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如此劝你别移民

文章来源:启风/整理|启风居(ID: sqifengju727)

1983年,群众出版社出了一本小书 ,名字叫《我爱你中国》,编者是“公安部政治部”。全书收录了30多篇有关中国人海外见闻的报道,这些报道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看过西方,看过世界,才知道祖国有多好。

当时国门初开,普通人到境外主要是出差办事或投靠亲属。他们以为西方财富遍地,享受无尽,到了才发现,真实情况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于是纷纷回国。

翻阅全书,出乎这些初出国门者意料的事情,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海外亲属没有人情味,竟然让自己累死累活地到餐馆打工。

1980年,阮爽接到姑姑的来信,要他去美国上学。谁知阮爽到美国后,姑姑对他说:

“这里和国内不一样,孩子长大了都得独立谋生,即使在学习期间也是这样。姑姑还明确表示,她只能负担两年补习学校的学费,升入大学以后的学费,得靠自己解决了。还说从下月开始购买乘车的月票得自己负担了,表哥已经在餐馆里为你找好了工作,当杂工,每天干六小时,能挣十多美元。”

“阮爽到了美国以后,始终思念着祖国,尤其是当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他陷于苦闷之中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之行的得失的时候,他更加想念祖国,想念他在祖国就读的佳木斯农机学院,想念与他同窗两年的同学。”

于是,阮爽学也不上了,加班加点地在餐馆打工,终于赚足了回国的路费。

相比之下,荣震在美国的亲属更为显赫,父亲是美国华侨出入口商会的副理事长,一个弟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到美国后,父亲想让荣震学习做生意,但是“实践证明,荣震不是个商人的料子。做生意他不会奸诈,语言又不通,一背英语单词,头脑里就象苍蝇嗡嗡乱叫。”

“父亲看儿子没有长进,另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到一家餐馆打杂工,并说: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吧!”

“几个月在黄金天堂里的种种折磨和冷遇,使荣震下了决心:就是要饭,也要回到祖国去。”

二是海外治安极差,经常遇到劫匪。

1980年,王钺和父亲到美国投靠爷爷,发现那里治安极差。《天津日报》报道:

“在’天堂’般的美国,王钺亲眼看到了摩天大厦,宽阔的高速公路,穿梭往来的小汽车,还有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然而,留在王钺脑海里的,不仅仅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建设,还有恶劣的社会治安,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王钺在纽约住了六个月就被劫三次,每次不是忍气地自认倒霉,就是被迫搏斗一番。平时,王钺根本不敢一个人上街……每次被劫,都在王钺纯洁的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

1981年,《吉林日报》报道,雷九洲去香港继承父亲遗产,他看到“香港警察很多,我以为秩序会不错;待住下后,才觉得并非如此。香港的夜总会、妓院、赌场较多,政府对此不但不禁止,而且实行征税,鼓励、保护这些行业。香港的抢劫、凶杀、强奸等现象,也遍布各个角落。香港人说的打劫,就是我们说的流氓、抢劫犯。他们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活动,弄得吃饭、走路都人心惶惶。我到香港后的个晚上,父亲厂里学校的一个老师跑来找我借线吃饭,刚才在路上被三个“打劫”把手表和一千一百多元现款都抢去了。我问他,你身强力壮怎么不对付一下?他打不打了那些人,香港当局的法律规定流氓打人和受害者为了防身打了流氓要一样治罪的。”

在香港等候一年后,雷九洲决定放弃继承遗产,回到了内地。

(之后不久,为应对日趋严重的治安问题,中国在1983年开启了所谓“严打”。)

三是海外工作累、税额高,实际工资不敷使用。

武广群是衡阳铁路分局的一名员工,他1980年旷工42天,1981年休病假112天、旷工76天,以至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981年,武广群决定到香港投靠大哥。1982年,他在《半月谈》杂志发表自述,说起“非法留港”期间,在香港体验到的辛酸:

“在香港这个社会里,人情淡薄,金钱至上。有一天晚上,我同黄某回住处,见房主拿着一把刀站在门口,硬要我们交清欠下的房租才准进门,吓得我们只好另找住处。”

“在这个社会里,妓院遍地,赌博成风,抢窃案时有发生。电视节目里每天都有杀人、强奸、抢窃的报道……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寻找幸福的美梦破灭了,却做了一场令人醒悟的梦……回想在家时的情景,不愁吃,不愁穿,工作环境也很优越。家庭的温暖,领导和同事们的可敬可亲,使我感到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1982年1月,《人民日报》转载《北美日报》(美国中文报纸)刊发的《中国新移民的六大幻想》一文,戳破“美国赚钱多”“美国找工易”“亲戚是后台”“美国工作轻松”“美国定居易”“美国生活好”“六大幻想”。

其中说到美国政府的高税收及生活的高成本:

“一般美国人在除税后,已去了二至三成,又要再支房租几百元,饭费200元左右,电话费、车费各数十元,还有杂目等,所剩就无几了。更不能生病或遇什么天灾人祸,否则处境将不堪设想。1000多元工资在美国不能养父母,生了孩子更是招架不住。美国人都知道,一家人一般都要夫妇两人一齐挣钱,如果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幼子,妻子要留在家不能工作的话,丈夫即使月收入1200美元,算是2000元人民币了,家计也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但1200美元已是时薪7美元多,是不错的收人,大陆新移民要找这样的工作,可以说难于登天。”

当然,有的人在无意中,也会道出某些“真相”。卢喆到美国探亲,即发现那里的“人们依自己的习惯随便要酒,没有谁勉强别人喝酒,更不能强求别人吸烟,他们认为这种强人所难的态度是很失礼的。美国学生上大学都要自费,一年费用高达万元。他们即使是百万富翁的子女,一旦进入大学,也一定要半工半读,或卖报,或干零工,他们认为花父母的钱是很羞耻的。”

另外一些内容

除以上内容,在《我爱你中国》这本书的最后,还收录了一些外国友人对当时中国的赞美。

比如,委内瑞拉工联代表团团长、民主行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伊斯马里奥·冈萨雷斯说:

“他到中国五十多个小时后即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发现过去受到了歪曲宣传的影响。他同代表团其他团员都认为中国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健康、有教养、有文化的社会’……认为中国解决了委内瑞拉和第三世界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模范’……冈萨雷斯说,中国人口这么多,但一般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儿童看来都很健康、愉快,没看到衣衫破烂的,也没看到面黄肌瘦和要饭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验很重要。”

又如,一个名叫詹姆斯·温纳瑞斯的美国人说:

“美国人民所以向往中国,就是希望有象中国人民这样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这样的道德风貌。因为恰在这一点上,美国人陷入了极度的迷惘和空虚。”

“美国一些有远见的人士正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新中国,他们热情赞扬目前中国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活动。”

例子举了不少,只想说一句话,这确实是一本有趣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