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垃圾房里的清洁工

常去空关的我儿子家――我的“健身房”设在他的阁楼上。每次来回都路过我家对面小区的垃圾房。那房子约有3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因属特殊的“功能性”建筑,三面都是大墙,没有一个窗户,朝西一面是两扇黑漆大铁板门,无论酷暑严寒,常年敞开着,供采光与空气内外交互。往里探头,只见搬运垃圾的工具,还有一大堆肮脏的经过折扁处理的大小纸板箱――垃圾中的精品,角落里有一张床,锅碗瓢盆散乱地扔在地上。里头住的是一对清理、搬运整个小区垃圾的民工夫妇,
显然,垃圾房属“工住”两用(与“商住”两用类比)。每次走过那飘出异味的垃圾房,我都会想象里头的日常。冬天还好说,多穿多盖就能度日;可上海的夏天极其可怕,在地球升温的当代,40多度的高温犹如猛虎时常来犯。据说,当湿度超过一定标准、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人身处其中,生命只能连续维持6个小时。在酷暑期,那间大门朝西敞开的火热的垃圾房,每天的生存环境,都可能接近维持生命的临界值。
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通行“夏天全靠空调‘救命’”理念的上海(我家7、8、9三个月除9月下旬,空调24小时运行),以酷热难熬的垃圾房栖身的清洁工,是怎样度过那漫长的“苦夏”的?
昨天傍晚,我又走过垃圾房。四方形的平顶小建筑在上海“美丽家园”活动中已换了“新貌”:外墙粉刷一新;功能空间也经过了改造,房子中间砌了一堵墙,抹着黑灰色的水泥,原先一对黑色大铁板门亦相应地一分为二,演变成两对较小的绿漆铁板门――整座垃圾房被分隔成两大间,左间是工作区域,仍存放环卫工具与成堆的“垃圾精品”;右间里还横着一堵墙,又将这生活区域分成里外两间,里间是小黑屋,外间稍大,有小桌与板凳之类,一个小柜上堆锅碗瓢盆,一地乱扔的大小不一的红色塑料盆、桶,靠墙立着可能是收购来的陈旧洗衣机和冰箱。显然,这外间是“起居室”兼“厨房”、“餐厅”,并且满地是水,一派战高温的局面。两间房的门口,负责搬运小区全部垃圾的一对清洁工夫妇,正在往人力三轮垃圾车上装“垃圾精品”,车载已具规模,快要完工。此时,一个操本地“普通话”的白发老太婆,送来两个破纸壳,正与垃圾房的女主交涉,索要1块钱。穿着紫红围裙的女人犹豫片刻,没有说话,返身回到“住宅区”,取来了一个钢G。老太婆接了过来,满脸堆笑地围着人力车转了一圈,视察着车上的“精品”,然后笑着问:“这样一车,能卖多少钱?”
“大概几百块吧。”40多岁的“紫围裙”回答。
“喔吆,这么多钱啊,你们可以在上海买房子了!”老太婆哈哈大笑,充满豪气,似乎她拿来的两个破纸壳,已为垃圾工夫妇那子虚乌有的新房添了砖加了瓦。
“哪里敢在上海买房喔,能吃上饭就不错啦!” “紫围裙”立表异议。
我笑着摇了摇头,随口对迎面走来、穿浅蓝色环卫服的男人大声说道:“靠她两个破纸壳还要一块钱的交易还能买房?上海倒垃圾很快要收费了,再送来破纸壳,她就要给你们交钱啦!”
男人停止了操作,抬起头来问我:“那也不能归我们收费吧?”
“那倒是,我是故意说给她听的。”我的音量放低了。听口音,垃圾工夫妇有安徽或苏北腔(我分不清):“是安徽来的?”现在华东三省一市,数安徽贫困,我先赌他们是安徽人。
“是,我俩都是安徽的。”他憨厚地笑了:“来上海找活干的,安徽人很多。”
“这一车纸壳,要攒几天?”
“4天。”
我暗暗盘算,每天能增收七八十块钱:“家里几个孩子?”
“两个。”
“是在在老家上学,还是跟着你们?”
“跟着不行,在老家。”说到这里,他似乎有点兴头:“老大已经上大学了,小的还上六年级。”
“好啊,上了大学以后就会有出息,不过现在你们的负担就重了。”
“还行,现在我俩每月工资有5000块。”
我估计加上刚才说的“增收”,他们每月总收入约7000多元: “每个月要给大儿子多少生活费啊?”
“1500。”他说:“现在在实习,不用给钱,每月有赚4000块。”他又笑了,笑得欣慰。
“实习一个月4000,真不少。”
“是啊,不过这个月就结束了,回学校上课,不能挣了。”
“是哪个学校啊?农村孩子奋发读书考上名牌的不少。”我想给他鼓劲。
“我儿那学校不行,是安徽的。”“紫围裙”插话。
“安徽也有好学校啊,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安徽大学都不错。”
“我儿子是二表的。”她说。
“二表也不错,安徽人多学校少,在安徽考大学,比上海难。孩子不在你们身边,学习全靠自觉,能进二表就很好啦,假如到上海来考,就能进重点大学。”。
“是吗?还是上海好哇!”大学生的爸爸似乎若有所思。
“你们也快熬出头了,孩子毕业就能挣钱,你们就轻松了。”
“那倒是,孩子工作单位也找了,是企业,条件还行。”
“小儿子学习也不错吧?”我还想点击他的兴奋点。
他摇了摇头,愁眉紧皱:“小的不行,不想学习,成绩不好,光花钱。”
“那也不要紧,让他也到上海来嘛,只要肯吃苦,送快递也能挣六七千呢。
“是的,只好到时候再说了。”
清洁工夫妇还告诉我,他们住的垃圾房是免费的,里屋睡觉。自己在里头装了空调,晚上睡觉还行。白天吃饭、休息,不敢开空调,电费太贵了,按工业用电收,1块钱1度(居民每度6角)。所以,白天就忍着啦,实在受不了,就往身上、地上浇水。他们家里有承包地,但光种那些地不挣钱,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来上海吃苦受累,也是不得已。在他们家乡,差不多家家如此,都得外出设法谋生。他们到上海干活,除了日常开销与供两个儿子上学之外,还能有点剩余。这一车破纸壳还要花一个多小时送到老乡开的废品站,附近的收购点卖不出好价钱。
“不好意思,耽误你了,快走吧,可别到那里就已经关门。”
“不会的,老乡的废品站每天要开到晚上10点钟,不急。”
看来,那每晚要营业到10点钟的老板,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上海城市里的环卫工作,已经完全由外来务工人员担当,其中安徽人占了大部。前些天晚上,我按例饭后要急走10公里,途中就碰到一个。
“师傅,师傅,这附近哪有修车铺啊?”身后突然传来喊叫声。
我已几十年没做“师傅”了。回头一看,静静的沿河绿地旁,那设有两条绿化隔离带的大道边,一位穿环卫服的50多岁清洁工汉子哭丧着脸,费力地推着足有摩托车那样沉重的电动车在喊叫。我看周围没别人,便只有我一个“师傅”。
“车坏啦?”我停下脚步问他。
“真倒霉,后胎爆了,走不了啦,附近哪里能修车?”
“我不在这住,不知道哪儿有修车的。马路这一侧是河,肯定没有,走到前头右拐,往南走一段,好像有些店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车铺。你可以先到马路对面先找一下,对面也有些小店,或许会有?”
他谢了我。我刚要继续运动,突然转念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上班时我开的是公家的SUV,知道车胎爆了继续行走会将车胎碾压报废。一条电动车车胎的价格,可能与环卫工好几天的血汗相当。
我立即回头:“师傅,你就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到马路对面找找试试,如果有,你再过来,否则你推着过去,如果找不到还得再推回来,还得来回折腾你那车胎。”
“好,好,谢谢!谢谢!”他站住了。
我急忙穿过马路,躲闪着马路上不断驶过的小汽车,那清洁工在我身后用安徽味十足的嗓门大喊:“师傅,小心汽车,注意安全!”
真是一位淳朴的体力劳动者啊。
巧了,刚过对面的绿化带,我就看见那十字路口第一家店里就摆着一排电动车。我老远就喊:“老板,修不修电动车啊?”
“修!修啊!”
好极了!我没踏上人行道,急忙转身朝宽阔的马路对面挥手招呼:“这里能修车,快过来吧!”
相互对穿马路的时候,他给了我一连串的谢字。
我重新上路,隐隐地觉得还欠缺了点什么。等走到中环折返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应当回到马路对过帮他提起后轮,这样,他那后胎生存的机会就会大增!这些老实巴交的民工在上海终日劳作,实在不易。
我家所在,过去是上海的边远地区,因较早城区化,现在老旧房子每平米售价已超5万,一套低档两室户租金至少5000多元,能吞噬垃圾房里那对夫妇的全部工资。他俩所幸有免费“住房”,那电动车骑士必然住得极远,否则不会弄那台车来耍漂。上海这座城市已经离不开这个包揽全城脏活累活的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就应当有马克思博士主张的保障机制。虽然在那小区的垃圾房里已有“与时俱进”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然而,这个群体最大的生活困难还是住宿。为了追求级差地租最小化,他们大多不得不租住条件最差,路途最远的简易民房。目前上海兴建的大量保障房、廉租房、公寓房,都与这个庞大的群体毫不相关。既然消灭贫民窟已成了我国的优越性,政府在住房建设规划中,就应当考虑建造或安排一些这个群体住得起、路不远的民工宿舍区,以大庇这些最需解困的体力劳动者,为他们在上海的务工生活,留下一段有点温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