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百姓买得起月饼吗？

文：李开周

上回为羊城晚报写《民国的月饼》，广州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友情供图，其中一幅“民国陶陶居的各式月饼”，出自文仕文化的珍藏文献《陶陶居月饼录》，这是1933年中秋期间广州知名饼店陶陶居印制的小册子。

今天让我们打开这本小册子，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广州，看看当时的月饼售价几何。

《陶陶居月饼录》里面有一张《癸酉中秋月饼价表》，抄录如下：

陶陶可观月，每盒5元

七星伴月，每盒3.2元

陶陶居上月，每盒2元

桂子蟾蜍月，每盒2元

四黄莲蓉月，每盒1.3元

核桃烧鸡月，每盒1.4元

冬菇鸭腿月，每盒1.2元

鸡油双黄月，每盒1.2元

金风腊肠月，每盒1.2元

银河夜月，每盒1.1元

西施醉月，每盒1.1元

金腿香月，每盒1.2元

金银叉烧月，每盒1.1元

精品莲蓉月，每盒1元

鲜奶椰蓉月，每盒1元

五仁上甜月，每盒9毫

什锦上咸月，每月9毫

杬仁枣蓉月，每盒9毛

南乳香肉月，每盒9毛

莲子椰丝月，每盒9毫

杬仁凤凰月，每盒9毛

……

细心的朋友对照本文插图，可能会提出疑问：咦，不对啊，“七星伴月”明明写的是“丨二元”，“四黄莲蓉月”明明写的是“丨三元”，“冬菇鸭腿月”写的是“丨二元”，“蟹黄莲蓉月”与“核桃烧鸡月”写的都是“丨×元”，另一张图上的“南乳香肉月”、“杬仁凤凰月”、“杬仁枣蓉月”，价位都是“每盒文毛”，并不是“每盒9毛”啊！

实际上，这是旧社会比较流行的一种数字书写方式，“×”表示“四”，“文”表示“九”，当一个数字既有整数又有小数时，就用阿拉伯数字或者竖杠来表示整数，用大写的数字表示小数。三个竖杠和一个“二”，就是3.2；一个竖杠和一个“三”，就是1.3；一个竖杠和一个“×”，就是1.4。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书写方式，那就会得出错得离谱的结论，误将一元零几角一盒的月饼当成十几元一盒，误将三元零几角一盒的月饼当成一千多元一盒。

好，现在搞明白了价目表上的数字，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1933年的广州，陶陶居推出的二十多款月饼，最便宜卖到0.9元一盒，最贵卖到5元一盒，平均售价是1.5元一盒。

当时广州的月饼，一般四个装一盒，一盒刚好一斤。这种斤比现在的市斤稍微大一些，现在一斤是500克，那时候一斤将近600克（现在台湾菜市场的台斤也是将近600克）。有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会把月饼个头做大，一盒月饼做到一斤四两重，但仍按一斤去卖，俗称“加头”。同时还有个头特别大的月饼，一个顶普通月饼好几个，旁边再放七个小月饼，装到一个盒子里，称为“七星伴月”。这种包装的月饼份量足，价格自然比较贵，例如陶陶居的普通月饼每盒只卖1元左右，而“七星伴月”则卖到3.2元一盒。另外还有一款“陶陶可观月”，每盒5元，比“七星伴月”还要贵，应该是很高档的月饼。

现在我们订购高档月饼，譬如说某个品牌的鲍鱼月饼和冰激凌月饼，一盒不到一公斤，要价可达千元左右。八十多年前的广州陶陶居最高档的月饼才卖5元一盒，难道是指5块大洋一盒吗？

其实不是。从1912年到1935年，广州流通最广泛的货币不是大洋，而是毫洋，所谓5元一盒，指的是毫洋5元。

大洋包括很多种。那些印着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孙小头”（有的地方称为“孙大头”），以及来自墨西哥的“鹰洋”、来自香港的“港洋”、来自英国的“站人洋”，以及清末铸造的“龙洋”，大小差不多，重量差不多，含银量差不多，购买力也差不多，它们统统都被叫做大洋，在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都很受欢迎。

毫洋不同于大洋，它是清朝末年广东造币厂铸造的银币，面值只有两角，时称“双毫”。进入民国，又铸造了面值五角的“五毫”、面值一角的“单毫”、面值五分的“半毫”。总而言之，这些银币或者镍币（半毫属于镍币）的面值都不足一元，统称为“毫洋”。

理论上讲，10枚单毫或者5枚双毫应该与1枚大洋等值，但是毫洋含银量偏低，需要12枚单毫或者6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大洋。上世纪二十年代，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入主广东期间，改铸的新毫洋含银量更低，需要16枚单毫或者8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大洋。

换句话说，毫洋没有大洋值钱，没有大洋的购买力强，一块大洋能买的东西，毫洋要花一块多。按照1933年10月广州市面上的兑换标准，大洋100元可换毫洋128元。

不过跟现在的人民币相比，毫洋肯定还属于贵重货币。据1933年署名玉昆的一篇调查报告《广州近郊的农村生活》记载，1931年用5.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1932年用4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1933年用4.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照这个标准估算，毫洋1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元。

前文说过，在1933年中秋，陶陶居月饼每盒平均售价1.5元，折成人民币大约是100多元。高档月饼“陶陶可观月”每盒5元，折成人民币大约是五六百元。

单靠粮食价格来换算，肯定很不科学，要想搞清楚民国的月饼是否很贵，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是什么水平。

1934年9月，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出版《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一书，该书记载了1933年广州劳工的月薪状况：

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毫洋，下同）；

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

纺织女工每月11元到25元；

电机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

糕饼师傅每月21元到31元；

饭馆学徒每月1元到5元；

饭馆厨师每月10元到60元；

工厂司机每月41元到50元；

车床技工每月10元到40元；

自来水厂水管工每月40元到60元；

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

油漆工每月35元到45元；

码头力工每月6元到30元；

广州市区总人口104万，其中劳工大约73万，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间。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底层劳工不吃不喝，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一盒到几盒普通月饼；技术工人收入高一些，但是一盒售价5元的高档月饼也能占到他们月薪的好几成。假如这些劳工家庭为了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硬要去陶陶居买几盒高档月饼的话，那他们很可能要把全家人的薪水全部花出去。

还有一组数据，出自1935年广州市社会局颁布的《广州市平民生活调查》，说的是超过93%的劳工没有买房，住在工厂或者租房居住，他们每月的租房开销在2.9元左右，相当于陶陶居的两盒普通月饼。当时广州市内有政府开发的少量劳工住宅，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单人式房间每月租金0.8元，家庭式房间每月租金4元，水电费均已包含在内，不另收取。也就是说，在陶陶居买一盒最便宜的月饼，可以在廉租房社区里租一个月的小单间；买一盒最昂贵的月饼，则超过一个家庭在廉租房社区租房一月的全部开销。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民国时代肯定有很多很多穷人买不起月饼，或者只能去普通饼店买最便宜最难吃的月饼。

1936年第37期《民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名《月饼和水》的评论，该文有一句话，我觉得丝毫没有夸张。这句话是这么写的：“月饼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一种应时点缀品。”

那么谁是“有钱人家”呢？当然是富商、官员和教师。从1912年到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教师待遇最为丰厚的时期，广州公立中学教师的月薪可以达到90元到120元，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的月薪是300元，后来他收到中山大学的聘书，开出的条件是月薪280元。像鲁迅这么有钱的教师，月饼可以随便买，吃到吐都吃得起。

不过到了1937年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随着法币的飞速贬值，教师的实际收入在不断下滑。到了抗战胜利前后，往常雇得起厨子、保姆、听差和人力车夫的教师，已经被人力车夫看不起了。

最后请允许我再做一个总结：民国时代有它美好的一面，月饼款式非常丰富，商家促销也非常诱人，连月饼的名字都取得又萌又高雅。但是这一切都与广大底层百姓没有关系，他们吃不起。即使是收入曾经非常丰厚的教师，到了民国后期也吃不起月饼了，哪像我们今天，无论多么精美的月饼，绝大多数朋友都吃得起，而且都已经吃腻了。

不知道大伙是否能认同我的总结，如果认同，那么好，请珍惜现在和平环境与科技飞跃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