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的彩票！——走近1922年的那场“彩票禁售”运动

早在近100年前的民国初叶，上海乃至全国的彩票奖券市场曾一度繁荣，但很快，伴随而来的则是一场“彩票禁售”的社会运动。

1922年4月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向北京政府内务部呈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永远禁售彩票奖券。其声称：彩票奖券，与赌博没有本质区别，后者早已明令禁止，前者却还公开准许发售，可谓讽刺至极。上海的英、法租界此前就已禁售彩票奖券，我们反倒各省还在大力销售，俨然将其作为一种敛财的工具，对于国家来说，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故此请内务部出面将其永远禁止，如能办成，实在是大功一件。

《商联会续请禁止奖券》，《申报》，1922年4月1日

作为一个舶来品，最初进入中国的彩票奖券是1860年前后传自菲律宾的吕宋票。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广济公司发行针对江南义赈救灾的彩票——江南票，这也是首个中国官方批准的彩票。不久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成为了首个中国政府直接经营的彩票奖券。进入民国后，各地政府更是相继以“善后”、“慈善”、“赈灾”为名不断发行彩票，而上海由于其当时全国工商业中心的地位，也成为了众多彩票的发售舞台。

吕宋票

事实上，1922年的这轮“彩票禁售”运动，早在1920年时就已有了苗头。1920年7月，华北大旱，为筹措救灾款项，内务部呈请发售义赈奖券，作为救灾资金的来源。对于这样的提议，考虑到中央政府拮据的财政状况，总统徐世昌对内务部的呈请予以批准，同意在全国范围发行义赈奖券。

此例一开，眼见义赈奖券销售旺盛，财源滚滚而来，各省督军于是相继效仿，纷纷发售各省自己的彩票。由于是自己先开了这个头，所以这年3月还声称各省不得以工赈为名发行奖券彩票的北京政府顿时来了180°转弯，除了收取部分规费（比如山东利济奖券，先后就提交了8万元给内务部）之外，其他也就任其野蛮生长了。

民国河南救济豫省灾黎有奖副券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奖券彩票，在上海滩很快掀起了一股购彩热，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涉足其中。有鉴于此，不同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

1920年8月，上海闸北市民张敬澄函呈淞沪警察厅厅长，直言奖券彩票之盛行，让众多普通民众深陷其中，有甚者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社会上已经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赌徒之风。

8月12日，这封信函被《申报》公开发表，随即引发热议。8月下旬，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北京国务院的电文中即声称，自从各类彩票在上海发行之后，沪上可谓赌风日盛。从小东门到老北门一线，百分之八、九十的店铺都挂着出售彩票的招牌。这些打着慈善、公益旗号的彩票，反而害的不少人家破人亡，最终成了各地当局敛财的手段。政府应该及时禁止，否则社会上的人心人性就都要乱套了。

《商界总联合会请禁彩票》，《申报》，1920年8月27日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总统徐世昌表示赞同，令内务部予以禁绝。然而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的后者显然不想被动了自己的奶酪，于是就耍了个花招：现在已经在发行的奖券彩票，继续发行到期满为止。还没有发行的，则不再允许。此可谓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无论如何，至少给了一个说法。

然而进入到1922年，情况开始越来越不对了，部分省份开始继续发售新彩票，原本到期的彩票也都在纷纷申请续期，如此这般，此前的政令岂不是一纸空文。上海商界众人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乎，就有了前文中提到的1922年4月1日的那一幕。

商界众人对于禁售彩票之事之所以如此热衷，对于社会、国家前途的担忧或许只是一个浅层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切身利益被铺天盖地的彩票所损害。毕竟，大家伙兜里的钱是有限的，彩票买多了，其他方面的花费自然就只能一减再减，商人们赚不到钱，自然要跳起来咯。

1922年的这轮彩票禁售运动中，上海各界除了呈请北京中央政府，还分别向江苏省政府、上海护军使等各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交涉，并就法租界拟开放彩票销售一事向法驻沪领事提出抗议。7月19日，贵州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开会，决议提出任何彩票都应永远禁绝。与此同时，沪北烟兑同业会也致函江苏省教育会，希望联合一同向江苏省当局电请禁止发行彩票……以上这些，只是这一轮彩票禁售运动的冰山一角，而较之1920年，1922年的声势要来的更为猛烈。

《电请禁止奖券之继起》，《申报》，1922年8月6日

此时的北京政府已经换成了黎元洪担任总统，面对着如此汹涌而来的“民意”，内务部首先表态将严格执行之前的政策，彩票到期，即行停售，新设彩票，概不允许。随后，9月2日，黎元洪又下令表示，之前的彩票销售或为赈灾、或为公益，都是一时之权益之计。鉴于如今造成各种问题，从即日起，无论是否到期，全部永久停止发行，如有违反者，由司法部严办。

尽管事实上这一饬令禁止销售的只是各省发行的彩票，而中央政府旗下诸如农工商部等部门发行的彩票奖券并不在此之列，俨然一副责人不责己的姿态。但总体而言，1920年开始的这轮彩票禁售运动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上海商界也借此机会，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能施展的力量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