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大学官场化的危害比学术造假还严重

作者:阮炜,深圳大学教授。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兼职教授。

“学术腐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事件。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又会热闹一番。然而高校腐败何止于此!

实际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者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立即引来全社会关注,当事人会会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

相形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却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现象,更是一种难以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这就让人难免产生这一疑问: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大学?

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决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份是学术,是教学与科研。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心向学者所承认的学问和成就,就只剩下一个教授空衔,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

你学问再好,不可能像有官衔者整日跑项目(“跑部钱进”)、跑基地(仍是“路部钱进”)、坐主席台那么风光。如此这般,怎么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这般,人们怎么不说,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匠?

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组织部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享受单间,似乃天经地义。教授嘛,无论你学问多大,声望多高,资历多老,年岁多大,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你如果向本科生们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里立刻放出艳羡的光芒。

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上教授者只要做了院或校领导,学问一夜之间自动成为第一,在拿项目、分房子、排坐次、成果 署名、拿奖、当院士等方方面面,都当仁不让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是灰色犯罪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是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不遵守大学游戏规则的“大学”,是官场化、行政化化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独立性故奴性十足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中,既然有一官半职者垄断了大量物质资源和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其结果不是真正的学术被剥夺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是什么?很难想象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有哪个国家盛行这样的大学文化。有了如此大学氛围,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用说,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好大学。如果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遑论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这里视察那里作报告,就不可能没有后果:大学被办成了私人公司,或就是旧时的官场。

如果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人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官,最后不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景象:官衔官位僭越了学术本有的位置,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结果必然是大学官僚化、衙门化。

如果一所“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只有一个系、十来个教师的“学院”便设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并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

更有多大比例本可能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跑官,一进校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做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产生这种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膨胀,院级干部之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牛津、剑桥大学体制不同,另当别论),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不妨比较一下北京大学,一所曾是民族精神灯塔的大学,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如果说百年老校、荣校和大校搞出六十来个学院以赶超世界水平似乎并非说不过去,考虑到大政府主义和官本位的国情更其如此,但作为小弟弟,一些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大学不潜心学术以尽早自立,批量制造官位官衔却当仁不让,直追北大。

目前深圳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很多学院只有一两个系;有的学院竟只一个系,只二三十个学生。简直在争创吉尼斯记录!麻省理工学院有上百个系,领导世界科技潮流,却仍只叫“学院”。在它面前,我们中国人未免太无耻?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博士硕士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系统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

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一种对纳税人负责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场所,三四个校级干部再加几个助手、秘书,再加若干院长和系主任,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好,甚至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三百多个院级干部、一千多个系主任。

可是,为什么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如此差劲、如此荒谬、如此搞笑?难道大政府主义所导致的官本位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把官衔、头衔、坐次、排名看得比命还重?除了在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制造出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搞出只一个系的“学院”?

说实在的,当今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实权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并没有太多实权。从总体上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是靠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也是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进修机会也主要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官位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荣誉,一种可以满足个人欲望的符号性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的学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荣誉,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的目的是学术本身,而非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者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位或利禄?

事实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已是一种有极富中国特色的腐败,一种中国式的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却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其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的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更可痛的是,大学中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常。

举目望去,本来可能取得学术成就的读书人十有八九骨子眼里是官迷。放眼中华大地,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几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可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根本不是论文(包括造假论文)数量所能弥合的。

一个大学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搞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能高效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从而使院级官位高出世界水平六倍,已够愚昧了;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早已是凤毛麟角,已够荒谬了,但更可笑、更愚昧、更荒谬的是,中华民族竟乐此不疲侈谈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何以竟如此堕落,如此恬不知耻!

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如果从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就不去追求什么真理,而是整天望官、媚官、跑官、争官,凭什么得诺贝尔奖?

有什么脸面整天侈谈得诺贝尔奖?我们咋如此堕落,连最起码的羞耻心也没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生命的投入?我们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追求真理意味着甘愿寂寞,不求闻达?中国人的智商恐怕还不至于如此低下,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

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如此不把知识、学问真当一回事,究竟有什么脸面侈谈得诺贝尔奖,凭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