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日本“右翼组织”的前生今世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

日本警察近年来加强了打击暴力团的力度，而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也令暴力团的经济收入大减，这样在更多场合下暴力团会以右翼团体的面目出现，以至到了现在，在日本已经很难区分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日本这些草根右翼除了靠大音量喇叭造成声势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和国家权力联系紧密。相反，这些“右翼组织”因为和暴力团密不可分，一般都是警察的监视对象。

“日本会议”影响不容轻视

根据警察厅的统计，现在日本不存在拥有三位数成员的右翼组织。实际上，那些由部落民和朝鲜半岛出身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是不是真能算“右翼组织”值得打个问号。而目前日本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右翼组织”，其实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日本会议”。

“日本会议”的前身是1978年成立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一个大杂烩似的组织，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可以自由参加。由于参加的各种各样组织越来越多，到了1998年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打开其网页，什么莫名其妙的组织都看得到。他们的主要主张是修宪，制定《国旗国歌法》，制定新的《教育基本法》，推进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女系天皇，反对外国人参政，反对夫妻别姓，修改《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反对《自治基本条例》等等。

“日本会议”的个人成员中，国会议员最多时有将近250名，除了日共和社会民主党之外，什么党派都有，这些人还组成了一个“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最近几年中最右翼的日本内阁大概是福田康夫内阁，从内阁总理福田康夫开始，18名大臣中有7名，22名副大臣中有8名，26名大臣政务官中有11名是这个“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成员，再加上官房副长官和内阁总理助理各一人。

战后阻碍日本“右翼组织”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活动资金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比如参加“日本会议”的大公司董事就极少极少，更不要说法人成员了。这是因为“日本会议”在靖国神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问题上都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考虑到商业利益问题，大公司不仅不会给“日本会议”以财政支持，不少公司甚至禁止本公司的高管以个人名义参加这个组织。从“日本会议”的决算书中也能看到，它的活动几乎都只是依靠个人会员缴纳的会费。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右翼组织”就等于暴力团，当然不能指望从市民那儿得到捐助。连“日本会议”这样的领导人物名单中几乎清一色国会议员、大学教授等的“右翼组织”都是这样，其余小的草根右翼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日本“右翼组织”除了出动宣传车制造噪音之外，还没有什么更大的行动能力，更不可能像战前那样组织政变了。

但是必须指出，“右翼组织”的资金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即使在“右翼组织”形象没有改变，财界也不肯捐助的情况下，右翼组织还是能够得到资金援助的。这正是目前日本右翼积极要求的：从内阁官房机密费中拨款给“右翼组织”，因为内阁官房机密费不需要公布明细和用途。目前这一条似乎还不可能实现，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