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甫志高的儿子讲出的奇特故事

文: 罗学蓬

笔者撰写的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一篇短文在北大三角地首次贴出后，没想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由于我在文末落上了我详尽准确的通讯地址、家中电话与手机号码，以及电子邮箱地址（如此，我无非是表明愿意为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负责），这一个月来，我收到了至少有两百个电话及“伊妹儿” ，当然都是读者想和我谈谈他们读了这篇文章的或深或浅的感受……

这其间甚至还有美国纽约的华人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张先生（云南楚雄人，他自我介绍了名字，并希望和我交朋友，可惜因为我当时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把他的大名给忘了），张先生拿着越洋电话，为半个世纪之前死在“红岩”上的一位革命英烈足足和我聊了三十分钟之久，让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心痛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般地往他口袋外面流淌。也让我的牌友们对我尽皆怒形于色——当时是晚上，正好只有四人在搓麻将，场上暂停三十分钟，任何人都不难想像我成了六眼相视、六夫所指的对像。

这让我大感惊讶——自然也有种欣慰感。

英特网，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

我是一个尽量远离喧嚣闹市安居川东一小城中的专业写作人，所写作品无一例外均是在传统纸媒上发表或是由出版社出版的。因近段时间发现自己原本颇受编辑和读者喜欢的文章一时跟不上趟，甚而连一部巳经拿到了预付稿费，书稿巳经做成小样的长篇反腐题材的小说，为避免涉嫌“借反腐为名，丑化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形像”之责难，故需过一段时间待春天来了再出版。原本在合同中议定续写的两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虽巳接近杀青，也被暂时地搁置了下来。当拿到手的稿费，也就没能拿到手，弄得我底气不足，每打出一张牌，都心儿颤颤，手儿抖抖。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闲着无事，拿过去发表的几篇旧文到网上凑凑热闹。 这两天在网上看了看，“许云峰”一文巳被改成了各种标题，在各个网站上出现。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这篇原本首贴在北大三角地上的短文，居然在两天之内，又被网友两次转贴到了北大三角地上（首发文其实就在后面），更令我不安的是，转贴上来的文章巳被改成了《罗学蓬：真实的红岩》，这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自贡作家曹德权先生沤心沥血，花了数年工夫，刚刚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真实的红岩》，让他猛一瞅见，还不认为是我侵他的权了！所以急着写出此文，一是以此打消他对我的义愤，二是作为对喜欢这篇文章的所有网友与读者作一个总体的交待。

前年初春我去重庆市参加政协全会，同组的厉华（巳任重庆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多年，前不久又新兼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红岩魂》能在北京及全国一炮打响，作为总策划的他，足堪居功自伟）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将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交我，写一部纪实作品，我据此写出35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 —中美合作所B类档案解密》，极受读者欢迎，全国有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但书却出得不顺利，因为，此书的作者除我以外，还有烈士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所以出版社无一例外地提出要纪念馆承诺包销若干，方能签合同，而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的厉华却偏偏不认这个邪 —— 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

许云峰也曾犯过错误，便是从这批档案材料里看到的。

我注意到了英雄许云峰所犯的错误以及因这错误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而且首先得到《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

“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

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

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六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 ”栏目中反复播出。 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巳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 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一九六0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 —。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巳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

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刘国定）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某直辖市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这位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这位领导私人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某某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巳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这位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巳经永远解不开了。 ”

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 “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巳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