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假疫苗第一案是怎么判的？

向《京津泰晤士报》爆料的那位，是被天津坊间称为“中西怪医”的平庹仁。平家是祖传数代的中医，医术精湛，尤擅诊治时疫。平庹仁三岁开始识字，五岁习练书法，七岁跟着祖父、父亲识中药、背诵“汤头歌”，十岁开始学习诊脉，记录药方，十三岁以后，已经能够独立为病家诊脉开方看病了。

然后，这个从未上过一天学，纯靠自学完成了中小学主要课程但没有文凭的“神童”，就以“天津卫小郎中”的名义在“平氏中医诊所”给病家看病，有时还随祖父、父亲出诊（按：当时所说的“出诊”，并非如今医院所示的“医生从其办公室到科室给病家诊疗”的“出诊”，而纯指“应病家约请，离开诊所或者宅第前往患者家里上门诊疗”）。

平氏中医尤擅诊治时疫，平庹仁学的也是这一路。到十七岁上，祖父去世后，外界都认为已有四年临床实践的平庹仁要另立门户时，他却去了英国，自费留学专攻西医。七年后，平庹仁重新出现在天津，开了一家“平氏中西医诊所”。平氏西医学的也是“时疫”，即流行性传染病。据当时报载，平氏中西结合疗法对于治疗伤寒、副伤寒、白喉、猩红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颇有效验，对被后来列入“甲类传染病”的霍乱也有一些治愈的病例。

文：东方明

旧时，霍乱是中国最为严重且每年必有的烈性传染病。当时已经有了预防霍乱的疫苗，具备经济能力而又有防范意识的人们都愿意通过接种疫苗而逃过霍乱之劫。因此，一进夏季，汉口各西药房纷纷推出疫苗，供医院、诊所和个人选购。其时，中国已经具备自行生产霍乱疫苗的能力，由国民政府设立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的专门机构中央防疫处负责。中央防疫处设于北京市（1927年改称“北平市”）天坛内（1935年迁往南京）。

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专门机构。中央防疫处对疫苗生产、销售管理非常严格，规定国产疫苗与进口疫苗一样，须经销售地政府卫生部门批准方可批发给西药房。对百姓购买疫苗并无限制，但购买者必须如实登记自己的名址，由西药房填写疫苗接种卡后方可去医院或者诊所注射。西药房如果私自出售未经政府批准可以销售的疫苗，不管所售疫苗真假，一律予以法办。

1933年7月，当时被称为“中国华中重要城市”、“中国芝加哥”的汉口特别市发生民国史上唯一的一起伪造疫苗案件。由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在该案发生伊始尚未发酵时最先作了披露，该消息引起了中国官方主管机构的注意。随即，一份电令从国民政府内政部警政署发往汉口，警方的侦查由此开始…

民国时的天坛，当年中央防疫处所在地

民国汉口街景

平庹仁每年要外出两趟，一去汉口，二去上海。目的是会见洋医朋友，请教最新医术以及选购最新西药。这年七月上旬，他去了汉口，想了解一下今年的霍乱疫苗的价格情况。

这天上午，他一连去了数家西药房，对其中一家华人所经营的“元慈西药房”留下了深刻印象。

引起平庹仁注意的那家“元慈西药房”在门口放置了一块广告牌，上书醒目的彩色大字，曰：中央防疫处特供霍乱疫苗，最新研制产品，优惠八折供应；数量有限，售完为止。“特供”“最新研制”的关键词吸引了平庹仁的眼球，于是入内，对店员说要买这种新疫苗。

店员拿出一支（此处的“支”系一个疗程的三支）疫苗，平庹仁稍一浏览，发现说明文字中并无门前广告牌上所说的“特供”“最新研制”字样，遂询问，店员笑而不答。平庹仁又问这种疫苗是用于O1还是O139（按：此系霍乱弧菌的种类）预防的，店员盯着他看了看，说你可以看说明书嘛。平庹仁此时心里已经有点怀疑，但还是把这支疫苗买了下来，并要求出具了发票。

平庹仁离开“元慈西药房”后，寻思这款便宜了20%价格的疫苗似乎蹊跷，想拿到汉口市政府卫生处去询问。没想到背后一阵脚步声，刚才那个店员带着两个年轻汉子匆匆追上来，立刻将其围住，说这笔生意不做了，钱钞退还你，把疫苗和发票还给我们。平庹仁马上断定这里面大有问题了。于是，便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对方仗着人多，出手来夺。纠缠中，装疫苗的纸盒掉落在地上。那时还没有什么泡沫塑料、充气包装，药品包装比较简单，就放在纸盒里，四周弄些捏成团的软纸裹住就是。这一落地，里面的玻璃瓶就碎掉了。对方把被药水沾湿的纸盒抢拾起来，揭开盒盖一看发票在里面，就把药款往平庹仁口袋里一塞，拔腿就走。

饬令调查

以平庹仁的专业知识和江湖经验，到这一步就已经大致上可以断定“元慈西药房”出售的八折霍乱疫苗是“问题疫苗”。作为一个祖传中医、海归西医的双料良医，他没有想到这世上有人道德沦丧到这等地步，竟敢公然销售问题疫苗，而且并非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而就在这号称“中国芝加哥”的汉口特别市。联想到刚才被西药房派人强行把已经购买的疫苗索要回去之举，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在西药房的言行已经引起了对方的警觉。对方之后是否会采取升级版行动呢？这不得不提防。于是，平庹仁决定选择离开——立刻离开汉口，返回天津再作计议。

于是，平庹仁随即返回下榻的旅馆，匆匆结账后立刻离开。出门步行了几十米，叫了一辆出租车。有心想再观察一下西药房的反应，让出租车往“元慈西药房”门前驶过，却发现那块彩色广告牌已经没了。于是，平庹仁在前面那个路口请司机把车靠边停下，掏钱请他步行返回西药房去购买一支疫苗。司机去而复归，告知没有买到，药房店员说疫苗已经卖光了。

平庹仁返回天津后，按照旅途所考虑的，决定向新闻媒体曝光此事。于是，他就去了《京津泰晒士报》报馆，向接待人员反映了上述情况。平庹仁在当地的好名声使报馆方面对其所言深信不疑，就在次日的晨报版“读者信访”栏目刊登了题为《本埠一位医生在汉口的购药遭遇》的文章。出于慎重，该文没有披露这位来访读者的姓名、职业等任何信息，也未言及涉事药房。

中央防疫处辖属于内政部卫生署，但其办公地点仍在北平。这样，该处很快就获知了这则消息。对于这个掌管全中国唯一疫苗研究和生产的机构来说，“问题疫苗”之说简直是平地一声惊雷。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建国后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生物制品实验厂厂长、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并连任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殁于1979年，享年87岁）立刻通知全处相关干部和专家停下手头的工作，齐集一起通报并商议应对措施。由其主持的这次临时会议经过讨论后做出决定：立刻向卫生署报告此事，要求通过内政部协调警方调查此事，依法处置。

卫生署辖属于国民政府内政部。该署接到中央防疫处的紧急报告后，随即向内政部汇报。内政部同意中央防疫处的报告，决定指令汉口特别市公安局（1937年年初改称“警察局”）负责调查此事。当时，全国警察系统的最高管理机构是警政署，警政署辖属于内政部，因此，内政部可以直接下达指令。而汉口特别市当时是直辖市，不归湖北省管辖，因此警政署就可以直接向汉口市公安局下达调查指令。

及时处置

其实，早在六月底，汉口市公安局就已经接到过关于“问题疫苗”的举报，只是，由于警员对业务不熟悉，这个举报就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

这年6月30日中午，汉口市公安局新上岗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印艳蓉当班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自称姓金，特来电向公安局举报本市有不法歹徒伪造霍乱疫苗，准备向西药房销售。

印艳蓉在警察教练所接受训练时当然不可能学习过如何处置“问题疫苗”。别说她了，就是她的教官也根本不曾想到过这世上竟然有人想出伪造疫苗以敛财这样的极坏主意。所以，印艳蓉就想当然地告诉对方，这种事情不归警察局管，先生您可以去向市政府卫生处报告，他们会处理的。当时正是电话繁忙时段，她作为当班接线员，能够这样回答一番也算是说得过去了。而那个男子听了立刻挂断了电话，从此再没打来。

事后刑警得知，该举报电话系出售假疫苗的“元慈西药房”店员沙允昌所打。沙后来因此而被“元慈西药房”辞退，汉口市公安局闻讯后特批其入局工作，做了一名警员。抗战初期“保卫大武汉”时以身殉职，执勤时牺牲于空袭。

就这样，汉口市公安局错过了一次获取伪造霍乱疫苗案线索的机会。直到这次市公安局收到南京内政部警政署发来的急电饬令调查“问题疫苗”之后，专案组组长耿琰想到可能会有人来电向公安局提及疫苗之事而特地关照电话总机房时，印艳蓉方才意识到自己回答错了，赶紧向总机接线组长报告此事。

可是，当时的电话总机还不具备显示来电号码并且保存下来的技术，所以专案组一干刑警只有扼腕叹息的份了。

专案组组长耿琰是广东省警察学校刑警班出身，毕业后曾去香港警务处做过几年刑警，回广州后在广州市公安局干刑警，三年前因娶了个汉口籍的妻子，所以就到汉口市公安局来供职，在刑队当了一名探长。他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来汉口后独立办理过数起比较重要的案件。这次，市公安局头头就指定他担任“疫苗伪造案”专案侦查组组长，给他派了七名刑警，要求必须在一周之内侦破案件，抓获案犯并追回涉案疫苗。

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后，采取两步措施同时进行：一是调查《京津泰晤士报》披露的销售“问题疫苗”是汉口市的哪一家西药房，以顺藤摸瓜往下深挖；二是向汉口市政府卫生处了解伪造疫苗的一应技术手段以及需要哪些设备、材料等等，以备据此进行追查。

副组长陈鸣升带着两名刑警负责查摸销售假疫苗的西药房。因《京津泰晤士报》未曾披露涉案西药房的名称，所以他们只好找到该报驻汉口的特派记者姜龙瀛了解情况。姜记者给报馆拍发电报说明情况后，得到的回电是：严守对爆料人的许诺，绝对保密，无可奉告。

专案组还不死心，又向天津警方同行急电求援，请求协助。天津警方派员去拜访了报馆，得到的回答也是“无可奉告”。这是当时许多报纸特别是大报的惯常做法，记者、编辑经常拒绝警方提供线报协助调查的要求。

与此同时，组长耿琰等刑警在两次拜访汉口市政府卫生处郁处长不遇，第三次决定就地等候终于见到了郁处长。有了郁处长的签条，他们终于跟分管申批疫苗销售的防疫科科长瞿野见了面，使对方愿意接受他们的询问。

瞿野告诉刑警，汉口市的国产疫苗销售途径是由市卫生处按照对本地所需各种疫苗的数量进行预估后把需求数量书面报予中央防疫处，由防疫处照单生产。中央防疫处所生产的疫苗是只分品种、批次进行大规格包装，然后连同标签一起运至本市。这是因为疫苗需要置于一定温湿度条件下保存，如果事先把标签贴上去后，由于标签是纸质品，在那种温湿度条件下会产生质变，从而导致上面印刷的字迹模糊不清。所以，市卫生处都是在根据西药房及大医院报来的需求数量（中小医院、诊所直接向西药房联系购买），在提供前现贴标签后发货的。

瞿野然后提供了今年以来该处的发货品种、数量、发往何处的数据，以及库存疫苗品种、数量，与刑警一起核查，得出的结论是相符，也就是说，该处所发出的货，全部是由中央防疫处生产的真货。

耿琰边听边想，忽然发问：中央防疫处提供的标签数量与疫苗数量是相同的吗？

瞿野说标签每次都会多发一些，因为要考虑到贴到瓶子上去时会有损耗。那么多余的标签呢？

瞿野说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是在贴到瓶子上去前由我们用活动图章盖上去的，标签没有保质期，所以每次多余的就留到以后再用了。那么，是否记录过多余的数量呢？

瞿野突然愣住了，他想到了一点：如果有人把多余的标签偷偷领回家去，盖上日期章后贴在假疫苗瓶子上呢？这种造假方式不是太简单了吗？

于是，瞿野就给其助手徐廷辉打电话，命其立刻过来。徐出现在刑警面前时，耿琰只朝他瞥了一眼，就发现此人的眼神有点故意游移，不敢与刑警对视，于是便疑上了这小子。果然，只问了几句，徐廷辉就露出了马脚，当场承认是他用生理盐水伪造了假霍乱疫苗，由其朋友陈玉安寻找下家销售出去了，一共销出了68支（即68套，每套三支）。

于是捉拿同案犯陈玉安。陈氏是汉口市政府杂役，其时闻讯已经逃之夭夭。专案组当即布置追逃，但一连三天没有消息。如此，该案就只侦破了一半，因为买下假疫苗的下家是谁只有陈玉安知道。案子到此竟然搁浅了，那该怎么办呢？

专案组一番讨论后，认为只有找那个向《京津泰晤士报》爆料的先生求助了。于是，耿琰带了两名刑警赶往天津。

但报馆方面仍然不肯提供爆料人名址，双方反复洽谈后，刑警想出了一个主意：由汉口市公安局出面掏钱在该报刊登一则“寻人启事”，说明汉口假疫苗案件已破获，现寻找爆料人以搜抄赃物，追回假疫苗，还黎民百姓一个公道云云。相信爆料人看到该启事后，会愿意配合警方的。

果然，《寻人启事》刊登后当天中午，平庹仁就主动给在旅馆等得心焦如焚的刑警打来电话发了见面时间。当天下午，刑警在跟平氏会面后，立刻往汉口拍发加急电报，要求专案组其余刑警出动，查封了“元慈西药房”。

经查，“元慈西药房”进货时因陈玉安出示了“汉口市政府”的通行徽章，故对其自称系“市府卫生处助理员”之身份不疑，因而也相信陈犯谎称的“新产品打折”之语，买下了68支（套）假疫苗。但在销售第一天，甫一推出就被平庹仁盘问不休而感到“似有疑问”，遂立刻停止销售。这68支假疫苗案发后被刑警悉数抄没。该药房事后受到了罚款并停业一月的处罚。

1933年9月，汉口地方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二十二年度诉字第一四九号”法律文书对该案进行判决，徐廷辉被以“侵占欺诈、伪造文书（指私开销售许可单）、制造公共危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徐犯本人所获赃款悉数没收，上交国库。

另一案犯陈玉安之后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