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死

据何之瑜的《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陈独秀的死，应该源于食物中毒。

陈独秀在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坚持饮用一种蚕豆花泡的水，目的是为了缓解高血压，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疗效，但也一直没出现过不良反应，遂坚持饮用。

直到1942年5月12日，也许是他的妻子潘兰珍在泡水前没有发现蚕豆花已经变质，也许是二人在发现蚕豆花泡水有异味，色泽跟以往明显不同后，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总之当天也一如既往饮下了一碗。

结果，在饮用完后的当天，陈独秀立刻就出现了食物中毒的迹象，腹泻严重，让他原本已经瘦弱不堪的身体，变得更加不堪一击。短短半个月后，5月27日，陈独秀就病逝在了家中。

▲陈独秀先生之墓

下面就以他出狱后的行动轨迹为线索，来说一说这整个事情的始末。

四处漂泊，终有定时

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先是寄居在自己的学生傅斯年家里，不久后随着淞沪战事进入白热化，他于9月上旬离开南京，前往武汉，落脚在汉口老租界的一处公寓里。

在武汉，他住了将近一年时间。

在这一年时间里，他先是经历了众星捧月一般的瞩目时光，四处开展抗日演说，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地位和荣耀，后又因为康生的一篇诬陷文章，他被戴上了“托匪汉奸”的帽子，心灰意冷之下，决心不再加入任何党派，保持孤立。

直到1938年五六月，随着花园口决堤事件的发生，武汉危在旦夕，陈独秀遂决心离开武汉。可离开武汉，他又能去哪里？

胡适建议他去美国，找一个大学当客座教授，他拒绝了。王文元等人建议他去香港，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拒绝了。他自己原本想回延安，但突如其来的日伪汉奸案，也让他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此一来，偌大中国竟没有陈独秀的一席之地？并不是，陈独秀有自己的打算，他对劝说自己去湖南的友人何之瑜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害，故决计入川。”

1938年8月初，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离重庆只有不到100公里的小县城，在这里度过了最后3年多的时光。

▲修缮后的陈独秀旧居——江津石墙院

陈独秀为什么选这样一个小地方安度晚年呢？其实有很多实际因素。

首先，这个地方很安全。他一开始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但重庆是陪都，整天有日军去轰炸，他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紧张的情绪。而且，重庆是政治中心，他身为社会名流，又总是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让他出行十分不便。

其次，这个地方很舒适。这主要指的是气候。当时离开武汉，他只能继续往西走，四川和重庆都是可选之地，但重庆是有名的“火炉”，让他一个江南人根本无法适应。反而江津地处山区，人口稀少，气候相对凉爽，十分有利于他静下心来著书立说。

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对陈独秀来说最核心的吸引点之一，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安徽人。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抗战爆发后，许多安徽文教人员和学生避难逃到江津，因为人数颇多，教育部就专门在江津设立了一个国立第二安徽中学，使得当地形成了一个安徽人的小圈子，这对陈独秀来说是很向往的，他出狱后一直想回家乡安庆，但迫于战争，他未能如愿。

因此，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在1938年夏天，陈独秀避难到了江津。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住处

江津的苦与乐

在江津，陈独秀当然并不是一个人生活，他有一个妻子潘兰珍，原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后来因仰慕陈独秀的才华和魄力，不顾三十多岁的年龄差，执意嫁给了陈独秀，先是照顾陈独秀的五年监狱生活，后一路陪着陈独秀四处漂泊。陈独秀晚年对她十分感激。

除了潘兰珍，陈独秀还有养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氏等家人的陪伴，这些亲人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精神支柱。

搬到江津后，虽然很快就遭遇了贫困之苦，最难的时候，潘兰珍为了维持家用，偷偷去当掉了自己的金镯子和金耳环，而陈独秀也在书店看书的时候，因为多日饮食不饱，饿晕在了书店里。

但即便如此，陈独秀依然坚挺乐观。后来，陈独秀身体出现急剧恶化，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因素，就是几个亲友的接连去世，击溃了他本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1939年3月下旬，陈独秀晚年亲身侍奉的养母谢氏因病去世，临死前对陈独秀说，要带她回家乡，从这时候开始，陈独秀的意志变得消沉，很长时间不愿与人多讲话。

同年5月初，陈独秀出狱后一直负责照顾他的罗汉，不幸死在了重庆大轰炸中，陈独秀又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

1939年初夏，为了缓解心情和休养身体，陈独秀离开了江津县城，搬到了更加偏远的鹤山坪。

原本是想在这个地方读书休养，没曾想，身体竟丝毫不见好转，早年的胃病让他痛苦不堪，高血压、心肺病等疾病缠身，终于到1940年初，陈独秀不得已来到了重庆看病。

结果医生在全面检查后，断言：恐怕活不过三年，因为当时陈独秀的心脏，已经“不能再扩大半指了”。

因为贫穷，因为承担不起巨额的住院费，陈独秀在重庆医院没住几天，就返回了江津，借住在友人家里，继续养病。

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此时，噩耗又一个接一个传来。

1940年3月，曾与陈独秀情同手足的北大老校长，民国时期的教育界楷模，蔡元培先生去世，消息传来，陈独秀震惊之余更加痛不欲生，他写下了长达2000字的悼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并在文章的末尾，署名“死后的我”。

由此可见，陈独秀已经伤感到了极致。

但仅仅一两个月后，尚且没有从蔡元培去世的噩耗中恢复的陈独秀，又听说了大姐因病去世的消息，从养母到朋友到大姐，亲友的接连死去，陈独秀的病情开始加剧恶化，并丝毫没有要恢复的迹象。

最后一个团圆年

其实在陈独秀陷入困境的时候，不是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是他自己拒绝了，其中就包括延安方面。

陈独秀抵达江津后，党内听说了陈独秀生活不好的消息，党中央曾专门委托周恩来，亲自来到江津，探望陈独秀，并再次邀请他回延安。但是，陈独秀拒绝了。

原因有二，一是他不肯写书面检讨，二是他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伤感地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现在除了润之、恩来，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我既然落后了，何必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呢。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

言谈之间，丝毫没有转圜的余地。周恩来见陈独秀不肯答应，于是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00元钱给陈独秀，表示当作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补偿金。

不过陈独秀依然不肯收，他这倒不是在“摆谱”，如果说他不肯收国民党的钱，是因为不屑的话，那他不肯收延安的钱，则是因为不忍。

他虽然身在江津，消息闭塞，但也听说了当时延安的经济困境，因此直到这时候，身为共产党曾经的领袖，心里想的依然还是党。

他对周恩来说：“延年、乔年为革命牺牲，自是死得其所。和他们相比，我现在苟延残喘，实在是惭愧，这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收。恩来，我知道你们也很困难，还是拿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最后，陈独秀什么都没要，送走了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见面。

▲陈独秀

拒绝了多方的邀请和资助，陈独秀在贫困交加之中，迎来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团圆年——1942年春节。

跟前两年的冷冷清清不同，这一年春节，陈独秀家里来了许多鹤山坪的百姓。原先，这些百姓不了解陈独秀，只知道他曾经是共产党的大领导，包括江津县县长，学校校长，国民党高官等都络绎不绝往陈独秀家里跑，遂不敢亲近陈独秀。

直到后来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发现陈独秀和蔼可亲，没什么架子，又有学问，字也写得很好，于是便在红白喜事的时候，纷纷上门向陈独秀求字，陈独秀也是有求必应，不收分文。

久而久之，鹤山坪的百姓就都喜欢上了这个落魄潦倒的大学问家。

1942年春节，许多百姓又自发来到陈独秀家里，请求写对联。因为陈独秀从不收钱，这些乡亲们过意不去，于是就带了年货，一物换一物，陈独秀无法拒绝，因此1942年的春节对他来说显得十分热闹，有丰盛的鸡鸭鱼肉等年货。

为此，他特意叫来了自己的儿子陈松年一家，老老小小在鹤山坪的石墙院里，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团圆年，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团圆年。

▲陈独秀雕像

巨星陨落

1942年春节后，江津的雨天多于晴天，空气潮湿，气压较低，正是百病皆发的季节，陈独秀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阴暗潮湿，使得他整日出现胸口憋闷，头晕目眩的现象。

疾病侵蚀之下，陈独秀已经是风烛残年。

5月12日，他照常饮下一碗蚕豆花水，因此前江津连绵细雨，导致蚕豆花发霉变质，发泡之后水呈现黑色，味道也和以往不同，陈独秀当天饮用后就出现腹胀不适，不过他并未在意。

13日中午，因进食四季豆过量，晚餐又进食少许，导致肠胃不消化，当晚夜不能寐，半夜呕吐不止。

此后多日，接连出现精神疲乏，睡眠不稳，突然晕倒，冷汗不止等现象，直到5月18日前后，也许是意识到病象异常，陈独秀才请妻子下山，告诉要好的友人和自己的儿子陈松年。

陈松年等一行人上山后，立刻发现陈独秀病情危急，为了挽救陈独秀的生命，日后守候在床前，悉心照料，一旦发现晕厥的情况，立刻注射强心剂等抢救，但病情没有丝毫缓解。

5月23日，友人请来江津名医到山上诊治，无果。到5月25日的时候，陈独秀的病已经是回天乏术，也许是意识到命不久矣，他开始了交代后事。

他对妻子潘兰珍说：“死，并不足畏，延年、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我临去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的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换钱。”

直到临死前，他依然不忘自己的“名声”，他一生特立独行，宁肯饿死病死，不要国民党的钱，哪怕是死后也不能要，于是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妻子，不要用他的名声换钱，要生活自立。

与妻子告别完之后，他又对自己的儿子陈松年道别，要求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必扶柩回乡，只需就地安葬即可，日后等抗战胜利，再把他的棺木和谢氏的棺木迁回安徽老家。

交代完所有的后事，陈独秀仰卧在床上，双目紧闭，直到5月27日晚9点40分，与世长辞，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