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什么会有王安石变法?看过这些奇葩事就明白

中国古代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堪称被千人踩万人骂：北宋王安石变法。

早在北宋末年汴京被金军包围，金军投石炮架在汴京城外，国家社稷岌岌可危时，北宋朝堂上的一群文臣们，就忙着痛骂王安石变法，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

待到靖康之耻上演，北宋变了南宋，南宋文臣们痛骂王安石变法，更是到了高潮。诸如“祸国殃民”“流毒四海”之类的恶评，翻翻就是一堆。南宋学者罗大经更扣了个超级大帽子：“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在这群南宋大臣学者眼里，强大的北宋之所以变成偏安称臣的南宋，就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王安石祸国殃民的罪过，也只有卖国求荣的秦桧能“媲美”。但问题是，这么大的责任，王安石变法能担得起？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要弄清楚一个事实：如果王安石变法真有这么祸国殃民，那么北宋当初为何还要强力启动王安石变法？这就要看看，下面这几条奇葩事。

一、宰相吓破胆

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曾经历了一代仁君宋仁宗长达四十二年的执政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宋代文人们大书特书的北宋盛世，一大特点就是名相辈出。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位就是富弼，这位名臣不但学问出众，更兼一身钢筋铁骨，曾经在辽国凶残挑衅的危局下傲然出使，以大国宰相的风度，断了辽国君臣撕毁《澶渊之盟》的企图，十足的勇敢人物。

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这位出名勇敢的富弼，却也有吓得哆嗦的时候。何事能叫他怕？看看他给宋仁宗的奏折里怎么说：“自四五年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以前有人造反，还都是半夜偷偷摸摸闹事，现在是大白天就扯旗，而且三四十个州都这样，而这“盛世”下的北宋农村，又该是什么样？

为什么闹成这样？北宋不遏兼并，宋仁宗年间正是土地兼并加剧时，农民赋税越发沉重，差役更是繁多。农村有钱人的差役，被他们上下其手，就甩到老百姓身上。而且哪个老百姓刚有点钱，繁重的差役立刻接踵而来。照着北宋名臣韩琦的哀叹，为了躲避差役，北宋农民“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

忍够了的北宋农民们，当然纷纷反抗，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有农村动乱，连年轻时的苏轼都忍不住哀叹：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重者！

此情此景，也叫以勇敢著称的富弼发出哀叹：每念及此，不寒而战。也就是吓得打哆嗦——他都打哆嗦，可见大宋，不变法不行了。

二、穷死的小官

北宋一大惹人羡慕处，就是优厚的官员俸禄，以几百年后清朝史学家赵翼的惊呼说“宋朝制俸之厚”。王安石变法前的北宋仁宗年间，更是宋朝官员俸禄无比优厚的年代。

比如一品的宰相，当时仅料钱就有300贯，外加“春冬绫”“职田”等各项收入，工资基本不动，就能保证锦衣玉食。高官去世后，其门生子弟也可根据“恩荫”来做官，仅宋仁宗年间时，全国通过“恩荫”得官的就有一万多人。基本都是不办事白拿国家钱。

要看这些事，北宋毫无疑问，属于官员的“幸福”时代，但事实上，这样的“幸福”，仅仅属于高官们，基层的官员，却是要多苦有多苦。

北宋大文豪曾巩的《曾巩集》里，就记录了一位穷死的官员洪渥。这位洪渥大人也是进士出身，但做的多是基层小官，以至于上任时，连路费都差点凑不足。最后病故在麻城的茶场，又连丧葬费都出不起，差点就不能入土为安。

如果说洪渥的悲剧，还因他呆的多是“清水衙门”，那么宋仁宗年间的石介又是另一个典型。这位石介大人科考名次更高，担任过国子监直讲和濮州通判这样的要职，且和欧阳修等重臣交情匪浅。这么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官员，日子本该过得不错。可他去世后，竟根本没留下什么积蓄，妻儿们只能靠卖地过日子。多亏了欧阳修等老朋友帮忙，才算度过难关。

为什么这些官员的生活这么苦？因为所谓北宋的高薪，只是属于朝中的高官们，基层的官员们，俸禄依然这样低。北宋的县令们，月薪不过12贯钱，理论上该有的“职田”等补贴，基本是不见影，县令下面的小吏们，待遇当然更差。所以在北宋基层做个清官，基本就是一辈子受穷。

可就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芝麻官，却肩负着维持北宋国家正常运转的重任，除了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外，到了北宋中期，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们，开始瞪圆了眼睛狠捞，这才有了北宋民间，越发沉重的赋税劳役。而当动乱发生时，腐败的北宋基层，更常对盗贼束手无策。如此恶性循环，也难怪富弼要打哆嗦。

三、一个“愤青”眼中的农村

北宋衰亡，该不该王安石变法负责？王安石本人，其实也有话说。他后来坚定的变法决心，其实就是被宋仁宗年间，北宋民间的怪现象“刺激”出来的，最见证他心路历程的，就是他三十岁那年的一首名诗：《感事》。

1051年，三十岁的王安石升任舒州通判，正是仕途一片大好时，他的眼界也从狭小的范围走出来，投入更广袤的北宋民间。这正是宋仁宗在位时期，常被大书特书的“盛世”年代，他亲眼看到的，就是“盛世”的北宋农村，各种丰富多彩的景象。那究竟是什么样呢？

首先是民生生活，他看到的，还算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是“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就算是大丰收年景，也难吃饱饭，更别说水旱灾害了。

那老百姓最怕什么呢？诗中写“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最怕北宋这些如狼似虎的差役。以《宋史》记载，北宋全国的“吏卒”不下二十万人，专门负责丰收之年的赋税征收，每次都拼命盘剥。就算土地丰收，十户也有八九户遭灾。

更让百姓悲愤的，就是北宋的基层官员，那各个是“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说是父母官，可各个都是糊涂官，嘴里说为民做主，却被下面的小吏们肆意糊弄：宋朝的科举制度，当时还没有经历王安石变法，还是以诗词歌赋为主，考出来一群文学家，却没几个能做事的。以王安石后来的吐槽说“世事皆不习”，大宋的国策，常年靠这些人推广，岂不越来越糟糕。

看过这样一番呐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倔强的名臣，会迎着天下的反对，去推广变法。为什么变法十五年后，举国的谩骂声里，北宋王朝却一度幡然振兴，有了国泰民安的好景象。南宋的悲剧，不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恰是王安石身后，宋朝的执政者们，白白糟蹋了王安石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