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华”之命运万历朝援逐倭战争的前因后果

1:“假中华”为什么犯境

万历十九年（1591），大明皇帝、中华宗藩体制的“天下共主”明神宗朱翊钧连接密报，称日本正备战侵华，不但举国动员，还威胁周边各国参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能吗？明廷将信将疑。

症结出在朝贡上——此前日本请求恢复朝贡，明朝答复是先解决祸乱沿海的倭寇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东亚朝贡体系是中华宗藩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各国承认明朝为其宗主，得到明帝册封成为藩属，就取得朝贡的资格，以少量贡品换得大量赏赐，还能顺带做生意。这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差价最高达十倍之多。

朝贡关乎日本经济命脉，明朝中日关系有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明初把日本国王封号授予幕府将军，建立朝贡关系。室町幕府衰落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群藩林立。藩国盗用幕府名义在中国杀人越货，明廷怒而终止一百五十年的朝贡关系，这是第二件。倭寇是海盗，有日本藩国支持，其中很多是因海禁失业，铤而走险的中国渔民和商人。

明廷认识到单靠剿灭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部分开放海禁，取得一定效果，但同时严令中国人不得赴日贸易。这样一来，无论朝贡还是开海，日本都被撇在了一边，只有眼红干看的份儿，不禁怒火中烧。

不过日本也有运气，16世纪发现了金、银矿，白银出口量一度占全球三分之一。最早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和传教区的葡萄牙人奔波于印度、南洋、中国和日本之间，用药品和香料换丝绸，丝绸换白银，白银换瓷器，也做军火生意，大获其利。谁料盛极而衰，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当时葡萄牙国王是西班牙人）让葡人风光不再。

改变东亚历史的石见银山

（现为世界文化遗产）

日本特权商人渴望填补这一真空，仅仅从中国劫掠和走私已经满足不了胃口。何况日本已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兵强马壮，不可一世。这就是第三件大事：明末日本企图以战争叩开中国大门，重开朝贡，发动者是关白（即最高执政者）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对世界的理解基于对日本的过度自信。他认为自己平定陆地和海洋，保障商人旅行安全，禁绝海盗（即倭寇），明朝应该来谢恩才是。

万国来朝的对象不应再是衰落的明朝，而是兴起的日本。位至人极的秀吉想再进一步作天下的主宰，死后取得神位，享受大豪杰的祭礼并实现永生。日本素有自称“中国”和“华夏”的传统，秀吉甚至想合日本、朝鲜和中国三国为一。但他对天下秩序的理解是征服惟恃武力，也即中国儒家从来摈弃的“霸道”而非“王道”。

中华宗藩体制脱胎于儒家“家天下”概念，要义是“天下一家，事大字小”。“字”即孕妇在屋内产子，引申为养育、抚爱。宗藩，即宗主与藩属。宗主好比家长，藩属好比子女，藩属间好比兄弟；藩属服侍宗主，宗主爱护藩属，藩属间友好相处。藩属受欺，宗主主持公道，所谓“兴灭继绝”；宗主有事，藩属效力支持，所谓“尊王攘夷”。这些在秀吉都不需要，可见他的所谓“中华”是冒牌货。

战国第一暴发户丰臣秀吉

（狩野随川绘）

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对外部世界所知不多。他听说中国畏倭如虎，几百海盗即可横扫数省，如入无人之境；又听说朱翊钧无道失政，武备不足，就认为明朝不堪一击。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当初幕府接受明朝册封，虽说为了换取朝贡，但慑于中华文明的巨大威力，表现还是相当恭敬的，日本上下也以使用“大唐”舶来品为荣。在朝贡期间，日本商人多次不守规矩，在华逞凶，明廷总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和轻慢之心。再加上倭寇之乱始终无法解决，更让日方觉得明朝徒有其表。

“厚往薄来”的朝贡机制是不平等的贸易方式，长期海禁更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久而久之，不但明廷无法承受，日本也为谋求暴利而不择手段，以至于昧于大义和大势，发动一场注定失败但为害甚烈的侵略战争。

2:“小中华”为什么瞒报

本来是侵略中国，为什么战争发生在朝鲜呢？从日本到中国，有海路和陆路两条选择。海路从辽东、山东、江浙、闽粤登陆，即倭寇袭扰的老路。日本水军落后，投入海战胜算不大，丰臣秀吉心知肚明，从始至终未发一船一舰侵华。陆路经朝鲜，他致书朝鲜国王李昖（音同言）借道。

作为中华宗藩体制头号藩属，自称“小中华”的朝鲜理所当然予以拒绝，但却迟迟不向明廷通报敌情。朝鲜与日本隔海相邻，往来不断，按说应该非常了解其动向。获悉明廷得知日本意图后，朝方更加不安，君臣展开讨论。

一方主张通报，一方担心被认为私通日本，主张隐瞒。迫于压力，韩王派使臣进京通报。明帝破格接见，嘉勉有加，一团和气背后面是两国不动声色的博弈。

公元1592年春，壬辰，大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明廷连遇两件大事，一是请定太子，二是宁夏叛乱，大费周章，无暇东顾。就在此时，丰臣秀吉命二十万大军登陆釜山，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中国称为朝鲜之役，本文称为万历援朝逐倭战争。

釜山之战后日军几乎未遇到像样的抵抗

仅仅两个月，兵不血刃占领王京汉城，攻取开城、平壤，连克三都，朝鲜几乎全境沦陷。李昖奔至鸭绿江边，请求越境避难，喜不自胜的秀吉则发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

朝鲜溃败如此之快，出乎明廷意料，甚至生出朝日勾结，制造假象，共谋中国的疑虑。究其原因，通常说法是该国政治昏暗，武备松弛。从韩王在停战期间听信谗言，囚禁和杀害良将来看，此言非虚。不过研究中朝关系特别是边界历史，会发现另有原因。简而言之，朝鲜战略防御重点放在北部而非南部，这是日方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无处发展，“北拓”是此地所有朝代的共识。金元以来，鸭绿江、图们江两岸由女真人居住。朝鲜蚕食鲸吞，将女真人驱离故土，并得到朱棣认可：

“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

有边无防、有疆无界，这是中华宗藩体制的特点，为后世留下无穷麻烦。最终，朝鲜占得9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上述两江成为两国界河。然而，这一大片疆土处于高寒地带，且多高山，几乎没有宜耕土地，习惯温带生活的朝鲜人要付出相当代价才能生存。何况还要对付强悍的女真部落，又耗费了巨大精力。这应该能解释为什么顾不上防范日本。

虽然中朝之间有包括女真问题在内的诸多矛盾，不过大敌当前，明廷搁置争议，就如何维护宗藩体制展开争论。宗，即供奉祖先牌位的屋子；藩，本意是篱笆，引申为屏障。中国好比屋子，北京好比牌位，辽东好比门户，朝鲜好比篱笆。

一方认为篱笆是为门户作屏障，而不是恰恰相反，也不是全无道理。从政治上，中朝一体，必须救援，日本对宗藩体制的挑衅必须制止；而从军事上讲，明军以逸待劳在辽东与日军会战，既无劳师远征、人地两疏、补给困难之苦，又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最终胜利仍将属于中国，代价是坐视朝鲜一度被吞并，动摇藩属对宗藩体制的信心，这是大国如明朝在道义上不能承受的损失。因此另一方认为：

“关白之图李氏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李氏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李氏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李氏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日方的底牌是最大程度压榨和瓜分朝鲜，同时通过打砸中国国门实施威吓，达到通商目的，这已为其后的事实所证明。那些认为中国出兵是为了自保，朝鲜为中国而牺牲的观点是对历史的无视和对宗藩体制的无知。朱翊钧决意援朝，命令辽东做好安置李昖的准备。韩王一旦入辽避难，就标志着朝鲜亡国，“兴灭继绝”的时候到了。

明神宗朱翊钧

作为宗主，他在致李昖的答辞中直言不讳批评朝鲜君昏臣暗，文恬武嬉，内斗不休，国政荒废。这才是藩属隐瞒不报敌情的深层次原因。

3:“大中华”为什么议和

援朝逐倭一波三折，分为壬辰倭乱（1592）、癸巳议和（1593）、丙申册封（1596）和丁酉再乱（1597）四个阶段。战争的具体经过，相关介绍文章不少，这里重点讲一下收复平壤、开城，兵临汉城后的议和。

中朝联军面临后勤保障、情报向导和协同作战诸多困难，议和过程中也发生过矛盾。回到前言的话题，熟悉抗美援朝战争的读者很自然联想到历史居然如出一辙！区别在当时战俘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但朝鲜两位王子和三位大臣被俘，他们的命运无疑是谈判的重要砝码。

商人出身的小西行长

（月岡芳年绘 肯定有掺水）

侵朝日军不少将领是商人出身，很清楚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对议和比较积极。日方提出七项条件，中方提出三项（见括号内）：

归还朝鲜王子（如前）；丰臣秀吉迎娶明朝皇女；恢复朝贡互市；两国互换誓词（秀吉谢罪）；返还朝鲜王京及部分领土（返还全部领土）；朝鲜王子及大臣入质日本；朝鲜宣称永不背叛日本。

此后日军主动撤出汉城，退居釜山一带，距上次登陆正好一年，也归还了王子和大臣。明军则全部撤回国内。

朝贡的前提是册封。日本志在重开朝贡，而无论明帝还是韩王都不想让日方获得国王名分。无奈明廷将相强烈要求，朝方违心附和。于是明廷提出三项新条件：

“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

得到肯定答复后，明帝发出册封国王的诏书及袍服，将日军入侵说成要求朝贡被朝鲜阻隔，给丰臣秀吉台阶下，这是中华宗藩体制对日本的最后争取。但日军并没撤退，说明其中有诈。日军主将和中方翻译联合设计，欺骗了两国统治者。在宗藩体制两千年历史中，此次册封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一次。得知实情，秀吉据说极为愤怒，掷还袍服、撕裂诏书后宣布：

“我欲我则王，何受髯虏之封？”

此说来自推崇他的日本传记作家，借以称赞其气节。须知当年幕府将军接受明朝册封是被指为丧失气节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他虽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先接受下来，伺机再战。

这一点为至今收藏在日本的画像所证明——图中，秀吉头戴明式冠冕，身着郡王袍服。诏书也在博物馆保存至今，并无任何破坏痕迹。一图胜千言，一物证百事。两厢对比，真相自明。[i]

秀吉唐装像

公元1597年，丁酉，万历二十五年、宣祖三十年、日本庆长二年，日军再次侵朝，明军继续施救，因此日方将此次战争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这次日军士气大减，始终被压缩在朝鲜南部沿海。次年，丰臣秀吉忧惧而死，日军败退，朝鲜全境光复。明廷兑现诺言班师回国，不要寸土，但留下一件“镇物”——鉴于该国上下离心，萎靡不振，明军将领郑重向韩王推荐以忠义仁勇著称的武圣关公，再三叮嘱此神灵验，必须虔敬。

朝方不惜国力，历经数年在汉城建起规模宏大的国家祀典关庙，明帝特赐内帑、塑像和匾额，关公信仰正式传入朝鲜，成为该国保护神。以至于朝鲜使者在清朝发现家家户户供关公时大为惊讶，觉得怠慢神明，不够庄重云云，关公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援朝明将并非圣贤，有很多缺点毛病，但都能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多人沙场献身，战死异国，没有辜负军神关公。维护宗藩体制，宗主不能只靠兴兵或撒钱，还必须输出能让藩属接受的信仰和文化，也即软实力产品，前提是自己首先要诚心信服，朝鲜各地多处孔庙、关庙就是明证。

幸亏“大中华”与“小中华” 在这场捍卫中华宗藩体制之战中打败“假中华”。不然，朝鲜就只能供奉 “关殿”（即“关白殿下”）秀吉而非关公了。

余响

战争彻底摧毁了中日之间互信，两国再未恢复朝贡。其实双方的需求是相互的：日本有中国缺乏的白银和黄铜，中国有日本缺乏的绸布和陶瓷。如果丰臣秀吉不是穷兵黩武而是睦邻友好，如果明廷不是贪慕虚名而是讲求公平，宗藩体制的调整将带来共赢局面。援朝逐倭期间，贵州土司借机叛乱，历时数年被平定。加上宁夏平乱，合称“万历三大征”。逐倭耗费在七百万两以上，折损数万将士，相当于另两役总和。

壬辰战事一开，明廷被迫禁海。伴随西班牙衰落和日本锁国，白银流入中国的顺差不再，收入大减。“三大征”造成沉重财政负担，几乎花光历年储备。祸不单行，战争期间皇宫三大殿以及帝后寝宫均遭雷击焚毁。

即使不考虑明帝居住，单为宗藩体制观瞻，接待朝鲜等国使臣计，也需尽快新建，重修耗资达九百万两。情急之下朱翊钧祭出昏招，派无知暴虐的太监四处敛财，导致民变四起，动摇明朝统治合法性。援朝逐倭就这样成为明朝国力消长的转折点。

朝鲜之役结束，朱翊钧昭告天下：“朕念朝鲜称臣世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是的，中国扶助了朝鲜，但代价实在高昂；惩罚了日本，但它逃脱了罪责。宗藩的胜利不够完全，东邻的失败不够彻底。丰臣秀吉死前悔悟道：

“吾与明构兵，祸结弗解，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国朝自古未曾受外国侵辱，及我时受焉。”

然而，中朝两国却并没有如秀吉所料乘胜追击，犁庭扫穴，除恶务尽，订立誓约。

别忘了，虽然日军折损十几万精兵，但水陆主要将领二十人中除秀吉外甥病死外都安然回国。后来内战中一人被杀，一人自杀，其余均得苟全，甚至得享高寿；

别忘了，经此变乱，朝鲜人口几乎减半，各种文化珍宝被毁灭或抢劫，几十万能工巧匠被掳到日本，甚至作为奴隶卖给葡萄牙人；

别忘了，虽然元凶秀吉身死族灭，但仍被奉若神明，京都丰国神社其墓前有中、朝阵亡将士的耳鼻冢作为供奉。至今韩国祭扫者络绎不绝，但却少见中国人的踪影。

丰国神社

宗藩体制未能启动惩凶机制，因而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致使日本迷信武力的思维没有得到反省和清算。明帝给韩王谕旨中这样预言：“倭虽遁归，族类仍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果不其然，三百年后，镇锁妖魔的封印再次打开……

[i] 画像、诰命照片见《中世纪的中日关系》页294、340，页334-335详细叙述了考察这两件文物的经过。

附录

成语“惩前毖后”意为接受教训，不再重犯。壬辰倭乱中，朝鲜名臣柳成龙推荐名将李舜臣出山，使其成为日军的梦魇，倭乱平定后又著《惩毖录》以记战事。

2007年柳成龙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其子嗣邀请侵朝日军大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子嗣、明朝援朝大将李如松的子嗣参加祭奠，集会由李舜臣子嗣主持。丰臣秀吉已被政敌灭门，子嗣无处可寻。柳家子嗣表示：“希望能为因日本国内局势而侵略无辜的朝鲜的行为进行道歉，并分享面向三个国家新的未来的和解情怀。”集会当天，日本和中国表演团体将以“时隔四百年的和解”为主题，分别展示日本传统舞龙和明朝传统舞龙。[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