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两位状元名臣的风度：吴宽与谢迁

作者：史遇春

欲说其事，先讲其人。既然如此，那么，就来介绍一下本文的两位主人公。

第一位，吴宽。

吴宽生于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卒于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享寿70春秋。

吴宽字原博，号匏[páo]庵、玉亭主，世称匏庵先生，长洲（属苏州）人，明代名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吴宽高中状元，授职翰林修撰。

他曾侍明孝宗（朱祐樘）读书。

明孝宗即位，吴宽升迁左庶子；参与修撰《宪宗实录》，进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官至礼部尚书。

吴宽卒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他于书无所不读，诗文很有典则，兼工书法，著有《匏庵集》。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吴宽传》可参看。

说完第一位，再看第二位。

第二位，谢迁。

谢迁生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享寿83春秋。

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代中期的著名阁臣。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谢迁进士第一，高中状元。

他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

明孝宗弘治初期，升进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入内阁参与机务，再进詹事；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晋升太子少保，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为人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善于持论。

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政绩卓著，时人有云：

“李公谋（李东阳的谋略），刘公断（刘健的当机立断），谢公尤侃侃（谢迁的能言善辩）。”

有“天下三贤相”之称。

明武宗（朱厚照）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奏请诛杀刘瑾不克，遂与刘健同致仕归。

后遭刘瑾报复，剥夺诰命。

刘瑾死后，谢迁复职，致仕。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谢迁复入阁，居位数月，极力求去。

谢迁去世后，朝廷特赠太傅，谥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白虎庄（今浙江省余姚市临山镇临山村）。

他著作有《归田稿》八卷、《湖山唱和诗》二卷传世。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谢迁传》可参看。

吴宽、谢迁二位，简单介绍完毕。

从吴宽与谢迁的简介中，可以看出：

一、吴宽年长谢迁14岁；

二、两人均在明宪宗成化朝荣登状元：

吴宽是在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

谢迁是在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

吴宽比谢迁早一科（三年）登第；

三、按照明朝的制度惯例，状元授翰林修撰，故吴宽与谢迁均曾为翰林。

话说，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共23年）时期、明孝宗弘治（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共18年）时期，翰林院声望最重的人物，当属吴宽与谢迁二位。

前文已述，吴宽与谢迁二位，均是状元及第。

这二位，均是仪容修整，行止有范之人。

吴宽其人，温和纯正，包容博厚。他的诗词、文章，均有古人的思想意趣和风范。

谢迁其人，畅达明理，诚实正直。他的诗词、文章，可视为吴宽之亚。

就是因为吴宽与谢迁各方面条件俱佳，所以，他们二人，一时均被看好。

当日，众人均有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二位均有成为公辅（借指宰相一类的大臣）的希望。

明孝宗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农历二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在任上去世。

丘濬（公元1420年～公元1495年），字仲深，琼山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年76岁，追赠太傅，谥文庄。

《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可参看。

丘濬殁于任上，内阁出缺。

丘濬辞世之后，原本吴宽有望入阁。

不巧的是，这个时候，吴宽丁忧归乡。

当日，从各个方面的条件看，谢迁都排在吴宽之后。

说来也是奇巧，吴宽丁忧之时，正是谢迁即将服阕之时。

按照制度惯例，吴宽必须守制，不能在官场任职。

于是，原本属于吴宽的入阁机会，朝廷就给了谢迁。

谢迁入阁之后，在其任职的十余年之间，时人对他的评价是：

能够持正，不失为贤相。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机会一旦失掉，再要遇到一次，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吴宽失去那一次入阁的机会之后，他在官场的职位，就一直处于无法进至高层的状态。

吴宽的这种际遇与状况，很多人都为他不平。

但是，吴宽却毫不在意，他一直都能够从容面对。

那时的人，还有读书人的那股子意气。

对于自己的官场境遇，吴宽能够安然淡定；而谢迁却常常因为自己先了吴宽一步，内心深为不安。

其时，内阁首辅是刘健。

刘健（公元1433年～公元1526年），字希贤，号晦庵，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他师从薛瑄，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登进士第；历庶吉士、翰林编修、翰林修撰、少詹事，并担任太子朱祐樘（明孝宗）讲官。明孝宗即位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后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接替徐溥担任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拜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明武宗即位后，奏请诛杀宦官刘瑾未成，致仕归家。不久，便被列为“奸党”之首，其后，又被削籍为民。刘瑾被诛后，复官。明世宗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逝世，年94岁。追赠太师，谥文靖。《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刘文靖公奏疏》二卷。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崇儒兴学，注重实务。居官敢言，极陈怠政之失，指出财政困难之因在于斋醮、织价、冗官、营造之浪费。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刘健传》可参看。

当日，谢迁曾多次在刘健跟前提及，说是吴宽应当入阁任事。

对此，刘健的回答是：

“等我离开内阁后，再用吴宽吧。”

有一天，谢迁又在刘健跟前说起了进用吴宽，让其入阁的事情。

刘健的回答，还是和以前完全一样：

“等我离开内阁后，再用吴宽吧。”

为此，谢迁还和刘健争论起来。但是，刘健就是不答应。最后，以至于谢迁到了声色俱厉的程度，他大声说道：

“我难道会偏私吴宽吗？我难道是为了私利才请求吴宽入阁吗？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您请求，请您进用吴宽入阁，是因为：因为吴宽的科第在我之前，因为吴宽的年岁在我之前，因为吴宽的声誉名望在我之前。吴宽的很多事情都在我之前，我比他先入阁，我心里有愧啊！就是因为这些，我才请求让吴宽入阁，我这是在为朝廷延揽重用人才啊！我说了这么多次，您一直不答应，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谢迁说得情绪激动，刘健只是笑笑而已。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驾崩于乾清宫，在位18年，享年36岁。15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次年，改元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

明武宗即位之后，明孝宗时期的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都上章请退。

谢迁最初上疏求退之后，朝廷并未答应，他就留在朝中。

于是，谢迁又上疏，举荐吴宽和王鏊替代自己。

谢迁举荐吴宽和王鏊（《王文恪公笔记》的作者）的行为，让刘健非常不高兴。

为此，刘健向内廷宦官宣言，说谢迁属于王党（当是王鏊一党）一派。

关于这件事情，王鏊在《王文恪公笔记》评价，大意如下：

世俗之情，所处之地势相近，就互相倾覆；人间之态，所居之职位接近，就尽力碾轧；天下之事，所拥之名望厚重，就明妒暗忌。虽然平时也互相握手，表示相亲相敬之意；偶然谈话，还会以肺腑之语相示；似乎都是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至交。

可是，一旦遇到与自己有关的些微得失，一旦面临与自己有关的丁点利害，马上就翻脸如翻书，转面同陌路。这个时候，不但不会牺牲自己的半点利益，还会竭尽全力，把对方想方设法挤进井里；不但要将对方挤进井里，挤对方下井之后，还不满足，一定要再推一大堆巨石，填进井中，这才心满意足、粲然大乐。

这就是唐代昌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所慨然太息的：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就此而言，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举荐吴宽来替代自己呢？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会因为吴宽的科第、年齿、闻望均先于自己，而自以为越俎代庖呢？哪里会有人像谢迁那样，因为自己入阁在吴宽之先，而惭愧呢？

像谢迁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多见啊！

谢迁去世后的十多年间，世人说起他来，都还会认为他能持正、他是贤相。

对于谢迁举荐吴宽自代的事情，刘健很不高兴，他还认为，谢迁是王党一派。就此而言，刘健的行为，与前代人物相比，他还真是有愧于古代的大臣风范啊！

最后，介绍一下王鏊。

王鏊生于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享寿75春秋。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名臣、文学家。

他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考中进士，授职翰林编修。

明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

明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诛刘瑾等“八虎”，事败；旋即入阁，拜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在其任上，他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终因无法挽救时局而辞官归乡。

王鏊家居十六年，终不复出。

卒后，追赠太傅，谥文恪，。

王守仁赞其为“完人”。

唐寅（伯虎）赠联称其：

“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王鏊学有识鉴，经学通明，制行修谨，文章修洁。善书法，多藏书 。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

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王鏊传》可参看。

本文主要框架，参照明人王鏊《王文恪公笔记》中《吴宽谢迁》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