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差异化经营和细分市场的重要性：民国豫西土匪就业指南

从大清进入民国，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土匪，如果你毅然决然走上这条人生不归路，必须首先了解下历史，看看同行们的入职过和经营模式，否则很难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成功有为的土匪，即便机遇来了，也很难把握。有道是：穿越有风险，江湖需谨慎。

土匪这个职业，也许就出自河南，《左传》里说：“郑国多盗，取人于苻之泽。”闹土匪的这个地方，大致位置在今天的郑东新区。河南人庄周在《逍遥游》里写过他的一位豫东老乡盗跖，他哥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则是第一个叫响“盗亦有道”这句宣传口号的盗圣，而且能把祖籍河南的孔老夫子批得体无完肤，所以被尊为绿林行的祖师爷。顺便说句，老年间窑姐也以他为祖师爷之一。

20世纪前后，河南土匪的变化是一种质变。

人员上，此前作案的多是以失业游民组成的小股土匪，且多在较小范围内活动，时散时聚，还没有形成大的声势。此后连有产业的富户，甚至秀才、洋学生也不得不入名盗籍，以求保全身家，于是匪伙众多成群，肆如流寇。

装备上，此前多是以刀为利器在黑夜抢劫乡村，进入20世纪后发展到多备有快枪利炮，公然在白天穿军装、吹洋号大肆抢掠城市。有道是“清晨骑马南衙，大爷背着马丽霞”，马丽霞是Mannlicher的音译，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利夏M1886-88步枪，奥地利货，北洋新军制式装备。能跟官军有同样先进的装备，自然抗拒官军，就成了家常便饭，一镇总兵都未必打得过豫西的土匪。驻守南阳方城的河北镇总兵谢宝胜，如果论枪法，还不如与“中州大侠”王天纵呢！

清帝逊位，民国肇建，新的社会秩序却没有重构，新旧各路军阀，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轮番肆虐河南。为了逐鹿中原，敌对各方竞相封官许愿，拉拢各色绿林土匪，以扩充实力，置对方于死地，起码也让你后防不稳，疲于奔命。好不容易打累了，大帅司令们歇会儿了，为巩固防地，防止这帮家伙被敌方所用，便加以收编，为己所用。

1925年有人出版了一本《中国盗匪研究》，统计当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土匪状况，山东的土匪人数为18300人，千人以上的股匪数为3股；而河南竟达51100人，千人以上的股匪数为23股，远超山东。而同期河南人自己的统计，则认为大小共有二百多股，人数达十六七万。

土匪的构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趋复杂，囊括了社会的各色人等，除为数众多的破产农民外，还有游民、散兵溃勇、吏役和大量工人，特别是矿工，因为他们有组织纪律性，又好勇斗狠，战斗力最强，此外也有城乡地主和失意军官；有十多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包括妇女。

这篇我想说说豫西的土匪，豫西当年为啥出土匪？说到底就是石厚土薄，生产条件差，小农很难对抗地主兼并，内卷化严重，人命不值钱。土匪出身的小军阀范龙章回忆他父亲的死：天不亮，喝了两碗稀粥就去干农活，中午才回来，饿得前心贴后心，一看老婆忙活孩子，饭还没做好，他又爱惜老婆妻管严，想到井口打桶水，凑乎个水饱儿。可酷暑难耐，又热又饿，体力完全透支，拿起轱辘使劲就晕倒了，栽到深井里，当时周围也没人，等人发现早淹死了！人死了，装殓的几十串钱都是借的，这种孤儿寡母就被人欺负，偷你东西你知道是谁，也不敢惹，连他母亲都差点被村里的无赖给卖到窑子，后来弟弟也被人杀了。

二三十年代的洛宁县，真正的县长既不是省政府派下来的流官，也不是人枪最多的土匪，而是土豪劣绅程毓琪，其为患洛宁11年。因其乳名十序，从县长到匪首，黑白两道都尊之“十掌柜”。1923年，程任董寺、崇阳两镇的保卫团团总，县长谢述曾便与之勾结，大发烟土财，进而购枪，并没收民间枪支，最终达到五百支，且多是正规军械，乃以此放高利贷。贷出对象为零星土匪，后者掳掠财物，须抽出六成作为利息，不少土匪因此发家，自然对程非常感激。外地商贾来做生意，也必须先打点程，否则从官到匪，都要找你的麻烦。同样，流官来做县长，也必须先拜访程，听从他的指示，否则必为其掣肘，搞不好脑袋搬家。

吉长升是豫西土匪的另一种出身，早年做村正，也就是村长，后来做洛宁县巡缉队长兼清乡主任，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当时豫西的普遍情况是县长怕土匪，后者动辄扑城，把县政府连锅端，一口气抓走几千肉票都属常事。小小巡缉队，仅三百人枪，能守城就不错了，可能亲率部下，每战必胜，以少胜多。后来才知道，吉的秘诀在于平常与各杆匪首暗地勾结，每次剿匪事前双方就已商量妥当，一经接触，匪方即败后退，留现款若干于地，吉则收款留给子弹如数。如此往返数次，交易完成，战斗即行结束。两方各取所需，巡缉队从未损伤一枪一卒，同时亦未闻其击毙土匪若干。直到1925年，嵩县的一股悍匪坏规矩，把吉的巡缉队消灭了一半，吉索性下水当了土匪，反正也轻车熟路，道上朋友也多，所以一亮牌子就扩充到千余人枪。先打的寨子村，这里是洛宁现任财政局长的家，此前还出了个老教育局长，按理说既有吉的老同事，也有他的老前辈，可为了发财立威，吉还是打开这个村寨，杀了三百多口。这货后来做了刘镇华部的团长，抗战中投降鬼子，又做过皇协军的团长，解放前病死。这个剖面告诉我们，在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日渐崩溃的大背景下，独善其身成为一种奢望，传统出仕做官反不如做土匪再改编军队，来钱更容易，豫西烂透了，要改天换日就必须用彻底的革命来扫除丑恶！

洛宁的郑复礼匪帮是豫西土匪里难得的高学历团队，郑本人毕业于洛阳省立第八中学，别小看这个中学生，要知道当时的河南仅有省立初中15所，高中两所，能考上，足见学习成绩相当不错，远比今天的本科生值钱。郑的参谋长李干卿毕业于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学校清末叫法政学堂，后并入河南大学，成了法学院。还有位白玉璋，则是当地数得着的富户，跟文史资料里的作者是小学同学，看来起码也上过中学。郑参加土匪拉杆子，起因在于打孽，他爹被人所害。豫西在民国年间，孽成风，说到底就在于政府威信扫地，社会秩序崩溃，土豪劣绅和土匪恶霸成了二政府，社会弱势群体在用正常、合法手段无力解决其生存困境时，只能选择忍让等死，或者当土匪！

老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清末民初的豫西土匪基本能秉持这个传统，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兵匪患再加上天灾，土匪也很少吃香喝辣的好日子，想撑下去就只能坏规矩了。洛宁董寺镇程家营出了个土匪程秀明，他家堪称土匪世家，程父就是土匪，老了才洗手上岸，程的叔叔则是丁老八的副驾杆，程最初跟李老幺，后来才一杆。程作案是有钱就抢，决不舍近图远，甚至街坊的殷实户亦不放过。下峪街尚父裕乃较大地主，且富有现财，但与程家有亲戚。饶是如此，程却暗中指使手下把尚家抢了，并绑了尚家爱子的肉票。

破门入室搜索了细软之后，还拷问尚妻：“老铁（当地黑话，指白银）放在哪了？”

尚妻说：”没老铁，只有俩秤锤！”

但最终，尚家还是本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精神，出了两万现大洋，是当时洛宁第一票价。此外，既是程的表叔，又是小学同学的某人，一样被勒索。如此六亲不认的背后，整个豫西社会的普遍内卷化，可见一斑，从贫到富，从士绅到土匪，大家都穷怕了。

做土匪的多了，也便有了细分市场的需要，当时豫西的肉票有种叫“快票”，未出闺的姑娘，需要当天赎回，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名节有亏，好说不好听啊！因此快票索价较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愿意绑快票，觉得本大利薄，搞不好窝手里就亏大了。这种情况，直到张寡妇的出现，其人本段氏女嫁入张家，也是因为打孽才入的绿林。张发现这条财路，最初是因为人枪太少，不敢向大的村庄“采盘子”，遂采取偷票的方式。一就绑了两张快票，到窝藏地亲自看守，既不缺饮食，还供给床被，非常优待，时刻守护在侧，禁止男性入室。日久远近皆知，凡是张寡妇绑的快票，早晚是无不赎的。

某日夜间，有一男匪，偷至票房门外，欲入，被张寡妇发枪毙于门口。从此所有男匪对快票不敢再起歹心，赎票有了充裕时间，娘家凑款不及时，婆家也来帮助。

优质的管理，优质的服务，体现性别优势，经营角度贴心，让娘家和婆家同心协力，关系更和睦，客户才有归属感。如果放在今天，张寡妇一定是个营销奇才，她找准市场痛点，把局部缺陷用市场不对称进行弥补，转换思路，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可在当时，张寡妇的生意虽能兴盛一时，却最终被同样土匪出身的镇嵩军给镇压了，因为你赚得盆钵盈满，却不给我分账，所以我就得干掉你！自此快票即不再出现于江湖，这就是并购的风险了。

是不是没听够？没事，咱们下周再讲，咱家这里，文史资料里看来的土匪旧事多着呢！

当时的河南社会，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社会异常混乱，内卷化严重，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情绪在激化中爆发。反正活不下去，反正看不到希望，不是闹革命，就是等而下之为匪徒。

民国时代，地方豪绅把持着地方上的政权、兵权、财权、族权，相对流官的县长和县党部主任，前者才是县里的真正执政者。民团大多由乡绅大户把持，他们不仅欺压良善，而且多与匪勾结，互通声气。

所以说，要解决土匪问题，只有革命一条路可破，涤荡旧社会的一切丑恶，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建国初期，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形势那么严峻，但那时那人那党，硬是横下心来，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大剿匪，很短时间就根治了几千年来的土匪问题。

以河南，特别是匪患最猖獗的豫西为例：从1949年7月陕州（今河南陕县）会议做出部署开始，到12月上旬，也就半年时间，原有近两万名土匪，除少数潜逃在外，其余均被消灭。共歼灭匪70余股， 计19783人。

河南的经验就是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彻底打掉土豪劣绅，把以封建保甲制度与封建宗族势力为一体的基层政治统治者撵出历史舞台。对此，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正是通过清理这类“赢利型经纪人”，才终止了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完成了民国政府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中国才有了走向工业化的稳定基础。

最后说句：真心希望以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少吹些土匪和乡贤，他们才是民国土匪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