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荡野蛮不正经，吸烟女性仍在经历艰难的去污名化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香烟，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一种消费品，同时，可能也是带有最多文化符号的消费品。

气质、性格、文化，以及性暗示……香烟背后的种种意味皆是它在演化的过程中诞生的。虽然在祛魅的现代，香烟在更多时候意味着尼古丁或肺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文化变迁所留下的痕迹，会在短时间内一直流传。在不同的小说、电影场景中，我们都曾经也在继续被描绘手执一根香烟，在袅袅烟雾中思索人生的人物形象。

香烟对男性而言，曾首先意味着野蛮文化和下层社会，后来又成为精英社会和文化人士爱不释手的物品；而对女性来说，香烟有着更复杂的意味，它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意味着“不道德”或性情放荡，后来又成为某种文化精英女性的代表性符号。如今，女性吸烟则与男性吸烟一样，是一件颇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但为了抵达这个稀松平常的处境，背后却有无数次观念的更迭与争夺。

从“放荡”到“知性”，吸烟的女性仍在经历一个艰难的“去污名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还要继续下去。

撰文 | 宫子

在魅态摄影史中，有一张已经成为经典的照片，《吸烟的苏西》：

英国摄影师尼克·科纳特，《吸烟的苏西》，1988年。

这张照片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魅力，除了浓郁并略显诡谲的背景色外，还有对比强烈的光线，模特的坐姿，扭曲的手腕，由设计师特制的服装，以及很重要的一点——从苏西的指尖缓缓升起的香烟。可以说，这根香烟让整张照片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感，为照片中的模特增添了反叛与自由的精神意味。假如没有这根香烟，她或许只是摄影师镜头下又一个时装模特，而现在，她成了整个摄影过程的主角，以及美学张力的中心。

然而，想象一下，假如在这张照片里，苏西手中拿着的不是一根现代工业生产的香烟，而是南美的粗雪茄，那么整张照片是否还会有相应的美学效果。为什么现在商店里能买到的，只有纤细和更纤细的卷烟？而当我们提到雪茄或大烟斗的时候，脑中蹦出的总是带着金戒指的手指、福尔摩斯式的鸭舌帽以及留着八字胡的老男人——总之不会是年轻的男士或女士。在现存的作家与艺术家肖像照中，有一大批人都会叼着一根香烟出镜，而选择雪茄和烟斗的人实在寥寥——更不用提烟枪、水烟和鼻烟了。除了哲学家萨特，他会选择烟斗是因为他坚信烟斗在哲学上属于“存在”，而香烟属于“虚无”。

如果把香烟视为定格画面上的一个符号，它总是具有太多意味，让它的使用者们具有一种额外的气质，让那些叼着香烟的作家看上去总是在乐观或悲伤地思考着什么，让女性显得更具叛逆和个性。

诺奖诗人辛波斯卡

从阳性词变成阴性词

香烟如何与女性建立联系？

15世纪末，当西班牙探险家抵达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在印第安人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达巴科”（Tobacco）的魔草。当地人把这种植物晒干，然后卷在棕榈叶里吸食，在很多部落里这种烟草被当做药物使用，它可以涂抹在腹部加热来治疗疾病，可以在战争时期驱逐饥饿感，可以使人亢奋、愉悦。

不同部落使用烟草的方法各不相同（有些部落只有男人吸烟草，有些部落男女皆使用大量烟草，有些部落则完全拒绝烟草），在吸烟草时，有部落会使用棕榈叶，也有部落使用中空的植物茎秆吸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把烟草带回欧洲之前，它的形态要远比现在的雪茄还要粗糙，即使最精巧的一种，其直径也超过了手指。

传入欧洲后，烟草迅速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风靡起来，由于需求量、种植量和进口量都足够庞大，烟草价格迅速下降，成为普通大众也能消费的日常用品。虽然在不同国家，对待烟草的态度依旧是一部大众与上流社会的阶层对抗史。尤其在天主教保守氛围浓厚的西班牙，当烟草在15世纪末第一次传入的时候，就引发了宗教上的争论，教会把这种外来品称为“黑弥撒”。罗德里戈·德·杰雷兹（此人是哥伦布手下的水手，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吸烟的人）于1498年在巴塞罗那街头因吸烟被捕，理由是“施行妖术”，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但纵使以保守呆滞著称的西班牙教会，也无法阻止世俗化的趋势，尤其当边缘地区的教士们都开始边做弥撒边抽烟的时候，烟草最终还是从水手等下等阶层传向了大众。当时欧洲人吸食烟草的方式和印第安人差不多，要么吸卷烟，要么用一根改良版的烟枪，唯独法国例外。

作为推崇贵族气质的法国，他们无法接受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的吸烟方式，他们只接受鼻烟。而且，直到18世纪以前，女性抽烟在法国都被视为一项禁忌，与之相对的，法国男性抽烟则被列入贵族的礼仪规范。当西班牙从法国那里接受启蒙运动影响时，西班牙人也开始抛弃烟枪，采用鼻烟的吸食方式。但在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鼻烟的对立物开始盛行，皇帝贵族们喜欢抽鼻烟，而民众则选择卷烟和雪茄，后者象征着博爱、自由等新时代的价值观。然而到了19世纪，雪茄在大众化的同时成本也不断攀升，于是法国人开始用纸卷烟，它比雪茄更精细，更易燃，便捷快速，更有现代化的意味。与雪茄相比，它也显得更轻盈，于是雪茄开始成为男性的象征，而烟卷则逐渐女性化。

1924年的万宝路广告。在首次出现时，万宝路主打女性市场，并设计了过滤嘴，让吸烟看上去更加优雅体面。香烟也在形式上更加女性化。

与之相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战期间的美国士兵把万宝路、骆驼、好彩等香烟带向了全世界。战后，万宝路也改变了销售思路，开始在海报上使用牛仔或强健男子的形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香烟都让那个时代的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而谈及具体的女性吸烟形象，还需追溯到文学与影视作品。1848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出现了“香烟”这个词，在《1848年沙龙》里，波德莱尔把阳性名词le cigare变成了带有-ette的阴性词cigarette，以此暗示香烟所具有的柔媚特质。而在15年前，正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首次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在乔治·桑之后，香烟与女性之间的暗示开始蔓生，在19世纪的大量法国文学作品中，想让一个女性角色显得邪魅、放浪、诱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她和香烟写在一起。

在这些作品中，又以法国小说家梅里美塑造的“卡门”影响力最大。

梅里美的小说本身就充满异域和邪魅的风情，卡门作为他创造的最知名角色，更是从骨子里就充满不可驯服的烈性以及强烈的自由情感，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她仿佛一个美丽的魔鬼，可以让男主角瞬间爱上她并为之神魂颠倒，也可以说走就走，毫不在乎死亡的威胁。而香烟也成为衬托卡门个人魅力的一个配件，在当时的法国，女士吸烟依旧带有禁忌色彩，男士也最好不要当着女性的面吸烟，但是卡门十分喜欢香烟的味道。随着《卡门》戏剧的走红，这个魅力十足的角色也让香烟染上了卡门式的女性色彩：自由，叛逆，激情。

“卡门”成为“女吸烟者”代名词的同时，也给香烟带去了吉普赛色彩——在小说中，卡门是一位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在吉普赛文化中，女性往往自由奔放，并带有些许放荡的性质，她们可以在露天的河水中沐浴，丝毫不在意旁边是否有男性围观，这在当时的法国是相当大胆的。在《烟火撩人》中，法国的当代史教授努里松认为卡门就是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烟民，她在成为“风骚撩人”的代名词的同时，也让香烟成为放浪与诱惑的象征。

《卡门》剧照

在18至19世纪，法国诞生了大量与社会风俗相关的文学作品。香烟在这些作品中从不缺席，但也并未与正当的情爱关系联系在一起，它们大多出现在妓女的手里，当被男方抛弃或者被警察质询的时候，通常会靠在墙角抽一支香烟，男性亦是如此。当时的妓女经常被称作“吸烟的女人”。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终归不算一件体面事。她们看起来总是带有情色意味。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得益于欧洲的女性解放运动、美国的烟草广告和好莱坞电影，才有所好转。

手执香烟的香奈儿，奥黛丽·赫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女性也开始寻求自身解放。女性喜欢剪短头发、穿长裙，并迷恋加长的烟嘴。就像摆脱袜带和胸罩一样，吸烟成为了象征自由的行为。大量的运动员、作家和艺术家也提倡女性大胆吸烟，并将此视为一种魅力。图为手执香烟的可可·香奈儿。

从好莱坞中走出的奥黛丽·赫本，是一个绝对现代的、优雅的、世界化的女性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香烟从不缺席，它在电影中扮演着“气质”的角色。奥黛丽·赫本作为十分喜爱香烟的女性，把这种气质发挥到了极致。

奥黛丽·赫本，手执一根长烟杆。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奥黛丽·赫本的那根烟杆枪犹如一根魔术法杖，在多年之后，这成为了赫本的形象标志。后来的人在模仿奥黛丽·赫本的时候，都会在手里拿上一根。那本魔法棒成为了赫本的本体。正如萨特所思考的那个“存在”与“虚无”的哲学问题一样，标志性的复古长烟杆成为了赫本的存在，它定义着赫本，同时它也被赫本的魅力所定义。这种长烟杆既是时代的象征，也是香烟女性化的极致——想象一下，如果让五十岁的美国西部金矿主叼着一根纤细的长烟杆，画面会失去美感显得十分违和。

才女与妓女

中国女性吸烟的“污名史”

而在大陆另一侧的中国，烟草的发展也与女性染上了关系。不过这并非得益于某部文学作品，中国女性与烟草的联系更多地来自现实。

烟草早在16世纪便经由菲律宾，传播到中国福建。

1611年，一位名叫姚旅的福建人在笔记《露书》中记载了烟草种植的情况。而到了17世纪末，烟草在中国已经极度流行，上到精英人士，下至黎民百姓，无论男女都有吸食烟草的习惯。清朝诗人厉鹗写道，“今日伟男髻女，无人不嗜”。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清朝连部分儿童都有吸旱烟的习惯，“孩子们一到他们能手执烟筒时，就由父母教他们吸烟”，当时的父母相信吸烟能帮助小孩子抵御疾病，强身健体，而女子吸烟自然更不是稀罕事。这与满清贵族喜欢吸烟袋的习俗有关，也与江南人文坚信烟草有益于身体健康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医都坚信烟草有入药作用，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无害，被誉为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但在中国古代，女性吸烟也有诸多禁忌。其中一项便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当众吸烟，否则会被视为行为不检、有损清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烟女性与性暗示之间的关联由来已久，在明代的青楼中，江南名妓便会用香烟招待客人，与来者饮宴交谈。明朝灭亡后，清军对江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屠城，江南名盛一时的青楼文化就此消陨。几年后，清朝统治者开始重建江南，也随之重建了青楼文化，把香烟作为一种礼仪来招待客人的风俗恢复了生机，有研究者指出，对当时的娱乐场所来说，吸烟不仅放松身心，同时也带有对明王朝的缅怀之情。无论这种对明王朝缅怀的情节是否迅速消散，香烟和妓女以及性暗示之间的联系还是保留了下来。“烟花”成为妓女的委婉称谓。而在如《儿女英雄传》之类的清代小说中，也描述了香烟和性之间的联系，男性也认为香烟具有辅助性事的功能。

明清时期描绘女性吸烟的画作。

美国学者戴真兰曾经分析过清朝的贞节文化，他记述过几起丑陋的强奸案：一个女人仅仅是因为在家门口抽烟，便被陌生男性视为愿意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信号，从而入室强奸。也有丈夫看到妻子抽烟，便怀疑她与其他人发生了奸情，由此引发凶杀案。

但与这种情况相对的，则是吸烟女性的另一种身份：精英妇女。在明清时代，大多数女性都吸烟，而上层与底层的区别则在于吸烟的场合。在公共场合与陌生人面前吸烟是放荡的、底层的行为，而在私密场合吸烟则视为良好教养，尤其是文人阶层，他们很喜欢在优雅的空间里和女性一起吸烟，谈论风雅，并且以“烟花”为题材作诗。至于为什么普通女性没有办法像精英妇女那样在私密空间抽烟，则有着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例如，普通女性必然只能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没有打理的丫鬟，也没有文人集会，即使在私密的闺房里抽烟，香烟散发的味道也会弥漫整个房屋，而精英女性的生活空间要宽敞得多。

不管怎么说，吸烟女性的这两种割裂的身份一直被保持了下去，并且在不同时期遭遇了污名化。儒学卫道士坚持认为吸烟是“坏女性”的表现，一个道德良好的女人永远不应该吸烟。清朝结束后，到了民国时期，吸烟的女性依然分裂成两极，要么代表着放浪的上海妓女，要么代表着摩登化的、受过精英教育的现代女性。最近的大半个世纪，吸烟的女性则迎来了一段更加污名化的时期，吸烟开始与奢侈糜烂、资产阶级情结、不守规矩、毒害民族等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

据资料统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女性吸烟的比例降到了历史新低的3%，与明清时期几乎人人吸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倘若基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考虑，所以放弃吸烟，这对身体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但禁烟这一行为不应建立在“污名化”的基础上。“吸烟＝不正当女性”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观念之外，吸烟也与现代中国的女性独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期，她们的个人收入只能拿来养家糊口，没有经济能力来承担烟草的开销。

因此，当今天的年轻女性开始重新拿起香烟的时候，如同文章开头的那张照片，它具有了很多意味，包括自由叛逆的精神、独立的社会地位以及单纯的美学魅力。

当然，我们无需再给“吸烟”这个行为赋予太多解读意味，尽管它看上去是一件与“现代禁烟社会”相悖的举动，它在形象背后总是会有些意涵——但就像人在某个时刻需要喝一杯酒排忧解愁，或者感受一下人生虚无一样，吸烟也不过是诸多日常行为中的一种。相对于“大众吸烟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期待，我们倒更愿意说“大众给吸烟者赋予某个形象意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最终，一种更舒服的状态或许是：让吸烟与否成为一个稀松平常的选择，一件只与在场的人健康相关的事情，一个与任何文化标签无关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