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机处看内阁的历史变迁

作者：史遇春

本篇，与大家共同学习一下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特殊组织机构的变迁。

当然，这种特殊组织机构，也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组织机构。

虽然，这种学习有些枯燥，但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跳脱轻浅的历史认知、轻率的历史评论，是大有裨益的。所以，这也是所有喜欢历史者的必修课之一。

这话，先从距今最近的朝代——清朝说起，所说的内容，是其军机处。

军机处，原本是内阁的分局。

也就是说：在军机处的雏形时期，它可以说是内阁的一个分支。

众所周知，清朝初期，其大多数的国家治理机构和制度，都沿袭了明朝旧制。

当然，内阁也不例外。

所以，在清初，也就是在军机处没有建立之前，国家机务的分发与收进，全都事关内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初的军事事务，是要交付议政王大臣议定之后，再奏闻主政者的。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朝，朝廷的谕旨，也有命令南书房的翰林撰写拟定的。

此时，南书房是可以与主政者直接接触的亲切之地，当然，也是显贵之地。

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类似情景：唐代时，翰林学士掌内制，就是如此。

所谓内制，就是由翰林学士所掌的皇帝诏令。

到了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朝，朝廷在西、北两路用兵，其时，事涉机密的军务较多。而此时，内阁在太和门之外；另外，内阁之中，值班的官员人数甚多；主政者担心军事机密被泄漏。于是，才开始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需房，其主要用途，是处理西、北两路的军务。

最早进入军需房，参与军事事务处理的官员，都是主政者从内阁中书中选取的。选取的标准，就是其人必须谨慎细密。进入军需房的官员的职责，一是在其中值班，二是缮写谕旨。到了后来，军需房才正其名为军机处。

军机处设立之后，它的所在地接近宫廷，便于主政者宣召。

军机处的军机大臣，都是亲臣、重臣。

于是，承接主政者的谕旨，发出政令等，全都在军机处了。

军机处值宿的地方（直庐），最初只有几间板屋。

后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特别下令，将军机处的直庐由板屋改建成了瓦房。

但是，拟旨仍然是军机大臣的事情。

之前，雍正帝时，军机处拟旨的事情，都是桐城张文和公（即张廷玉，文和是其谥号）亲力亲为的。

乾隆帝即位初期，因为汪文端公（即汪由敦，文端是其谥号，赵翼的科举考试中的老师）擅长文学，张廷玉特别推荐汪由敦进入军机处。于是，拟旨的事情，由汪由敦代劳。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廷对金川用兵。

这一时期，朝廷的谕旨，全都是汪由敦的手笔。

当时的谕旨，大概有三个版本：

一、汉字版本的谕旨，前由张廷玉、后由汪由敦草拟；

二、满文（清人称之为国书）版本的谕旨，由舒文襄（即赫德，文襄是其谥号）、大司马班公（即博尔济吉特·班第，明、清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草拟；

三、蒙古文版本的谕旨，则由理藩院的纳公（即萨尔图克·纳延泰）草拟。

等到傅文忠公（即富察·傅恒，文忠是其谥号）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时候，满族的司官想通过傅恒，得到亲近主政者的机会，并籍此升进。于是，傅恒才开始把部分拟旨的事务，给了他熟识的满族司官。最初，这些满族司官，所拟的草稿，也就是半幅纸、一页纸的短小文字。满族司官熟悉拟旨的程序与文法之后，慢慢地，拟旨的事情，也就全都交给他们操持了。

这样一来，汪由敦见拟旨的事情，满文版本全都由满族司员捉刀了，而汉文还是自己亲自草拟，他也就跟进了。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将满文拟旨交给了满族司员后，相对轻松；汪由敦亲自草拟汉文谕旨，工作繁重。汪由敦也不想揽那么多事，于是，他也让司官代替自己拟旨。这样沿袭日久之后，一些司官就成了军机处的专职司员。这种情况，主政者也是了解并清楚的。

这种专职司员，也不一定就是从内阁引进军机处的，但凡京师朝廷的部院之中，学问幽深、文学书法俱精的司官，都可以被引进军机处。

在军机处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专职的司员，人数也越来越多，后来的数量，是早期的好几倍。

以上所讲，就是清代军机处前后变化异同的旧事。

既然，清代最初的军机处是内阁的分局，那么，循着历史的脉络，简单看看在以往国家治理框架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内阁的变迁情况。

在中国历史中，传达主政者的诏旨命令、汇集内外的各种意见的工作，自曹魏以来，都是属于中书职责范围内的。

历史沿革，所以，在六朝时期，中书令是极其尊贵的，朝廷一定会选择重臣担任此职。

因为中书令尊贵、地位崇高，所以，中书令很多时候是不会亲自向主政者奏事的。大多时候，都是中书令委命中书舍人入内奏事。这样一来，中书舍人就可以亲见主政者；于是乎，中书舍人也成了权要之位。

上述的情况，一直到唐代初期的时候，依然如此。

唐高宗李治时，开始把中书舍人的职权进行了拆分。拆分之后，北门学士也可任中书舍人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时，又把中书舍人的职事，移出部分给翰林学士。如此，中书、门下的权力稍稍变轻。

等到唐朝中期之后，国家的权柄操持在宦官的手中，当时，还设置了枢密使的职位。生杀予夺的诏旨命令，全都是由枢密使发出的。这样，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都只是承枢密使的下流。所以，枢密使是极为权要的职位。

唐昭宗李晔时，大力诛杀宦官，宫廷之中，几乎都没有宦官了。于是，主政者只能命令蒋玄晖负责之前枢密使的事务。这是枢密权移至朝臣的初始。

因为枢密使这个位子地处要津，是人人钦羡、人人都想得到的职务。所以，蒋玄晖接手枢密之事后，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蒋玄晖的位子，于是，他就在朱全忠跟前谮毁蒋玄晖。最后，朱全忠杀了蒋玄晖。

朱梁（后梁）时，改枢密使为崇政使，并设立崇政院，任命敬翔为崇政使。

后唐（沙陀族建立）时，又恢复崇政院名为枢密院，并任命郭崇韬为枢密使。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安重诲为枢密使。

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因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所以，他就废掉了枢密使这一职位。然后，把枢密使的大印交归中书。于是，枢密院学士这一职位也就废掉了。

后晋出帝石重贵时，桑维翰恢复枢密院，并担任枢密使。

后周世宗柴荣时，王朴为枢密使。

总结起来，可以说，五代时期的枢密院，就是六朝时期的中书；如果就唐朝来说，枢密院则是唐初的中书、唐中叶的学士、唐末的疏密合而为一形成的。

到了宋、金时，枢密使的主要职责是专门掌管兵事，这已经是和宰相分职了。

当时，中书与枢密院被称为两府，枢密使已经不参加军事以外的其他机务了。

到了蒙元时期，军国大事，全都归到中书省。

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就把中书省也废掉了。此后，不再设立中书省。接着，朱元璋命令六部各奏其事，而非此前的事汇中书。

从此以后，国家的事权，全部都集中到了主政者一个人手中。

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在历史上的一大变，君权集中，相权没落。

朱元璋废除中书之后，原来中书事务，全都堆积到了他自己跟前，一日万机，登记撰录，是不能不设置官员来执掌其事的。

随后，到了明成祖朱棣永乐时期，为了解决废除中书后出现的难题，又设立了内阁。

内阁设立之后，就功能而言，逐渐形成以批答本章、撰拟谕旨的主要业务。功能上，似乎又是对旧有中书省的恢复；权力上，却没有那么尊显了。

再后来，明朝的主政者与内阁大臣也不常见面，如果主政者有谕旨，就会命令内监先写好事目，然后，交由内阁撰拟文稿。因为这样，于是，宫内就有了所谓的秉笔太监。越是接近主政者，权力越是容易到手。如此，秉笔太监的权力慢慢就在内阁之上了。秉笔太监和唐中期后的枢密使，就又有些相同了。

这也是明朝宦官势焰熏天的原因所在。

满清惩于明代之弊，严格限制，宦官不得参与政事。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亲政初期，他会每天都到票本房，安排大学士在自己眼前票拟。

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康熙时期，虽然也有南书房拟旨的案例，但是，机务仍然是属于内阁来处理的。

雍正以来，各类本章都归内阁处理、机务及兵事都是由军机大臣承旨处理的。

主政者几乎每日都会和军机大臣见面，不要说宦官不能参与，就是承接谕旨的大臣，也只是供传述、缮写、撰拟而已，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五代、宋代、金朝时期的枢密院，都有学士草拟谕旨。满清的军机司员，和旧时的枢密院学士差不多。

本文依据清人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一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