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垃圾房里的清洁工

常去空关的我儿子家――我的“健身房”设在他的阁楼上。每次来回都路过我家对面小区的垃圾房。那房子约有3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因属特殊的“功能性”建筑，三面都是大墙，没有一个窗户，朝西一面是两扇黑漆大铁板门，无论酷暑严寒，常年敞开着，供采光与空气内外交互。往里探头，只见搬运垃圾的工具，还有一大堆肮脏的经过折扁处理的大小纸板箱――垃圾中的精品，角落里有一张床，锅碗瓢盆散乱地扔在地上。里头住的是一对清理、搬运整个小区垃圾的民工夫妇，
显然，垃圾房属“工住”两用（与“商住”两用类比）。每次走过那飘出异味的垃圾房，我都会想象里头的日常。冬天还好说，多穿多盖就能度日；可上海的夏天极其可怕，在地球升温的当代，40多度的高温犹如猛虎时常来犯。据说，当湿度超过一定标准、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人身处其中，生命只能连续维持6个小时。在酷暑期，那间大门朝西敞开的火热的垃圾房，每天的生存环境，都可能接近维持生命的临界值。
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通行“夏天全靠空调‘救命’”理念的上海（我家7、8、9三个月除9月下旬，空调24小时运行），以酷热难熬的垃圾房栖身的清洁工，是怎样度过那漫长的“苦夏”的？
昨天傍晚，我又走过垃圾房。四方形的平顶小建筑在上海“美丽家园”活动中已换了“新貌”：外墙粉刷一新；功能空间也经过了改造，房子中间砌了一堵墙，抹着黑灰色的水泥，原先一对黑色大铁板门亦相应地一分为二，演变成两对较小的绿漆铁板门――整座垃圾房被分隔成两大间，左间是工作区域，仍存放环卫工具与成堆的“垃圾精品”；右间里还横着一堵墙，又将这生活区域分成里外两间，里间是小黑屋，外间稍大，有小桌与板凳之类，一个小柜上堆锅碗瓢盆，一地乱扔的大小不一的红色塑料盆、桶，靠墙立着可能是收购来的陈旧洗衣机和冰箱。显然，这外间是“起居室”兼“厨房”、“餐厅”，并且满地是水，一派战高温的局面。两间房的门口，负责搬运小区全部垃圾的一对清洁工夫妇，正在往人力三轮垃圾车上装“垃圾精品”，车载已具规模，快要完工。此时，一个操本地“普通话”的白发老太婆，送来两个破纸壳，正与垃圾房的女主交涉，索要1块钱。穿着紫红围裙的女人犹豫片刻，没有说话，返身回到“住宅区”，取来了一个钢G。老太婆接了过来，满脸堆笑地围着人力车转了一圈，视察着车上的“精品”，然后笑着问：“这样一车，能卖多少钱？”
“大概几百块吧。”40多岁的“紫围裙”回答。
“喔吆，这么多钱啊，你们可以在上海买房子了！”老太婆哈哈大笑，充满豪气，似乎她拿来的两个破纸壳，已为垃圾工夫妇那子虚乌有的新房添了砖加了瓦。
“哪里敢在上海买房喔，能吃上饭就不错啦！” “紫围裙”立表异议。
我笑着摇了摇头，随口对迎面走来、穿浅蓝色环卫服的男人大声说道：“靠她两个破纸壳还要一块钱的交易还能买房？上海倒垃圾很快要收费了，再送来破纸壳，她就要给你们交钱啦！”
男人停止了操作，抬起头来问我：“那也不能归我们收费吧？”
“那倒是，我是故意说给她听的。”我的音量放低了。听口音，垃圾工夫妇有安徽或苏北腔（我分不清）：“是安徽来的？”现在华东三省一市，数安徽贫困，我先赌他们是安徽人。
“是，我俩都是安徽的。”他憨厚地笑了：“来上海找活干的，安徽人很多。”
“这一车纸壳，要攒几天？”
“4天。”
我暗暗盘算，每天能增收七八十块钱：“家里几个孩子？”
“两个。”
“是在在老家上学，还是跟着你们？”
“跟着不行，在老家。”说到这里，他似乎有点兴头：“老大已经上大学了，小的还上六年级。”
“好啊，上了大学以后就会有出息，不过现在你们的负担就重了。”
“还行，现在我俩每月工资有5000块。”
我估计加上刚才说的“增收”，他们每月总收入约7000多元： “每个月要给大儿子多少生活费啊？”
“1500。”他说：“现在在实习，不用给钱，每月有赚4000块。”他又笑了，笑得欣慰。
“实习一个月4000，真不少。”
“是啊，不过这个月就结束了，回学校上课，不能挣了。”
“是哪个学校啊？农村孩子奋发读书考上名牌的不少。”我想给他鼓劲。
“我儿那学校不行，是安徽的。”“紫围裙”插话。
“安徽也有好学校啊，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安徽大学都不错。”
“我儿子是二表的。”她说。
“二表也不错，安徽人多学校少，在安徽考大学，比上海难。孩子不在你们身边，学习全靠自觉，能进二表就很好啦，假如到上海来考，就能进重点大学。”。
“是吗？还是上海好哇！”大学生的爸爸似乎若有所思。
“你们也快熬出头了，孩子毕业就能挣钱，你们就轻松了。”
“那倒是，孩子工作单位也找了，是企业，条件还行。”
“小儿子学习也不错吧？”我还想点击他的兴奋点。
他摇了摇头，愁眉紧皱：“小的不行，不想学习，成绩不好，光花钱。”
“那也不要紧，让他也到上海来嘛，只要肯吃苦，送快递也能挣六七千呢。
“是的，只好到时候再说了。”
清洁工夫妇还告诉我，他们住的垃圾房是免费的，里屋睡觉。自己在里头装了空调，晚上睡觉还行。白天吃饭、休息，不敢开空调，电费太贵了，按工业用电收，1块钱1度（居民每度6角）。所以，白天就忍着啦，实在受不了，就往身上、地上浇水。他们家里有承包地，但光种那些地不挣钱，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来上海吃苦受累，也是不得已。在他们家乡，差不多家家如此，都得外出设法谋生。他们到上海干活，除了日常开销与供两个儿子上学之外，还能有点剩余。这一车破纸壳还要花一个多小时送到老乡开的废品站，附近的收购点卖不出好价钱。
“不好意思，耽误你了，快走吧，可别到那里就已经关门。”
“不会的，老乡的废品站每天要开到晚上10点钟，不急。”
看来，那每晚要营业到10点钟的老板，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上海城市里的环卫工作，已经完全由外来务工人员担当，其中安徽人占了大部。前些天晚上，我按例饭后要急走10公里，途中就碰到一个。
“师傅，师傅，这附近哪有修车铺啊？”身后突然传来喊叫声。
我已几十年没做“师傅”了。回头一看，静静的沿河绿地旁，那设有两条绿化隔离带的大道边，一位穿环卫服的50多岁清洁工汉子哭丧着脸，费力地推着足有摩托车那样沉重的电动车在喊叫。我看周围没别人，便只有我一个“师傅”。
“车坏啦？”我停下脚步问他。
“真倒霉，后胎爆了，走不了啦，附近哪里能修车？”
“我不在这住，不知道哪儿有修车的。马路这一侧是河，肯定没有，走到前头右拐，往南走一段，好像有些店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车铺。你可以先到马路对面先找一下，对面也有些小店，或许会有？”
他谢了我。我刚要继续运动，突然转念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上班时我开的是公家的SUV，知道车胎爆了继续行走会将车胎碾压报废。一条电动车车胎的价格，可能与环卫工好几天的血汗相当。
我立即回头：“师傅，你就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到马路对面找找试试，如果有，你再过来，否则你推着过去，如果找不到还得再推回来，还得来回折腾你那车胎。”
“好，好，谢谢！谢谢！”他站住了。
我急忙穿过马路，躲闪着马路上不断驶过的小汽车，那清洁工在我身后用安徽味十足的嗓门大喊：“师傅，小心汽车，注意安全！”
真是一位淳朴的体力劳动者啊。
巧了，刚过对面的绿化带，我就看见那十字路口第一家店里就摆着一排电动车。我老远就喊：“老板，修不修电动车啊？”
“修！修啊！”
好极了！我没踏上人行道，急忙转身朝宽阔的马路对面挥手招呼：“这里能修车，快过来吧！”
相互对穿马路的时候，他给了我一连串的谢字。
我重新上路，隐隐地觉得还欠缺了点什么。等走到中环折返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应当回到马路对过帮他提起后轮，这样，他那后胎生存的机会就会大增！这些老实巴交的民工在上海终日劳作，实在不易。
我家所在，过去是上海的边远地区，因较早城区化，现在老旧房子每平米售价已超5万，一套低档两室户租金至少5000多元，能吞噬垃圾房里那对夫妇的全部工资。他俩所幸有免费“住房”，那电动车骑士必然住得极远，否则不会弄那台车来耍漂。上海这座城市已经离不开这个包揽全城脏活累活的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就应当有马克思博士主张的保障机制。虽然在那小区的垃圾房里已有“与时俱进”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然而，这个群体最大的生活困难还是住宿。为了追求级差地租最小化，他们大多不得不租住条件最差，路途最远的简易民房。目前上海兴建的大量保障房、廉租房、公寓房，都与这个庞大的群体毫不相关。既然消灭贫民窟已成了我国的优越性，政府在住房建设规划中，就应当考虑建造或安排一些这个群体住得起、路不远的民工宿舍区，以大庇这些最需解困的体力劳动者，为他们在上海的务工生活，留下一段有点温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