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吃一头牛到赏赐一只鹅,关于朱元璋和徐达的谬传到底有多少

来源:覃仕勇讲史

提起明初开国功臣,最受后世仰慕的就是中山王徐达。

明末蓟辽督师袁崇焕在赴双岛擒杀毛文龙途中,和随行幕僚将佐聊天,就曾侃侃而谈,说:“想我大明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名将初战于鄱阳湖采石矶,再战于沙漠北平;水战胜,马步战亦胜,这才驱逐走蒙元,得以一统天下。现在水师仅能据船自守,本部院要收复辽东,不能让水师仅限于水战,必须还能参与陆地,希望诸君努力,兵额不得虚冒。”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徐达是一时名将,却对徐达的战功不甚明了,而仅仅记得徐达小时候是朱元璋放牛的同伴、曾一起偷牛、吃牛;还有大明开国后,徐达被朱元璋送的一只“蒸公鹅”毒死。毕竟,这两个情节太富于戏剧性,太让人过耳不忘了。

但是,这两个情节都是假的。把这两个情节当成史实写,并对现代人产生深远影响力的,应该是大史学家吴晗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写朱元璋、徐达偷牛情节来源于明朝人王文禄的《龙兴慈记》。《龙兴慈记》是一部神书,里面的内容除了朱元璋小时候偷牛故事,还有:朱元璋的爷爷葬中了风水宝地,所以朱元璋后来做了天子;朱元璋出生时的种种祥瑞:朱元璋做沙弥的时候发配庙中伽蓝神;刘伯温被高人魂魄附体、朱元璋杀常遇春老婆等等。

这些故事原本就假得不能再假,而且,在偷牛事件中,《龙兴慈记》也没有提到合谋者都有谁,但吴晗却煞有介事地当成真事来写,并且脑洞大开,说参与者有徐达、汤和、周德兴。

但是,徐达死后,朱元璋曾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两千余字“御制神道碑文”,上面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初次见到徐达是“岁癸巳,朕集义旅,王来麾下”,则他们相识时,徐达已经二十二岁了。

说到徐达吃朱元璋送来的“蒸公鹅”被毒死,源头始于明代中叶的《翦胜野闻》,里面谈到朱元璋在徐达患病期间曾有“赐食”行为,不过没交待所赐的食物是蒸鹅。蒸鹅是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加进去的。赵翼原意是想讲一个 “传闻无稽之谈”,说到了朱元璋“赐以蒸鹅,疽最忌鹅”。

这个故事更假得不要不要的。一来,《明实录》和《明史》都没有“赐蒸鹅毒死徐达”的记录,二来,徐达患病时在北京,而朱元璋在南京,一只蒸熟的公鹅,真要千里迢迢送到徐达的口中,也真够扯的。

下面,来说说徐达真正的历史、真正的经历。

徐达的确和朱元璋是同乡,都是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出身贫农家庭,小时候也许放过牛。但同乡、贫农、放牛,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相识。至正十三年(1353年) 六月,在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中当作小头目的朱元璋回乡招兵,徐达“仗剑往从”,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入伍没几天,徐达就表现出了与普通小兵所不同的东西,“时时以王霸之略进”(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定远的几支地方武装,并在攻占滁州、和州的战斗中勇敢凶猛,异常抢眼。朱元璋赞赏之余,授为镇抚,“位诸宿将上”。

实际上,彼时的朱元璋还在岳父郭子兴(朱元璋妻马氏为郭子兴义女)手下打工,“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徐达却“奉约束其谨”(《凤阳府志》卷十八,《人物志》),忠心耿耿、毕恭毕敬。

最让朱元璋刮目相看的是,某次,朱元璋的顶头上司郭子兴与另外一名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郭子兴是个粗人,做事不计后果,一怒之下,也不向朱元璋打招呼,拘捕了孙德崖,准备请孙德崖吃“板面刀”。但孙德崖的部众也不是吃素的,一下子就捉到了朱元璋。朱元璋知道是岳父捅下了娄子,被孙德崖的部众捉了个正着,真是有苦说不出。

关键时刻,还是徐达够义气,挺身而出,到孙德崔军中去做人质,换朱元璋回来做郭子兴的思想工作。也幸亏郭子兴听劝,释放了孙德崖,徐达才得以恢复自由。

经过这场共患难,朱元璋对徐达除了感激之外,更多的是信任。而徐达也堪称天生名将,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就所向披靡,无以争锋。

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十,《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大将,授淮兴翼统军元帅。

在统兵“廓江汉,清淮楚”,击灭陈友谅势力后,徐达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左相国(后改官制,任右相国)大将军。在“电扫西浙”,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张土诚势力后,徐达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今北京)。一时间,徐达“声威所震,直达塞外”(《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在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中,徐达用兵,全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徐达也是人,并不是神。洪武五年,早退往漠北草原的元顺帝之子必力克图汗,以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不时出兵南下,企图恢复大元帝国的统治。徐达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自认为有十万兵力便足以肃清沙漠,与李文忠、冯胜分头统军北征。其本人率中路军挺进到杭爱岭北,遭到扩廓帖木儿的迎头痛击,“死者万余人”(王世贞《彝州史料》前集卷十九,《徐中山世家》)。李文忠所率的东路军也损失惨重,只有冯胜所率的西路军攻至兰州,全师而还。

徐达总结了这次血的教训,以后带兵出击,再也不犯此类错误,有力地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朱元璋因此对他赏赐最厚,授他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为代王妃,又次为安王妃。徐达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后来也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徐家荣盛一时。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朱元璋停止上朝,备极哀荣,追封徐为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配享太庙、功臣庙,位皆第一,亲撰“御制神道碑文”。

现在,徐达的神道碑不仅是明朝功臣墓碑中最大的一块(通高8.95米),而且比位于钟山南麓、明孝陵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还要高出17厘米(“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高 8.78米,碑为朱棣所立,碑文为朱棣亲自撰写)。

本来,按明朝制度,功臣殁后封王者,陵前神道碑身高九尺(3米),广三尺六寸。徐达神道碑的规格,不仅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而且比朱元璋的还高,这已足以证明徐达在朱元璋、以至朱元璋儿子朱棣心目中地位的重要。则朱元璋赐“蒸公鹅”毒害徐达之说,实难成立。

话说回来,朱元璋是否对徐达的忠诚真没起过疑心吗?

不是的。给事中陈汶辉曾在一个奏疏中有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三九,《李任鲁传》)而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御制神道碑文”中,也坦承自己曾因术士“太阴数犯上将”的蛊惑之词而“恶之”,说:“(洪武) 十七年甲子,太阴数犯上将,朕恶之,召罢北镇,劳于家。”

但是,徐达经受住了考验,政治上从不拉帮结派,对朱元璋忠诚不二,经济上从不伸手,生活上严于律己,堪称完人。曾经,淮西党派的党魁胡惟庸见徐达既是淮西人,又功高权重,再三拉拢。徐达断然拒绝,当觉察到胡惟庸准备加害于己时,毅然上报朱元璋,并一再提醒:胡惟庸不适合当丞相。胡惟庸谋反被杀后,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徐达统大军擒杀张士诚,攻占平江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官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五,黄金之《魏国公徐公达))。

徐达在南京家里的房子低矮狭小,毫无大将军宅应有的气势。朱元璋多次想给他换豪华的房子,他援引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辞,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大祖实录)卷一七一》。

而等天下已定,徐达仍居旧室,朱元璋实在过意不去,旧话重提,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准备把自己过去当吴王时住的府邸相赠。徐达固辞不受。

一个执意要赠,一个坚决不受,怎么办?

朱元璋想了个主意,请徐达到吴王旧邸喝酒,将之灌醉后,命人抬到床上去睡。朱元璋以为,徐达一觉睡醒,就会接受这所府邸了。哪知徐达酒醒之后,立刻滚到床下,俯伏在地,连呼:“死罪! 死罪!”

朱元璋只好拉倒,命人在这所府邸之前另建一座规制宏伟的宅邸,赐给徐达,并在宅第前竖起一块大牌坊,上刻“大功坊”三个字,以表彰徐达的功勋。

徐达死后,朱元璋在神道碑上对他的赞语是:“忠志无疵, 昭明乎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