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策反白公馆看守，率18人越狱成功，狱中事迹写成小说影响几代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尚有西南地区尚未完全解放，然而解放军很快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开进大西南。

西南重庆是蒋介石经营多年的地方，更是集中营最多的地方，里面关押了大量被捕革命志士。

在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令，将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全部屠杀。

11月27日下午，负责看守白公馆的特务就跟以往不一样，不但已经全副武装，还从渣滓洞那边派来了一些人，准备执行杀人行动。

白公馆和渣滓洞虽然都是国民党的集中营，却不是一个系统管理的，保密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负责渣滓洞，由于二处抓捕的人太多，渣滓洞关不下了，才将一部分人关到白公馆。

在屠杀的时候，也是“各司其职”，白公馆的人在看守长杨进兴的指挥下，杀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犯人，而二处寄押在这里的犯人有26个，则由二处派来的雷天元等人负责。

雷天元在指挥杀害了9名革命志士后，还剩下19人来不及时杀害，渣滓洞那边就打来电话，要雷天元回渣滓洞帮忙，雷天元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来处理，然后自己匆匆赶往渣滓洞。

杨进兴本来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狗特务，平时肯定会照做，但是当时重庆外围已经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炮声，他担心解放军解放重庆后，他没机会跑了，于是表面应承下来，等到雷天元一走，就开始准备跑路。

在跑路时，杨进兴把杀害这19人的任务交给了看守杨钦典，让他等到雷天元的人回来处置。

就是在这段时间，白公馆看守所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的时候，被关押的19人当中，就有一个叫罗广斌的同志，他曾一再做杨钦典的工作，试图策反杨钦典，帮助大家越狱。

杨钦典知道罗广斌是国民党中将司令罗广文的弟弟，两个人平时相处得还不错，于是就跑到监狱里想要把罗广斌和李荫枫两个人放了，然后自己撤回城内跟特务们继续逃命。

罗广斌却鼓励杨钦典，要放就把大家一起放了，当时杨钦典举棋不定，没敢下决心，曾扔下罗广斌等19人，自己走出了监狱，路上遇到袍哥李育生，在李育生的劝导下，杨钦典决定返回白公馆。

罗广斌

在杨钦典返回去后，罗广斌又抓紧做他的工作，跟他说：“把我们关到这里要干啥？你就不会替大家想想法子？也替你自己留条后路！”

一句话说到了杨钦典的心坎里去了，罗广斌接着说：“你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人民法网。”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们杀了那么多人，能坐飞机去台湾吗？再说，蒋介石为了杀人灭口，你们这些刽子手也会变成这次大屠杀的殉葬品。不如把我们放了，然后和我们一起逃出去，见到解放军我们给你作证，你也就算立了大功！”

杨钦典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将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为了让大家安全出城，杨钦典告诉他们：“你们先别忙着出来，让我跑到楼上观察情况，如果没什么意外，我就在楼上暗示，你们就打开牢门跑出来。”

杨钦典上楼后，罗广斌赶快打开牢门，将最后剩下的难友们喊到一起，让大家准备越狱，等到传来杨钦典的跺脚声后，在罗广斌的带领下，19名难友按照身体强弱分成几个小组，一块逃出白公馆，向后面的山上跑去。

在罗广斌等人逃跑后，从渣滓洞方向很快赶来几辆汽车，很明显是来执行杀人任务的，多亏罗广斌及时做通了杨钦典的工作，才能够让大家逃过一劫。

罗广斌在脱险后，重庆很快解放，他根据自己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跟人合著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等内容，将重庆集中营中的事迹以文学的形式传递出来，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影响了几代人。

很快人们又将对《红岩》的阅读兴趣放到了罗广斌的身上，这个罗广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被捕入狱，又为何能够在关键时刻策反看守，救出了这么多革命志士？

杨钦典愿意与罗广斌结交，主要是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的将领，不敢得罪罗广斌。

当然，在旧社会能够成为将军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家，罗广斌的祖父其实也算贫农，靠着有点木匠手艺，日子过得能稍微好一点，就供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罗广斌的父亲罗宇涵上私塾，罗宇涵真争气，还真就考上了秀才，又到日本人办的学堂学习，毕业后有了一个正当的职业，又娶了一个做法官的老婆，很快置办下家业，成为官僚地主。

罗宇涵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罗广斌，另一个是哥哥罗广文，1925年罗宇涵送罗广文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成为当时的军事人才，靠硬打硬拼在国民党站稳脚跟，后来在“围剿”作战中有功，而崭露头角，在抗战后期成为军长。

抗战胜利后，罗广文担任第七编练司令，后改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官，是当时国民党军在四川境内实力最强的将领。

正因为如此，罗广文一家在四川是炙手可热，几乎没有人敢随意开罪，当罗广斌被捕后，因为有这个哥哥，特务们才有所顾忌，这大概是罗广斌厌恶的家庭带给他唯一的欣慰。

罗广斌厌恶这个家庭，还是要从他的第一次恋爱说起，罗广斌读初中的时候，与女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被父母发现后，立即对牟学莲家展开了调查，一打听才知道牟学莲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属于破产地主家庭，以牟学莲家条件不好为由，坚决拒绝了这门亲事。

他的母亲劝他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家教，影响家声。”

为了让罗广斌死心，罗家更是全家总动员对罗广斌进行监视，这一监管，就是三年，企图阻止这场爱情，对于父母的这种专横，罗广斌一直在心底进行着，默默的反抗。

1944年罗广斌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才算摆脱了这个封建家庭的束缚，在学校里与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建立了联系，马识途与罗广斌是同乡，也是世交，对罗广斌的情况十分了解，知道他内心的苦闷，经马识途的引导，罗广斌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投身革命活动当中。

1944年，在抗战进行尾声时，国民党当局开始消极抗战，并有意拉起内战，罗广斌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保障民主权力，在当局派出军警到会场放枪恫吓时，罗广斌始终站在第一线，没有任何退缩。

国民党军警特务后来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血案，杀伤罢课的学生老师多人，更加引发罗广斌的愤恨。

很快罗广斌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马识途也打算发展罗广斌加入中共，但是考虑到他复杂的家庭背景，认为还需要再考察一段时间，于1945年7月吸入他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2月，罗广斌在联大附中毕业以后，去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自己谋生，自食其力，以期摆脱家庭的枷锁。

再后来罗广斌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时，连学杂费和日常生活都靠战友和同学的资质，决不向家里要钱，在读书期间，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因为重庆西南学院是民盟创建的，会经常举行进步集会。

马识途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举动，国民党当局是极力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就指示一些特务伪装成学生闹事，在学校里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制造事端。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这些行为，罗广斌深恶痛绝，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将事实的真相揭露了出来，迫使那些特务学生公开道歉，此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1947年国民党在重庆进行“六·一”大逮捕，抓捕了很多师生，重庆西南学院有30名师生被捕，罗广斌也被列入抓捕名单之列，尽管如此危险，罗广斌还是不顾自身安危，组织后援会进行施救，发动各界人士声援，让当局释放被捕师生。

1948年，由于罗广斌的突出表现，经江竹筠（江姐）等人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当罗广斌想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他究竟是如何被捕的呢？

1948年春，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国统区发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罗广斌奉地下党指示，回到老家川东忠县，准备利用其父的社会关系，策反当地的民团武装，然而由于中共川东临委仓促发动起义，准备不足，在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情况下，起义失败。

正在此时，国民党特务破获了《挺进报》一案，利用叛徒的口供，在重庆、成都、上海等城市抓捕了大量的地下党，川东地区更是特务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两人先后叛变，出卖了党组织，刘国定作为罗广斌的上级是知道他已入党的事情的，但是特务却不知道罗广斌具体在哪里。

冉益智直接供出了罗广斌家的地址，特务很快在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布控，罗广斌本来并不知道中共地下组织已经被破坏到如此严重的情形，依然执行上级的指示，到秀山县以教书为职业掩护。

罗广斌在秀山得知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趁着暑假时来到重庆，当时在重庆主持善后工作的邓照明让他回家中隐蔽，恰巧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也在重庆，罗广斌便随马识途一块回成都。

等到罗广斌回家时，就已经被特务盯上了，9月10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科长陆志良扮作商人模样，到罗家要见罗广斌，说要面交一封马识途的信，罗广斌信以为真，刚出来就被逮捕。

当时负责二处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也不敢随意开罪，因此专门写信给罗广文打招呼，并且表示：“一旦令弟稍有悔悟，即当优先予以自新机会。”

这也让罗广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是他的哥哥罗广文得知他回家后，怕他闹事闯祸，又担心那些特务没轻没重，把罗广斌给密裁了，因此主动让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进行管教，但是不能杀了罗广斌。

罗广斌被捕时，在成都稽查处关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自然坐不住，到监狱中来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然而罗广斌不予理睬，他母亲给了他一些钱，他没有拒绝，这也是罗广斌唯一一次接受家庭的金钱。

除此之外，他还让母亲送一副扑克牌，想要在无聊时解解闷，没想到送来的却是一部《曾文正公家书》。

罗广斌很快被转押到重庆，先是关在绥靖公署二处，没过几天又关进了渣滓洞。

徐远举

由于当时罗广文已经身为兵团司令，保密局的特务在处理罗广斌的时候还是比较慎重，基本采取软化手段，没有马上用刑，在他们看来，像罗广斌这种出身于大地主大军阀家庭的青年，参加革命不过是一时激情冲动而误入歧途，只要晓之以利害，很快就会悔过，然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放了罗广斌，那边还卖罗广文一个人情。

于是他们安排了叛徒冉益智前去劝降，冉益智虽然是罗广斌的上级，对他的情况也较为了解，但是两人却从未见过面。

冉益智首先说，罗广斌的入党申请书是用浅蓝色纸写成的，并将一些内容读了出来，表明他曾是自己人。

罗广斌问他是谁，冉益智迟疑了一下说自己姓于，但是罗广斌却抱有怀疑，冉益智接下来又劝罗广斌：“人心都是矛盾的，动摇的，其他人想自新都不可能，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直到午饭的时候，特务来叫冉益智的时候，说了一声：“冉先生，吃饭了。”

罗广斌才知道眼前的说客是冉益智，对此，他十分震怒，坚决拒绝了他的拉拢。

一直没露面的徐远举得知罗广斌不吃软的那一套，逐渐开始按照一般抓捕人员进行处理。

在渣滓洞中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张界、李磊都对罗广斌进行了突击审问，其中徐远举就审问了三次，徐远举开始的时候也比较温和，对罗广斌抱有一丝希望，劝导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才入党，还在候补期内，案情并不重要……你只要退出共党，一切都好办，否则就要玉石俱焚。”

罗广斌不为所动，没把徐远举的话当一回事。

后来徐远举又提审了罗广斌一次，这一次徐远举不再那么客气，直接拍着桌子，拿出一叠名册说道：“这里300人，都是共产党，你还犟！”

徐远举企图以这种恫吓的方式让罗广斌知难而退，但是罗广斌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让徐远举十分头疼，当即说了一声：“我要叫你吃点苦头。”很快就为罗广斌戴上了脚镣。

但是徐远举始终不敢动大刑，因为当时罗广文虽然没有出面保罗广斌，但是却让妻子叶尧华隔三差五去探监，还送来一些日用品，其实就是看看罗广斌挨打没挨打，暗示特务们对罗广斌客气一点。

罗广斌被押往渣滓洞后，对于他的案情，难友们并不清楚，但是看到罗广文的妻子隔三差五就来看他，很快就知道他原来是国民党将领罗广文的弟弟。

罗广文曾直接参与“围剿”华蓥山游击队和镇压川东、川北农民武装起义，是狱中难友们心中的敌人。

因此对罗广斌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不清楚他是否是组织内的人，当时狱中情况也非常复杂，除了有革命志士外，也有一些违反规定的军统人员，甚至还有一些特务专门伪装成难友，以获得情报，曾给党组织带来重大的破坏，为此，大家对他很警惕。

但是狱中党组织很快对他进行了审查，罗广斌刚在渣滓洞的时候，是住在七室，后来进来一个自称张文江的人，他以前领导过罗广斌，在晚上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向罗广斌交待了很多的事情。

当时张文江认为罗广斌的身份比较特殊，可能会出去，还将狱中的很多情况告诉了罗广斌，希望他能够在出去的时候，把消息带出去。

后来罗广斌被调到一室，这里的人多，全是青年，他们都很怀疑罗广斌，因此对他很不友好，将他安排到一个角落里睡觉，一坐起来就会碰到头。

然后大家开始对罗广斌进行审问，使得罗广斌吃了很多的苦头，后来江姐和张文江得知罗广斌的遭遇时，才到各室去下通知，“这个人无问题”，罗广斌也很快跟同志们打成一片。

对于特务们在监狱中的一些虐待行为，罗广斌也会站出来制止，有一次外号“猫头鹰”的特务头子徐贵林在放风场上打流浪儿童蒲小路的时候，罗广斌在楼上看到后，十分气愤，当即大声抗议道：“不准打人！”

原来是一个人的声音，很快变成更多人的声音，接着全狱的人都在喊：“不准打人！”

徐贵林被这气势所震住了，停止了打人的行为，但是后来却对罗广斌十分恼怒，还破口大骂说：“不要以为你是罗广文的弟弟，老子就不敢整你，再凶，再胡闹，老子照样整！”

最让特务们闹心的一件事是，罗广斌却用罗广文的妻子来探监的时候，获取渣滓洞外面的信息，鼓励难友们同特务斗争到底。

徐贵林知道后，更是气得牙痒痒，就对看守们下达命令说：“你们给我好生看管这个杂种，再狗屁胡闹下去，老子就要碰他一下，看罗广文这个中将司令敢把老子球咬掉。”

气急败坏的徐贵林终于还是对罗广斌下手了，发现罗广斌闹事就动刑，在罗广斌受刑后，同志们对他更加敬佩起来，有一次受刑回来，同志们给他一碗饭吃，当时罗广斌不想吃，但是大家要他一定要吃，等他吃了才知道，饭里面有一个盐蛋。

罗广斌知道这个蛋是留了很久的，当时就激动得眼泪掉了下来，在监狱中，大家互相帮助的革命友谊，让他十分感动。

1949年1月下旬，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转移到成都时被捕，也被关进渣滓洞，因为齐亮也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马识途曾把罗广斌的关系交给齐亮领导，两个人也算是老相识。

罗广斌见齐亮被关进来，立即写了一张小纸条，告诉他狱中情况和应注意的事情，不料在传递纸条的时候被看守抓到了，这是严重违犯监狱行为的，徐贵林当即下令把刚取下的脚镣再给他戴上。

在监狱中，罗广斌表现得非常坚强，常常与难友们互相勉励，在1949年新年前夕，他想给难友们送一种别致的新年礼物，就预先搜集了许多硬纸壳，然后用红药水精心绘制象征革命的五角星，当作贺年卡送到各牢房。

随着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气急败坏开始迫害狱中的同志，当时狱中的气氛十分压抑，罗广斌的这份礼物极大的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

1949年1月29日，狱中举行了“春节大联欢”，罗广斌不顾戴着脚镣，却跳起了“踢踏舞”，因为脚镣在脚上，摩擦出很大的声响，气得特务们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当时渣滓洞监狱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看守，被许云峰和江姐策反过来了，他把罗广斌斗争的事情转告给了江姐，江姐得知后，让黄茂才转告罗广斌，在狱中斗争要注意策略，有些事不能跟特务硬碰硬，这个建议对罗广斌后来到白公馆时做斗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渣滓洞的特务对罗广斌无计可施，正好由于二处抓捕的人太多，上级同意将一部分人关押到白公馆，在2月5日，也就是“春节大联欢”后没几天，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

白公馆相比于渣滓洞，关押的人数较少，但都案情都是比较复杂的，一旦到了这里，几乎很难出去，把罗广斌这样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人关在这里，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但是罗广斌还是有着数次机会出狱的。

第一次是在1949年9月，罗广斌的父母专程来重庆保释他，此时距离罗广斌被捕已经一年左右了，他的父母认为他应该“幡然悔悟”了，而且当时的局面已经十分复杂，可以说此时出狱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徐远举还热情接待了罗广斌的父母，将罗广斌叫出去见面，临行的时候，难友们向他道喜，祝贺他成功出狱，但是罗广斌听着却很不是滋味。

与父母见了面，特务们准备了一份“悔过自新”的声明，只要罗广斌签字，立马放人，父亲苦苦相劝，罗广斌依然表示，要么无条件释放，要么枪毙算了，父子两个人大吵了一架，罗广斌第二天回牢房去了。

在1949年10月底，关在白公馆的很多革命志士已经被公开枪杀，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要鱼死网破了，被关押的同志很可能都出不去了。

在11月上旬，白公馆的领导小组决定让罗广斌“自新”出狱，以向党组织报告狱中的情况，并尽可能设法营救，革命同志可以牺牲，但是他们想自己抗争的事迹一定要报告给党组织，告诉党组织，大家因为对党的忠诚，战斗到了最后。

罗广斌虽然不情愿以这样的方式出狱，但是也没有拒绝，然而这个方案最终还是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当时形势急转直下，此方案被搁置了。

其实，即使到这个时候，罗广斌依然是有着出狱的机会的，当时徐远举等特务一再暗示罗广斌，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就可以出狱。

但是当时的罗广斌就像着了魔一样，一定要跟狱中的难友一块战斗到底。

正是因为罗广斌没有独自一人出狱，才为接下来营救更多的同志创造了机会。

很多人认为罗广斌没有被杀是因为徐远举最后下的命令，以军统特务的手段，想要杀掉罗广斌还是易如反掌的，而徐远举也曾多次下令，只要罗广斌“自新”就放人。

根据后来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交待：“11月27日晚12时左右，二处司法科来电话，叫把还关着的十几人拉出去打了。”

可以看出，在最后关头是没有谁能顾得上谁的，在11月27日这一天，国民党特务一共杀了200多名革命志士，早就已经杀红了眼，哪里还管你是谁的弟弟。

正是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一时间让国民党的特务杀都来不及，正如本文开篇介绍的，当时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有26个，都是由雷天元负责的，但是还剩19人没有来得及杀害，那边就叫他回渣滓洞杀人，雷天元见杨进兴那边已经完成杀人任务，就想让杨进兴“代为完成”。

当时重庆外围已经是枪声不断，杨进兴也着急跑路，因此在雷天元走后，就给上级打电话说完成任务，然后那边再通知雷天元，让他们自己派人来处理。

在临走之前，杨进兴留下杨钦典来看守这剩下的19人，等到雷天元等人回来即可，这才给罗广斌做杨钦典的策反工作创造了短暂的时机。

杨钦典是一个对国民党当局抱有负面情绪的看守，他早在1938年的时候就已经当兵，但是因为没有门路，始终得不到升迁，当了10年的兵还是个普通看守，因此怨言颇深。

在白公馆担任看守期间，他接触了黄显声、宋绮云等人，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大家也认为杨钦典是一个“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此后，因《我的“自白”书》被收录教材而广为人知的陈然开始去做杨钦典的工作，两个人经常一块聊天，陈然用旧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来告诉杨钦典，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终究要被推翻的。

杨钦典也深有感触，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在1949年9月份的一天，他参与杀害了小萝卜头，内心深陷矛盾之中。

然而此时，罗广斌依然没有放弃做杨钦典的工作，在1949年10月份的一天，杨钦典照例巡逻白公馆的牢房，当走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时，罗广斌叫住了他。

对于罗广斌，杨钦典一向很敬佩，当罗广斌叫他的时候，他立刻走了过去。

罗广斌对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

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后，小声对罗广斌说：“别乱说！”

罗广斌苦口婆心地对杨钦典说：“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

跟杨钦典平日有交流的人都劝杨钦典，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做条后路。

10月28日，一直在做杨钦典工作的陈然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处决，杨钦典目睹了陈然慷慨赴死的全过程，在路上还高唱国际歌。

陈然牺牲后，杨钦典表现得十分失落，从刑场回来后，他来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讲述了陈然牺牲的情景，并且告诉罗广斌：“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在重庆“11·27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千方百计地做杨钦典的工作，针对杨钦典的种种顾虑，罗广斌承诺说：“解放军来后，我们大家给你出证明；没处落脚，住我们家里；生活上无着，我们帮助。”

彻底让杨钦典放下了最后的心理防线，杨钦典把钥匙交给罗广斌，同时交给他一串钥匙和一节平时当榔头用的水管。

当时狱中的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牺牲，除了女同志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还被关在楼上，其余男犯都被集中到楼下，于是罗广斌只能挺身而出，准备带领大家突围。

罗广斌接过钥匙和水管后，到楼上放出郭德贤和两个小孩后，把大家召集起来，青老搭配、强弱搭配，17个大人和两个孩子分成5个小组，并确定了突围路线，以及会合地点，在杨钦典从楼上传来信号后，大家就开始逃跑。

大家刚走出白公馆，就碰到了特务训导员白恕宏，罗广斌当即拿起水管就要打，难友们怕节外生枝，耽误逃跑时间，就把白恕宏关进特务办公室，然后继续逃跑。

在罗广斌等19人刚刚逃出白公馆，就见到渣滓洞方向赶来的汽车，如果不是罗广斌及时做通了杨钦典的工作，他们很可能全部都要牺牲在白公馆。

晚年杨钦典

在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带着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本来以杨钦典曾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的经历是应该枪毙的，但是罗广斌等人向公安局的同志证明了杨钦典的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宽大处理，当时政府就释放了他。

此后罗广斌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与杨益言合作，公开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展现重庆集中营中的事迹如《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若干篇文章。

杨益言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了渣滓洞，后于1949年4月被亲友多方营救出狱，因为共同的经历，后来又都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两个人一见如故。

两个人以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合作创作了革命回忆录的文章，而在文学界掀起巨大的风浪。

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从北京来到重庆，找到了杨益言，告诉他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提出组织团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的号召。

他们看到杨益言、罗广斌等写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的报道，很希望他们能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斗争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杨益言听朱语今让他们写小说，当即说道：“我们从没有想到些长篇小说，我们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历史材料，是希望向作家提供可能有用的创作素材。”

听了杨益言的回答，朱语今提出与罗广斌及另一位作者刘德彬见见面的要求，在见面后，朱语今鼓励他们：“你们没有写过小说，为什么不能学着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就是为了完成狱中烈士的希望和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不要犹疑了，写吧！”

罗广斌三人虽然不愿意写，但是明确表示：“这事还要听市委的，市委要我们写，我们就写；市委不让我们写，我们想写也写不成。”

后来重庆市委领导拍板决定让杨益言和罗广斌去写，为了方便他们创作，组织部还给他们抽出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专心写作。

在创作过程中，杨益言和罗广斌也感觉到吃力，因为他们虽然亲自经历了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生活，与国民党的一些特务也接触过，但是并国民党特务的上层人员并不了解，消息也比较闭塞，未能找到更宏观的视角。

为此，当时负责组织领导杨益言和罗广斌创作的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决定给他们“补课”，准许他们两个人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的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

罗广斌与杨益言在翻阅有关特务交待的档案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组织框架，人物关系，以及一些大特务的心理特点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于难友们的身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使得罗广斌和杨益言塑造《红岩》中的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益言后来说道：“仅凭我们掌握的敌特人员的材料，是塑造不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那样级别军统特务形象的，也很难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性格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

1959年冬，罗广斌与杨益言以之前发表的《在烈火中永生》为基础，完成了《红岩》的初稿，在排印了50本征求意见本后，询问各界人士的看法，并且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了四川、重庆地下党老同志参加，给罗广斌和杨益言提供了更多翔实的材料。

经过认真修改，《红岩》终于定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1年12月出版发行。

在确定小说的名字时，最初的名字也不是《红岩》，而是打算叫《禁锢的世界》，大概后来感觉太压抑，在最后修改定稿时才确定为《红岩》，因为当时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就是红岩村。

虽然《红岩》是一部文学小说，但是却有着大量的真实历史原型，基本体现了一些革命烈士的真实形象，比如“江姐”的原型江竹筠，本来就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堪称小说中的历史作品，拥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于《红岩》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从问世至今，已经发行超过1000万册，堪称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人将《红岩》一书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共产党人在狱中坚忍不拔的精神，被称为“红岩精神”，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至今仍然具有无穷的感召力。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又怎会写得如何感人，如果不是拥有信仰，又怎会写得如此坚强，因为这部小说，罗广斌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事迹也如同这小说一般精彩，他的斗争也如烈士一般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