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西晋编户齐民制度崩塌与五胡乱世的开始

来源:东阁读史书

在东亚世界的历史记叙习惯中，半壁江山其实有着非常明确的具体指代。

哪怕不能位列大一统的仙班，但只要占据淮河以北的大片平原地区，就可以免于只有半个天下的指责。但晋王朝却是这个严苛标准下的幸运儿。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乱世之中的黄河两岸，都无法提供一个将他们挤兑出正统序列的势力。所以，哪怕蜗居建康一隅的他们，其实是自己去转动毁灭之门上的钥匙。也可以在事情过了不久之后，直接渲染其自己的悲壮角色。

但问题在于：毁灭之门的钥匙是谁放上去的？晋朝人又为什么会去转动钥匙呢？

蛮族内附

蛮族内附的历史必修从汉朝算起

虽然我们不想把线索挖掘的太深，但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还必须从它之前的两汉说起。

在汉帝国如日中天之际，居于边境地带的蛮族便不断的向帝国的内地迁移。

这个进程本身，是连最崇尚打仗开边的汉武帝都无法拒绝的事情。因为更多的蛮族可以为帝国提供额外的赋税与劳动力。域外的新技术，在人口较多的内地扎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产业升级。区别仅仅在于用什么方式来拥抱内迁的蛮族，以及蛮族会用多少实际贡献来回馈皇帝的投资。

汉武帝时期的频繁对外用兵 最终让汉朝自己先财政崩溃

大家熟悉的五胡，就是在这样的逻辑发展下，逐步进入中原帝国的控制区。

当时的文人官吏，根据模糊的对外认识，将他们按照地域、语言和旧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粗糙的区分。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划分，就此形成。实际上所谓的鲜卑，本身就包括了大量过去依附匈奴的部族。而羯人也有过从属匈奴的经历。至于氐和羌，都是羌人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明显分属不同的家族系统。

五大蛮族势力的逐步内迁

在五大蛮族势力中，最早内迁的就是成员众多的匈奴人。

经历了汉武帝时代的高强度战争与天灾，分崩离析的各部落，开始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分。其中南匈奴为寻找对抗同胞的筹码，而向汉帝国示好。在多年征战中损失惨重的汉帝国，也想拉拢更多盟友。因此，汉朝欣然接纳了南匈奴的内附请求，顺便利用他们为自己守边。

南匈奴的内迁为汉朝承担了大量边防任务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羌人的身上。

他们过去大都是居住在河西走廊以南，并与匈奴有过结盟。虽然在汉武帝时期被降服，但出于对派驻官吏的忍无可忍，羌人最终在东汉掀起了大规模。到了汉朝末期，大量的羌人同南匈奴一样，逐渐进入东汉的疆界。前者居于陇西诸郡，后者则到达晋陕北部居住。

这些蛮族势力的内迁，同样带来了源自西域的羯人。

他们极有可能是匈奴征服西域后，用当地小国人口和战俘，重新组织的附属部落。也可能是原本就生活在河套附近的印欧部落，隶属于强势时期的匈奴。伴随着匈奴霸权的崩溃与南匈奴内迁，他们很快也随之内附。

最后，在公元2世纪中期，又有数万人鲜卑人分三部向汉地扩散，散居于各地。至此，五大蛮族势力的内迁依附局面已初步形成。

羯族原本是隶属匈奴集团的小部落

至关重要的乱世

敦煌壁画上的魏晋时期的贵胄

当五大蛮族势力逐步内迁到汉朝的边境郡县后，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

越往内地深入，就意味着越有可能规避北方的脆弱生态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是汉地郡县化管理，也会逐步加强。能保持原有部落组织与生活方式的空间，非常有限。小股迁徙的结果，往往意味着部落解体，成员被编户齐民。

好在，汉末的乱世给了各大蛮族以喘息之际。

尤其是在黄巾军起义和各地军阀混战开始后，具备更强战斗力和更低组织成本的蛮族士兵，就成为了各方都需要的香饽饽。

黄巾军的出现 让蛮族武士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例如，靠吞并大量黄巾军残余人员做大的曹操，就经常用青州屯田兵的产出去招募边境上的蛮族士兵。

至于退到巴蜀去搞复兴汉室运动的刘备集团，一样少不了雇佣或征发山地的羌人当兵。

缺少骑兵资源的他们，除了对人口有限的羌族索取无度，还要从南中的滇国招募当地的马匹和武士。诸葛亮出兵南中，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与蛮族勇士。他拼死都扶不起的刘婵，则因为这样的黑历史而根本不敢退居南方再坚持一阵。

曹操的策略就是用青州兵做屯田炮灰 蛮武部队担任精锐

就是看上去距离五大蛮族最遥远的孙权，也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到了东南山区的山越头上。

当从南蛮那里得知东方的海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岛屿，孙权毫不犹豫的派出了第一支去往台湾的船队。

正是这样的乱世，让蛮族势力与内地汉民之间的距离，被史无前例的拉近。

擅长搞编户齐民的各地军阀，都以更大规模与更深的程度，利用其手里的蛮族资源。对于抵抗较弱的部族，往往尝试进行郡县化管理。让他们也成为自己屯田机器上的一节电池。对于地域较远，抵抗也较强的部族，则以各种手段招募兵士。让依然保有较强武德的蛮子，为自己打下更多的郡县。

最晚内迁的鲜卑势力 也在三国时期壮大起来

经历了三国时代的变迁，五大蛮族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同刚刚内迁时，有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他们中的个别精英，被吸纳进入中上层。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普通人口，则在保留部分旧习俗的前提下，成为了编户齐民中的异类。

官府总是尝试对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户口检查，以便在收取税赋时，也能一个不拉。但也会注意有所保留，防止对养成武德的部落习俗，进行不必要的摧残。

残存的部落领袖 让蛮族在武力方面的下限较高

目中无人的司马家族

西晋王朝的建立 营造了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

公元3世纪后，司马家族的西晋王朝，结束了汉末到三国的漫长乱世。

本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新时代原则，对五代蛮族势力的郡县化改革，终于开始加速。

由于觉得自己不再需要依仗蛮族士兵，地方的税吏们不仅要对部族征收税赋，还以各种手段进行敲诈和恐吓。

如果不愿意被强征到其他地方当兵，就有被卖为奴隶的危险。许多规模较小的部落，就这样被彻底打散。而规模较大的部落，虽然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却还是架不住日益繁重的压力。

编户齐民制度的侵蚀 让各大归附蛮族的压力剧增

当然，司马家族的另一项制度设计，也非常重要。

吸取了曹魏宗室疲软的教训，西晋从完成大一统后，就将皇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作为地方藩王。他们或许看到了西周封建与汉初同姓王的有点，却忽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基础已经完全变味。于是，在八王之乱的烽火燃起之后，五大蛮族为主的外族部队，又突然成为了混战各方的香饽饽。

公元307年，八王之乱的浩劫，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而告终。连年的战乱加上天灾人祸，促使大量流民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方各州的流民约有百万之多。西晋的统治者却仍想着用编户齐民时的政策来立刻恢复秩序。他们下诏，逼迫流入梁、益二州的流民，必须在7日内立刻返回故乡。流民们苦苦哀求，也没有换得一点通融。

八王之乱彻底打破了编户齐民制度的压力零界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保留了些许部族组织的蛮族人口，成为了自动吸纳流民加入的凝结核。

早在八王之乱结束前的公元303年，氐人出生的李特，就在西部边境组织了反抗西晋王朝的义军。

很快，失去组织控制，又走投无路的汉人流民，开始大量加入他的队伍。李特就利用这支庞大的力量，攻占了整个巴蜀。虽然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汉人，却依然被后世看做五胡乱华的开始。

氐人利特的队伍里 主要以汉人流民为主

两种模式

石勒代表了当时被编户齐民制度打散部落架构的下级蛮族

在李特起义开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接连爆发起义。其中以羯人石勒和匈奴人刘渊的势力，最具有代表性。这两人截然不同的出生，也是这场东亚版蛮族入侵的两种模式体现。

石勒出身于贵羯人的贵族世家，父亲原本是部落的小帅。但作为不够庞大的部族，他们在西晋开始的强化管理下，已经组织崩坏。

所以，到晋惠帝末年，石勒就因并州饥荒而出逃。最后，不幸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为奴隶贩卖。选择跑路的他，后来又被官军追捕。无路可走之下，只能聚集了18名各族盗匪，开始了流亡生活。

石勒部众中的羯人其实数量不多

公元305年，石勒带已经可以带领几百人去投奔公师藩。2年后，自称扫虏将军的他，又召集更多流民参加起义。声势壮大后，先夺邺城，又攻衮州。这一连串的攻击引来了西晋官军的注意。双方在东武阳展开会战。

最终，依然不够强大的义军大败，石勒只得前去投靠匈奴人刘渊。

相比小部落被压力拆散的石勒，刘渊可谓是当时五大蛮族势力中的佼佼者。

刘渊的祖父是南匈奴的单于，父亲则是匈奴的左贤王。至于他自己，也一直在西晋军中效力。八王之乱中，他被成都王司马颖封为宁朔将军，监察五部南匈奴。这种出生不仅决定了他有足够的号召力与实力，也对西晋内部的具体虚实有很深刻的认识。

刘渊是依然保有大量组织架构的上级蛮族

不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族群的责任，刘渊都想要改变糟糕的现状。

而八王之乱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旧的编户齐民秩序，已经突破了压力的零界点。

于是在公元304年，他接受左贤王刘宣的建议，称大单于并起兵反晋。

刘渊的起义发展迅速，队伍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壮大到5万人。除了原先的匈奴旧部，大量汉人流民的加入，是他迅速崛起的根本。在自知有实力争夺天下后，刘渊便一改当初的大单于称呼，自称汉王。这可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汉人支持，本身也有匈奴贵族长期与汉室公卿联姻的历史依据。

日益退化堕落的西晋军队 很难在战场上占得便宜

并州刺史司马腾得知这个情况后，派遣2万大军前去镇压。结果，失去蛮族士兵支持，又自身退化严重的官军，被刘渊轻松击溃。

知道大势已去的司马腾，只得仓皇出逃，把并州丢给刘渊。很快，刘渊又接连攻破太原、中都、平阳等地。

正当这位匈奴出生的汉王冉冉上升之时，又有石勒、王弥等起义军将领率部归附，可谓如虎添翼。

于是在公元308年，刘渊改称皇帝，定都平阳，国号为汉。这样，不仅有大量残存的蛮族人口和汉人流民归附，连很多已经对西晋失望透顶的官军势力，也开始加入进来。

很多西晋体系内的官军也陆续投靠了所谓的蛮族势力

第二年，刘渊得到西晋的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再添一员猛将的他，就以朱诞为先锋，辅助刘景向洛阳进发。

大军先克黎阳，又在延津击败晋军。但在同年8月，他们被弘农太守的诈降计策击败，被迫撤军。不甘失败的刘渊还未等到冬天过去，就再派刘聪、王弥、刘景等人率5万骑兵继续进攻洛阳。为确保进攻不再受挫，又命呼延翼率步兵跟进支援。

很快，刘渊的大军就顺利抵达了洛阳城下，却发现坚城难克，而冬季的粮草供应又非常困难。于是大军再次被迫撤退。

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刘渊还是没能亲眼看到灭亡西晋的那一天。次年7月，他就在军中病死。

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布局

西晋的灭亡

刘聪是比父亲刘渊更可怕的对手

直到刘渊病死，西晋虽千疮百孔却仍是死而未僵。不过，刘渊的死并不不会影响大势发展。

他的四子刘聪已，经继承父亲遗志，在杀死长兄刘和篡位后，再度征讨西晋。不过这次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没有直接强攻洛阳，而是先绕过此地，寻求削弱周边地区的办法。

于是，刘曜与王弥率4万大军在梁、陈、汝、颖四地之间周旋，攻陷了各种壁垒100多座。与此同时，石勒所部则在中原连陷30多座壁垒，攻打襄城、许昌等地。

洛阳城中的大量贵族和官吏 每天都需要消耗庞大的资源

这一连串的外围攻势，无疑是非常致命的。

西晋皇帝司马越，就因此被迫放弃洛阳。原因也非常简单，首都洛阳本身根本无法供养庞大的宗室与官宦人群。外围的物资供给出了问题，城里很快就难以为继。

就这样，在公元311年3月，司马越在撤退途中病死。大军继续溃退，不料行至苦县时被石勒的部队追上。

仓皇逃跑的晋军，根本毫无战意。石勒不过派遣轻骑围射，便使得晋军阵脚大乱、互相践踏。最终，晋军10余万人全军覆没。这一失败彻底葬送了西晋最后的野战主力。此后，石勒势如破竹又消灭世子司马毗及宗室48王。

司马越最终在撤退途中病死

事已至此，孤城洛阳已是瓮中之鳖，西晋王朝本身更是危如累卵。

志在必得的刘聪，在同年5月派大将呼延晏率军2.7万人，进攻洛阳。大军在野战中连续击败守军12次，斩敌3万人，顺利抵达洛阳城下。刘曜、王弥、石勒等部，此刻也赶来与呼延晏会师。6月，联军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至平阳杀害。

首都沦陷后，西晋的雍州刺史又在长安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公元315年，刘聪派刘曜进兵长安。

他们在长安四周的冯翊、上郡作战，企图重施故技，先行拔掉四周的援军以孤立围困长安。自知形势危急的司马邺向南阳王司马保求援，却迟迟得不到援兵。结果长安在刘曜的围困下面临粮荒。

次年7月，刘曜进攻北地郡。再也无法忍受的3万晋军，选择出城驰援。

得知此事的刘曜，绝不会放过这样歼灭敌人的绝佳时机。于是他派人绕着北地郡点火，再派人传播假消息让援军以为城池已破。晋军因错信假情报而军心动摇，结果被刘曜一举歼灭。乘胜追击的刘曜，又夺取了泾阳。至此，长安已完全在刘曜的掌握之中。

高度腐化的魏晋公卿 根本无力抵抗蛮族与流民的大军

9月，刘曜攻克长安外城，残余晋军只得在内城困守。11月，粮草告罄的晋军再难抵抗，晋愍帝司马邺宣布投降。

随着洛阳长安城破，晋帝国在北方的统治基本上便宣告结束。但这一切，仅仅是新一轮大规模洗牌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蛮族”，将以浪潮般的凶猛之势，不断摧垮北方各地的编户齐民体系。在西晋王朝的废墟上，会先后出现16个大小不一的政权。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从这一刻开始。

洗牌只是刚刚开始 东晋作为残余侥幸维持了正统名号

后世的很多文人墨客，在回顾永嘉之乱的混沌时，总免不了自动脑补政治正确的华夷之辨。然而，永嘉之乱中的大部分义军，其实都是以汉人流民为主。

唯一可以说明他们是夷而非华的标准，可能就是脱离编户齐民的管制。而即便是那些牵头或参与其中的蛮族后裔，大部分其实也出生在西晋地界，并且有相当部分曾经被算入编户齐民之列。所以，将这些暴动的饥民算成蛮族入侵，显然不太公平。

文人墨客们在看待历史时 总是简单幼稚

反过来，西晋王朝的的结局，也并不令人唏嘘，甚至有点咎由自取。

尽管很多事情的源头，并不从他们手中开始。但还是他们自己将平衡点彻底打破，弄得结局无法收拾。编户齐民从本质上而言，是管理学上的美好理想。但在这个不存在百分百的世界里，强行保持高压秩序，结果往往只会是加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