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什么会有王安石变法?看过这些奇葩事就明白

中国古代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堪称被千人踩万人骂:北宋王安石变法。

早在北宋末年汴京被金军包围,金军投石炮架在汴京城外,国家社稷岌岌可危时,北宋朝堂上的一群文臣们,就忙着痛骂王安石变法,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

待到靖康之耻上演,北宋变了南宋,南宋文臣们痛骂王安石变法,更是到了高潮。诸如“祸国殃民”“流毒四海”之类的恶评,翻翻就是一堆。南宋学者罗大经更扣了个超级大帽子:“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在这群南宋大臣学者眼里,强大的北宋之所以变成偏安称臣的南宋,就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王安石祸国殃民的罪过,也只有卖国求荣的秦桧能“媲美”。但问题是,这么大的责任,王安石变法能担得起?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要弄清楚一个事实:如果王安石变法真有这么祸国殃民,那么北宋当初为何还要强力启动王安石变法?这就要看看,下面这几条奇葩事。

一、宰相吓破胆

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曾经历了一代仁君宋仁宗长达四十二年的执政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宋代文人们大书特书的北宋盛世,一大特点就是名相辈出。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位就是富弼,这位名臣不但学问出众,更兼一身钢筋铁骨,曾经在辽国凶残挑衅的危局下傲然出使,以大国宰相的风度,断了辽国君臣撕毁《澶渊之盟》的企图,十足的勇敢人物。

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这位出名勇敢的富弼,却也有吓得哆嗦的时候。何事能叫他怕?看看他给宋仁宗的奏折里怎么说:“自四五年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以前有人造反,还都是半夜偷偷摸摸闹事,现在是大白天就扯旗,而且三四十个州都这样,而这“盛世”下的北宋农村,又该是什么样?

为什么闹成这样?北宋不遏兼并,宋仁宗年间正是土地兼并加剧时,农民赋税越发沉重,差役更是繁多。农村有钱人的差役,被他们上下其手,就甩到老百姓身上。而且哪个老百姓刚有点钱,繁重的差役立刻接踵而来。照着北宋名臣韩琦的哀叹,为了躲避差役,北宋农民“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

忍够了的北宋农民们,当然纷纷反抗,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农村动乱,连年轻时的苏轼都忍不住哀叹: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重者!

此情此景,也叫以勇敢著称的富弼发出哀叹:每念及此,不寒而战。也就是吓得打哆嗦——他都打哆嗦,可见大宋,不变法不行了。

二、穷死的小官

北宋一大惹人羡慕处,就是优厚的官员俸禄,以几百年后清朝史学家赵翼的惊呼说“宋朝制俸之厚”。王安石变法前的北宋仁宗年间,更是宋朝官员俸禄无比优厚的年代。

比如一品的宰相,当时仅料钱就有300贯,外加“春冬绫”“职田”等各项收入,工资基本不动,就能保证锦衣玉食。高官去世后,其门生子弟也可根据“恩荫”来做官,仅宋仁宗年间时,全国通过“恩荫”得官的就有一万多人。基本都是不办事白拿国家钱。

要看这些事,北宋毫无疑问,属于官员的“幸福”时代,但事实上,这样的“幸福”,仅仅属于高官们,基层的官员,却是要多苦有多苦。

北宋大文豪曾巩的《曾巩集》里,就记录了一位穷死的官员洪渥。这位洪渥大人也是进士出身,但做的多是基层小官,以至于上任时,连路费都差点凑不足。最后病故在麻城的茶场,又连丧葬费都出不起,差点就不能入土为安。

如果说洪渥的悲剧,还因他呆的多是“清水衙门”,那么宋仁宗年间的石介又是另一个典型。这位石介大人科考名次更高,担任过国子监直讲和濮州通判这样的要职,且和欧阳修等重臣交情匪浅。这么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官员,日子本该过得不错。可他去世后,竟根本没留下什么积蓄,妻儿们只能靠卖地过日子。多亏了欧阳修等老朋友帮忙,才算度过难关。

为什么这些官员的生活这么苦?因为所谓北宋的高薪,只是属于朝中的高官们,基层的官员们,俸禄依然这样低。北宋的县令们,月薪不过12贯钱,理论上该有的“职田”等补贴,基本是不见影,县令下面的小吏们,待遇当然更差。所以在北宋基层做个清官,基本就是一辈子受穷。

可就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芝麻官,却肩负着维持北宋国家正常运转的重任,除了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外,到了北宋中期,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们,开始瞪圆了眼睛狠捞,这才有了北宋民间,越发沉重的赋税劳役。而当动乱发生时,腐败的北宋基层,更常对盗贼束手无策。如此恶性循环,也难怪富弼要打哆嗦。

三、一个“愤青”眼中的农村

北宋衰亡,该不该王安石变法负责?王安石本人,其实也有话说。他后来坚定的变法决心,其实就是被宋仁宗年间,北宋民间的怪现象“刺激”出来的,最见证他心路历程的,就是他三十岁那年的一首名诗:《感事》。

1051年,三十岁的王安石升任舒州通判,正是仕途一片大好时,他的眼界也从狭小的范围走出来,投入更广袤的北宋民间。这正是宋仁宗在位时期,常被大书特书的“盛世”年代,他亲眼看到的,就是“盛世”的北宋农村,各种丰富多彩的景象。那究竟是什么样呢?

首先是民生生活,他看到的,还算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是“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就算是大丰收年景,也难吃饱饭,更别说水旱灾害了。

那老百姓最怕什么呢?诗中写“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最怕北宋这些如狼似虎的差役。以《宋史》记载,北宋全国的“吏卒”不下二十万人,专门负责丰收之年的赋税征收,每次都拼命盘剥。就算土地丰收,十户也有八九户遭灾。

更让百姓悲愤的,就是北宋的基层官员,那各个是“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说是父母官,可各个都是糊涂官,嘴里说为民做主,却被下面的小吏们肆意糊弄:宋朝的科举制度,当时还没有经历王安石变法,还是以诗词歌赋为主,考出来一群文学家,却没几个能做事的。以王安石后来的吐槽说“世事皆不习”,大宋的国策,常年靠这些人推广,岂不越来越糟糕。

看过这样一番呐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倔强的名臣,会迎着天下的反对,去推广变法。为什么变法十五年后,举国的谩骂声里,北宋王朝却一度幡然振兴,有了国泰民安的好景象。南宋的悲剧,不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恰是王安石身后,宋朝的执政者们,白白糟蹋了王安石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