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教授：转基因不是简单的支持不支持

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系教授董欣年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我觉得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小心一点。”

“转基因作物为什么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科学上是很容易能够把它讲清楚的，”董欣年说，“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个争论的复杂性。”

转基因是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某个生物的优良基因人工分离后导入另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善生物的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

董欣年1959年出生于中国湖北武汉，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家，1982年获得武汉大学生物学系学士学位，同年通过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获得留美资格，201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盲目推进使得民众抵触

董欣年认为，公众现在对转基因作物的恐慌，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最初在中国的转基因作物品种有关系。

“转基因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用的就是水稻，但是大米对大家来说太重要了。”董欣年表示。

中国的三大主粮是水稻、玉米和小麦。上世纪90年代初期，转基因水稻由中国研制成功。此前央视也曾调查过一起转基因水稻种子外流的事件。由于缺少让公众慢慢适应的过程，使得公众产生了恐慌。

“如果一开始从小一点的作物做实验。比如说木瓜。”董欣年表示，“大家慢慢看到转基因木瓜是安全的，但是不是整天吃，那还能接受。”

中国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Bt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于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但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木瓜都是转基因产品。

1948年，夏威夷瓦胡岛上发现了一种侵害木瓜的植物病毒，即番木瓜环斑病毒（PRSV），该病毒通过几种非持久性传毒的蚜虫进行传播，严重时可导致木瓜减产八九成。由于瓦胡岛的木瓜产量受PRSV影响严重，上世纪70年代，夏威夷的普纳地区代替了瓦胡岛，生产了夏威夷95%的番木瓜。1992年5月，在普纳地区的商业化番木瓜种植园中也发现了PRSV。尽管人们通过观察和砍伐以抑制PRSV的传播，但是到了1994年普纳超过一半的番木瓜都被PRSV侵染，因此夏威夷农业研究所放弃了对该病害的扑灭程序。到了1998年，普纳地区的番木瓜产量减少到了1992年时的一半。转基因番木瓜的研究和应用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除了夏威夷，自上世纪50年代，该病毒在世界多个木瓜产地均有发生，并于1959年在中国广东省的广州地区首次被发现，随后在中国南方的多个省份广泛流行。由于环斑病毒猖獗，国内外都没有抗原，因此无法用传统的抗病育种方法选育抗病品种，木瓜生产一度受到威胁，成为木瓜产业的主要限制因素。2006年，中国自主研究获得的高抗转基因品系番木瓜——华农1号，获得了在广东省应用的安全证书。在广东大规模种植后，从根本上解决了番木瓜生产上受PRSV威胁的问题。

除了最初的推进决策欠妥之外，董欣年认为很多人会抱有 “我反对转基因是无害的”想法。

在人们的认知里，接受未知事物总比已知事物的风险高。董欣年向记者假设了一种场景，如果一个家庭有小孩子，家里收入也不错，那么在“不做出改变自己也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拒绝新事物是说得通的。

然而她也指出，随着人口的暴涨、工业化的发展，环境（热带雨林、栖息地等）又面临巨大的压力，要养活世界上这么多人，一定要在不增加扩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增加农业产出。

左手转基因，右手农药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数据，2017年末中国耕地面积为13486.32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6.09万公顷。其中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为减量因素，土地整治等为增量因素。这是中国连续第4年耕地面积减少。

要能让产量保持在一定高度，董欣年建议可以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不用遗传方面的手段进行增产、抗病、抗虫的话，其他的选择是什么？

“那就是化学的手段，化肥、农药。”董欣年表示，“农业用的化肥和农药实际上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董欣年提到，法国在转基因问题上始终是十分保守的，但同时法国也是欧洲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2016年2月法国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调查纪录片显示，法国每年需要喷洒65000吨农药，其中吉伦特地区（Gironde）就要消耗3320吨。吉伦特地区是法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世界闻名的波尔多红酒以及其他很多名牌红酒用的都是这里的葡萄。

法国电视台援引过去法国各消费群体和监管机构在不同时间段做的测试，结果均显示，法国的草莓、苹果、蔬菜、扁豆、干豌豆和莴苣，农药残留一直超标。此外，该摄制组记者找了20个就读于吉伦特地区不同小学的孩子们，并将他们的头发样本送检，实验室的反馈报告显示，这些孩子们的头发样本里残留了高达44种农药。

即便有些杀虫剂已经在法国境内停售，这些农药依然会残留在水中和土壤中。21世纪初，法国就禁止了一种名为阿特拉津的除草剂，但10多年过去了，许多曾使用过大量阿特拉津除草剂的地区，依然能检测出这种农药的残留。

对此问题，时任法国农业部部长的Stéphane Le Foll回应：“我十分清楚这对于人们的健康、环境甚至是经济发展，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那么要养活这么多人，究竟该用化学方法还是生物技术手段呢？

董欣年给出的答案是——推进知识科普，但要给大众时间慢慢看，慢慢判断哪个更安全一些。

“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不支持’，”董欣年表示，“因为它不光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有一些政治、经济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