光了，饭也没的吃。

思前想后，沈岳焕决定到邻近的芷江熊公馆，投奔他的姨父——北洋总理熊希龄的弟弟熊燕龄。其时熊燕龄住在这个偌大的熊公馆里，帮哥哥熊希龄看家，他帮沈岳焕在芷江找了个收税的工作。他们生活在一起，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则在灯下谈诗写诗，这是他和沈岳焕共同的爱好。

沈从文

熊希龄的大量藏书

让沈岳焕决心从文

沈岳焕在熊公馆发现了大量的古董古玩，还有金银珠宝、风鸡火腿，甚至大量的美国奶粉，都是过往官员馈赠给总理的礼品。后来他在《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屋大厅中，除了挂幅沈南苹画的仙猿蟠桃大幅，和四条墨竹，一堵壁上还高挂了一排二十支鸟羽铜镶的长箭，箭中有一支还带着个多孔骨垛的骼箭头。这东西虽高悬壁上不动，却让人想起划空而过时那种呼啸声。很显然，这是熊老太爷作游击参将多年，熊府上遗留下来的唯一象征了。”

沈岳焕最感兴趣的是二楼上一个安安静静的书房，那是熊希龄从前读书的地方，里面收藏着他收购的大量古书和现代小说。熊燕龄不许任何人进入，书房钥匙就挂在他的腰带上，任何人别想得到，只有沈岳焕是个例外。沈岳焕饭后可以不经他同意就从他腰间摘下钥匙，然后进入书房，一读就读到三更半夜，遇上雨天，沈岳焕可以不下楼，在书房里就着茶水和锅巴一待就是整整一天。

沈岳焕从书箱的上部开始读起，从冬天读到春天。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读到了书箱底部。他被一套林纾翻译的外国经典名著吸引了，记忆最深的是狄更斯的小说，它在沈岳焕眼前铺展开了一个瑰丽的文学世界。他细细读完后仍然沉浸其中：世事的难窘，人生的凉薄，困境中穷小子的挣扎，少年人的冲动与迷茫——书中的一切非常像他自己，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好像向他打开，他跌跌撞撞朝这扇大门走去，一生的职业就在这个夏天开始确定：到北京去，卖文为生。可以说，是熊希龄的大量藏书让沈岳焕决心从此毕生从文。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加快了沈岳焕赴京求学的进程：母亲黄英听说沈岳焕在芷江工作，收入不错又稳定，心里非常高兴，便将家中老屋卖掉，将三百块银圆带在身上，带上女儿沈岳萌来投靠沈岳焕。

看到母亲和妹妹出现在码头，沈岳焕大吃一惊，因为他根本无心在芷江长久定居。他的心揪得越来越紧，他向往山外浩荡的民国世界，向往北京、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他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怎么承担得起母亲的养老和妹妹的读书？但是黄英不这么看，她从布袋中将那包银圆取出来交给沈岳焕，说：“儿子，所有的卖房银圆全在这里，你是家里主事的男人，这钱就交给你保管。妈妈老了，妹妹还小，这个家从今往后就靠你了。”

沈岳焕接过那包沉甸甸的银圆，心情比银圆还要沉重。他心事重重，不敢在母亲身边叹息，只好在自己最好的朋友马泽雅面前诉苦。当时他和马泽雅的妹妹马泽惠正在谈恋爱，马泽雅对他保管的那包银圆动了心思，便让妹妹马泽惠开口借钱，只借两块。

面对心爱的姑娘期期艾艾地开了口，沈岳焕无法拒绝，今天借出三块，明天借出五块，大半年过下来，有一天母亲提起那包银圆，沈岳焕大吃一惊：银圆已经被借光了，而马泽雅却带着妹妹不辞而别。

少年沈岳焕吓坏了，想到母亲绝望的哭泣，他不寒而栗。他一时糊涂起来，想不辞而别。他在邮局给母亲写了封信，让她回凤凰老家，说他一定会寄钱回家。他就这样先到常德，借了一笔路费之后再一路北上，最后到了北京。

熊希龄

绕了一大圈，

命运把沈岳焕带到了熊希龄面前

沈岳焕抵达北京时身上只剩下七块六毛钱，可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下来。其时他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沈岳焕找上门去，田真一嘲笑他：“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壳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北京城，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

不久，大姐和姐夫双双离开北京回湘西去，留给沈岳焕的，只有两床棉被。此时，沈岳焕已从西河沿小客店搬到了酉西会馆，租住在一个“窄而霉小斋”。因为他仅有高小文化程度，又不懂新式标点符号，报考燕京大学被拒绝，从此开始了他艰难的自学。

其时，他的大舅黄镜铭也在北京，正在香山帮助熊希龄主持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如果沈岳焕托大舅向熊希龄说个情，以他原民国大总理的面子，帮助解决沈岳焕的求学或求职，那是小菜一碟，就算在熊希龄一手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安插个职位，也不在话下。但是沈岳焕出于小知识分子强烈又脆弱的自尊心，没有向熊希龄求助。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就是在这个时候，沈岳焕开始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散文，引起北京作家的关注。也是在这个阶段，沈岳焕遵从内心，正式改名为沈从文。

郁达夫来看过沈从文，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他。梁启超得知他的困境后，十分感动，正式把他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到了熊希龄这里，沈从文只好认命。

1925年7月，沈从文终于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慈幼院当了一名月薪二十元的图书管理员。熊希龄待他很不错，把他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门天王殿改建的单身职员临时宿舍里，虽说条件简陋，但环境极佳，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相邻；还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由袁同礼教授专门教他编目学和文献学。

每到晚上，熊希龄忙了一天，空下来的时候，就和沈从文一起谈时事、谈哲学。他们或坐在古松树下，或坐在经过沈从文住所去香山寺的石级上，或在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一老一小两位读书人常常畅谈到夜深人静。

有一次，两人又一次长谈，在通往山上的石台阶上来来回回地走。熊希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沈从文作答。熊希龄不经意地问：“你来北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你，你大舅黄镜铭曾跟我提起过你。我不好直接找你，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却迟迟不来找我？”沈从文说：“我想独立。”“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又是在老家，陈渠珍还答应给你提供学费，这真的不容易，也难为他一片好心。”熊希龄继续说。沈从文还是这一句：“我想独立。”

听到沈从文一直这么坚定的话，熊希龄不由得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的同乡，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后来沈从文曾提到过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认为熊希龄是有意考他。

沈从文的作品

在香山慈幼院引起轩然大波

沈从文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他非常感谢熊希龄，同时又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希龄以及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他总觉得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虽然熊希龄照样关心他，照样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和他有了一层无法消除的隔膜。特别是对熊希龄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沈从文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这时候的沈从文，小说创作热情高涨，除了图书馆的工作以及偶尔与熊希龄对谈之外，他将全部的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上。他的小说几乎都带着自传性质，他在熊公馆的个人感受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小说中。

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用A字记下来的事》，专门描绘熊希龄五十五岁寿辰的盛大寿宴。他感到自己就是小说中那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的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他写这篇小说时绝没有想到，正是这篇小说和另外两篇小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他不辞而别离开香山，与熊希龄开始决裂。

《用A字记下来的事》没什么人关注，沈从文随后在《晨报副镌》发表了《第二个狒狒》。在这篇小说中，他刻画了一个以香山慈幼院教育股主任肖世钦为原型的欺下媚上的角色，还给他起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外号：狒狒。

香山慈幼院当时由留学日本的肖世钦主持日常工作。肖世钦是个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平时经常受此人的气，不满其为人，沈从文出于义愤，在这篇小说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慈幼院是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窑”。

后来在一首诗中，沈从文继续表达他对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的厌恶：

他们度日诸事亨通，

他们的奶桶充满，

他们的骨髓滋润，

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

沈从文这么明显地在作品中针对香山上层人物和熊希龄之流发泄不满和愤怒，又如此直言不讳、接二连三，终于给他招来了祸端。这些小说和诗歌很快被肖世钦看到，他和香山慈幼院的部分上层管理人员非常恼怒。

肖世钦把沈从文叫过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能写几个字就不得了了？学会写文章骂人了？在香山吃了几天饱饭就翘尾巴了？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告诉你，有人要让你吃苦头！”

肖世钦训完沈从文，狠狠瞪了他一眼，忽然注意到他脚上那双破破烂烂的旧棉鞋。那是一双只配丢进垃圾桶的破棉鞋，肮脏不堪，还被脚指头戳出两个洞。沈从文看到他的眼光落在棉鞋上，便想缩回脚，却没有办法做得到，那一刻他恨不得钻进地洞中。

肖世钦用手杖指着他脚上的旧棉鞋，嘲弄地说：“哼，沈从文，你看看你这鞋子……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从文一向有强烈的自尊心，这一刻他受到了极大伤害，内心充满屈辱，他忍下满腹愤怒，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文人自有文人出气的方法，沈从文立即写了小说《棉鞋》，继续在小说中描写这个他讨厌的上司。小说最后写到某天晚上，上司面露嘲讽地用打狗棒敲打他的破棉鞋，这举动刺痛了他的心：

上司的打狗棒，若当作文明杖用，能代表他自己的文明就够了；若当作教鞭用，那么挨打的只是那些不安分于圈牢里的公母绵羊；若是防狗咬，也只能在啃他脚杆以后才挨那么几下……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受他那两三次无端敲击！呵呵，我的可怜的鞋子啊！你命运也太差了！为甚当日陈列在体面发光的玻璃橱柜时，几多人拣选，却不把你买去，偏偏跑到我这穷人身边来，教你受许多不应受的辛苦，吃几多不应吃的泥浆，尽女人们无端侮辱，还要被别人屡次来敲打？呵呵，可怜的鞋子啊！我的同命运的鞋子啊！

《棉鞋》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肖世钦的矛盾。肖世钦又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一顿，之后还多次威胁他。《第二个狒狒》里写到的两个“小玩物”，此时也被肖世钦指出来是沈从文在侮辱他的人格尊严，于是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想对沈从文进行更严厉的报复。

熊希龄（二排左一）在香山寺门前和外宾合影留念

“古怪而又倔强的乡下人”

沈从文离开了香山

尽管闹到决裂的地步，沈从文仍然没有马上从香山慈幼院离开，他此时也实在无处可去，能去的地方就是那间“窄而霉小斋”。重新去过卖文为生、食不果腹的日子，让沈从文犹豫再三，举棋不定。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在香山的山道上再次与熊希龄迎面相逢。

熊希龄这段时间很少回到这里，而沈从文自从和肖世钦发生分歧之后，再不肯踏进熊希龄的别墅，他与熊希龄有很长时间没有碰面了。沈从文认定肖世钦已经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执向熊希龄汇报过，甚至可能将他写香山慈幼院的那些小说和诗歌剪报送给熊希龄看过，他等待着熊希龄对他的训斥。

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熊希龄此时根本没有要处置沈从文的意思，照样把他当作晚辈来关心，询问他图书馆的近况。沈从文站在山道上一一回答，两人就在山道上说了一会儿话。他觉得熊希龄并没有让自己一同散步、聊天的意思，于是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分开了。

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认为熊希龄将会处置他，刚才熊对自己的关切询问都是虚情假意，是伪装出来的。想到来北京以后所忍受的痛苦，想到肖世钦对他的侮辱与伤害，他无法再用自己的人格独立来继续换取熊希龄对他的“恩惠”，因为这份可怜的“恩惠”让他感受到一个弱者的痛苦！

回到住处后，沈从文一夜没有合眼，山道上熊希龄的微笑在他看来全是对他的嘲讽。沈从文没有跟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向熊希龄告别，天一亮就悄悄挟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跑到慈幼院门口，雇头小毛驴下了山，重新住进了“窄而霉小斋”。

随后，他在《给璇若》一诗中，透露了他离开香山和熊希龄的真正原因：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

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怄气或狂蠹——

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沈从文最终拒绝了作为同乡加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宁愿忍饥挨饿也要离开熊希龄，就是为了保持一个文化人的气节和人格，就像当初他宁愿吃不上饭也不肯向熊希龄求助一样。此时他非常后悔，后悔在熊希龄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生活和工作虽然让他吃饱穿暖住得也很好，每月还有薪水可以拿。但是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就是他的人格和独立。在世人看来，他就是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古怪而又倔强的乡下人”。

拒绝了熊希龄“施恩”的沈从文，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拿起笔更加拼命地从事写作。他越写越好，他的小说和散文全部发表在京沪两地影响巨大的报刊上，如著名的《语丝》《晨报副镌》《现代评论》等。

不久，沈从文从北京到了上海，和同道胡也频、丁玲合作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次年经胡适介绍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随后又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他已经出版了《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二十多个作品集，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位著名的小说家。特别是代表了他小说创作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长河》和中篇小说《边城》，奠定了他小说大家的地位，他随后出任著名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熊希龄（最后一排中立者）与香山慈幼院的学生们一起合影

缘分未尽

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沈从文，他就是熊希龄，熊希龄由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不久就被迫辞职，专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生以慈善为业，香山慈幼院是他慈善事业的主要代表。

正是在香山慈幼院的创办过程中，熊希龄形成了他的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尽自己的所能，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

后来，香山慈幼院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发展成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就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养院（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为了能够让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求救信号）儿童村早了十几年。三十年时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沈从文在中国文坛声誉鹊起之后，应熊希龄的邀请到香山慈幼院讲课。面对早已不是民国总理的熊希龄，面对仍然在香山慈幼院供职的肖世钦，已成名家的沈从文仍然和往年一样。他并不会演讲，面对黑压压的一片高中生与师范生，他只是讲述了自己从湘西大山深处走出来，从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乡下人，到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西南联大教授的经历。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读书的重要。

演讲结束后，熊希龄留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食堂吃了饭，双方相谈甚欢。当年因为肖世钦从中闹出的不愉快，现在回头看，简直不值一提。沈从文不再是当年初涉人世的小孩子，也不像当年那样过于自尊，而且熊希龄可能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当然他现在对慈善家熊希龄也没有任何成见，这从他后来多次应熊希龄邀请来香山慈幼院讲课可以证明。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火燃起之后，熊希龄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人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他又赶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投身抗日、毁家纾难、爱国爱民的行动一直感动着沈从文，在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他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即《芷江县的熊公馆》和《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分别发表在1948年1月3日天津的《大公报》和1948年2月21日北京的《益世报》上，纪念和缅怀熊希龄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