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许云峰”的惨痛失误

作者：罗学蓬

急中出错，“许云峰”不幸中计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象。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

不过，最近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提供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曾有无心之失，且造成严重后果。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当时物价飞涨，4000万法币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元），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禀报上司好处更多，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远未就此完结，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惊心动魄的“多米诺骨牌”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刘在前，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挡住。志成公司的职工指称他常来找许建业，刘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捕后，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记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被执行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即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

17日一早，余永安在街上指认出“老张”，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将“老张”推进街边旅馆楼上房间，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和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的头顶。

刘国定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但3个多钟头大刑后，刘国定终于崩溃了。

冉益智、刘国定（此二人即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他依然坚不吐实。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说：“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情绪消沉，曾多次开导他。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

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救妻子的命，他决定交待，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已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叛变了革命，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成了一名死心塌地的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重庆绥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罗广斌如何评价许建业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和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重庆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

1949年底，新中国已经成立，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地下党工作的纪律，没有把17份入党申请书烧毁，直接导致17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路遇已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大叛徒和大特务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明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公安局后，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他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年1月16日，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有过失误的英雄依然是英雄，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