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的故事说不完？

作者：李永晶

一、日本“故事性”的起源

在欧洲读者的眼中，近现代日本无疑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国家；这种故事性，首先源于它的陌生性和异质性。在《创造日本：1853-1964》一书中，荷兰历史学家布鲁玛以流畅的笔法和短小的篇幅，再次展现了近代日本既时时令人惊心动魄、又每每让人咬牙切齿的历史过程，将日本的故事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布鲁玛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日本的故事性、对故事的陌生性和异质性的一再呈现。这么说，人们可能会问：布鲁玛在撰写这本书时，究竟是在讲一个奇幻的故事，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在进行历史探讨？

【荷兰】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

我们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动用“奇境”、“仙境”等源于家喻户晓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说法，来呈现他的惊异（参见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让我们略微感到“惊异”的是，麦克法兰的这本书可是出版于2007年，可谓就是当下的作品；按道理来说，以富于文化素养而闻名于世的英国读者，对现代日本的来龙去脉、对它的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应该有相当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作者大可不必以梦幻般的心境表达自己的“懵懂”和“文化震撼”。这种行文到底有什么蹊跷？显然，如果把麦克法兰的这种叙述视为他个人的趣味，视为他对修辞的偏好，我们就回避了问题，即日本自身的故事性问题。布鲁玛的日本史叙事让我们感到错位，甚至某种轻微的颠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的这种属性。

我们这里无意探究这种“错位”感觉出现的原因，而只是想指出一个现象：近代以来关于日本的“故事”自身以及必然内在于故事的寓意，还有待人们继续去讲述和揭示。近现代日本的故事性对于欧洲读者如此，对于我们同样如此；这一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二、日本故事的起源

在布鲁玛的讲述中，日本故事起源于1853年7月8日，这一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目的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这就是近代日本历史叙述中极为有名的“佩里来航”；因铁甲、蒸汽动力的军舰从远处看冒着燃煤的黑烟，这一事件又称为“黑船来航”。此前因风闻中英鸦片战争而焦虑不安的日本，如同一叶扁舟，由此被抛入了历史巨浪当中。

那么，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而言，这一世界巨变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此后展开的“激荡的百年史”（吉田茂语），其中展现的进取与固执、勇气与疯狂、悲壮与自怜，在多大意义上源于人们的明智以及相反的不智？我们今天能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源于后世、源于我们当下的“优势”——我们会说，当时日本面临的源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与殖民时代最新的画卷；欧洲势力的到来，既是这种历史展开的必然，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如果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认清楚了这一世界大势，日本随后的历史或许会走得更为顺当，会有更为幸福的结局。

让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历史尤其是历史的解释，并非可以如此简化。我们无疑都期待历史叙事具有真实性，还要以史为鉴，以便获得启示和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在历史认识上源于后见之明的所谓“优势”，很可能是一种不可靠的“错觉”。我们读史时面临的困境，首先源于“我们” 当下的观念，它往往就是傲慢与偏见自身。

这种令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4世纪突尼斯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绪论》中的一个说法：“一些缺乏知识的普通人，认为阅读历史很容易，吸收它也很简单，干脆冒充内行也编写起历史来。这样一来，丰盛的牧场和荒凉的沙漠混在一起了，果仁和果壳混在一起了……”这种说法很不客气，不知会冒犯多少人，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不过，这一说法既然出自这位被视为先于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卢梭、涂尔干等欧洲启蒙时代伟大的思想家而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的历史学家之口，必定尤其道理，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谨记他提出的原则为好：对于历史学家、对于一个写历史的人而言：“他需要了解各种知识，他需要有眼光和原则……”这其实也是对读者的要求。

近代日本的历史之所以呈现出一种的故事性，其实源于我们的无知。

三、“我们”是谁？

本书的书名题为“创造日本”（Inventing Japan），似乎题为“发明日本”也符合作者原意。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创造”或“发明”的主语是谁？谁在创造或发明日本？布鲁玛对此并未言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主语就是不正自明的“日本人”？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无法满足，因为说“日本人创造了日本”，只是将问题进行了转换：日本人是谁？这或许也是让上面提到的麦克法兰感到不安的问题。于是他索性终结了这种循环式的追问。他干脆地说：“世上没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

放到本文的语境当中，麦克法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故事、听故事的主角是“我们”；故事的当事者，同样是“我们”，是我们自身视线与观念的投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获得了理解日本的一种方法？我们暂且先看一下本书开篇序言当中的几个小故事。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这“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布鲁玛的故事就此展开：奥运会开幕式点燃火炬的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两位日本运动员——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跨栏选手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相继自杀。从历史书写上看，这两个小事实的选取，用意非浅，这体现在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评论上。比如说，对于第一个事实，他认为火炬手的选择在于表达“日本的和平意愿”，以及“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对于第二个事实，他写道：“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对于他们而言，竞技场上的胜利可以抚慰战败的记忆。”

1964年东京奥运会点火仪式

这几句评论，其实是在告诉读者，作者选取的故事并非在猎奇；这些故事背后的因素，即“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备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如此一来，布鲁玛的历史叙述就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这些因素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正是对日本故事、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本书作者的一些“眼光和原则”。这些眼光和原则贯穿全书，在叙述昭和史上的一件大事时，尤其让人刮目。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主张天皇独揽大权，与主张文官控制的“统制派”相对）青年将校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试图杀害以首相冈田启介为首的多名政要，并占领皇宫。结果，财政大臣、教育总监等人遇害，而冈田侥幸生还，极具戏剧性。随后，裕仁天皇下令镇压，首谋者被处死，事件得以平息。不过，这场近代日本最大的叛乱事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化的进程：政府内的文官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军部事实上掌控了日本的政治。这一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政治同盟。这些政治的大变局，自然是国民关注的焦点。不过，布鲁玛随即讲了另一个小故事：“一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妓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这一故事的增添，使得历史叙述的画风突变，堪称神来之笔。在插入这一则故事前，布鲁玛评论说，“这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诚然如此。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各种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事，竟然比不上一桩“奇闻”、或者干脆就说“破事”更引人注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叙述风格是否是这位历史学家未言明的匠心所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倒是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与人类事务的理解。青年将校们以生命相许的爱国事业，不过就是历史风中的一缕青烟。

读者，或者说“我们”对故事的认知和理解，就是对日本自身的认知和理解。“我们”才是问题。

四、故事没有结局？

其实，“世上没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日本。“黑船来航”时的美国，也不是我们当下认知当中无所不在的美国，而是一个正处于高速成长进程当中、且因废奴问题即将爆发内战的新兴国家，说不上有什么羽翼和牙齿。如果说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创造”了日本，他们同时“创造”了美国。这一点为此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1941年12月7日针对美国的袭击，既创造了日本史上的一个新事实，又根本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秩序以及世界战争的立场，并直接导致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国家的存在样式。

我们今日面对的美国，就是无数“反射之反射”后的美国。

起初，日本在应对19世纪中后期美国等西方势力时，进退有据，可谓有历史的眼光有原则。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精英的那种“眼光和原则”随后逐渐消失，最终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当中。日本自身的行为塑造着世界秩序，从而反过来再次“创造”了日本。在19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日本采取了与英美秩序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外交政策。近卫文麿在当时的政治论辩中曾说，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是现实主义的看法。在19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美两国爆发经济摩擦后，出于各种考量，日本选择了协调（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

在1960年代的日本，人们的观念因日美关系而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不过，政府层面上追随美国的政策，却一以贯之。这并非仅仅源于两国安保条约的束缚。1964年出任首相的佐藤荣作的一段话，表明了日本的一种认知。佐藤说到：“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合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本书作者布鲁玛捕捉到了这一说法的某种奇特性，并认为他是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打太极”。真是这样吗？

这种大线条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叙述者的另外一种眼光与原则。

在本书的结尾，布鲁玛提到了最后一个故事：在2002年早春作者伏案写稿时，“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不过，布鲁玛的期待却是：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和黑船告别。这是作者的原则还是外交辞令？如果像麦克法兰说的一样，世上本来就没有“日本”呢？

在写下这一故事之前，他对于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原因，进行了评论：“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日本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即1853年日本面临的“美国问题”。布鲁玛的日本故事不禁让人感到阵阵纠结。当然，这非但是故事讲述者的问题，更是考验故事听众的“眼光和原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