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大学官场化的危害比学术造假还严重

作者：阮炜，深圳大学教授。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兼职教授。

“学术腐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事件。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又会热闹一番。然而高校腐败何止于此！

实际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者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立即引来全社会关注，当事人会会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

相形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却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现象，更是一种难以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这就让人难免产生这一疑问：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大学？

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决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份是学术，是教学与科研。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心向学者所承认的学问和成就，就只剩下一个教授空衔，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

你学问再好，不可能像有官衔者整日跑项目（“跑部钱进”）、跑基地（仍是“路部钱进”）、坐主席台那么风光。如此这般，怎么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这般，人们怎么不说，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匠？

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组织部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享受单间，似乃天经地义。教授嘛，无论你学问多大，声望多高，资历多老，年岁多大，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你如果向本科生们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里立刻放出艳羡的光芒。

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上教授者只要做了院或校领导，学问一夜之间自动成为第一，在拿项目、分房子、排坐次、成果 署名、拿奖、当院士等方方面面，都当仁不让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是灰色犯罪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是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不遵守大学游戏规则的“大学”，是官场化、行政化化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独立性故奴性十足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中，既然有一官半职者垄断了大量物质资源和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其结果不是真正的学术被剥夺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是什么？很难想象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有哪个国家盛行这样的大学文化。有了如此大学氛围，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用说，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好大学。如果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遑论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这里视察那里作报告，就不可能没有后果：大学被办成了私人公司，或就是旧时的官场。

如果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人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官，最后不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景象：官衔官位僭越了学术本有的位置，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结果必然是大学官僚化、衙门化。

如果一所“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只有一个系、十来个教师的“学院”便设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并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

更有多大比例本可能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跑官，一进校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做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产生这种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膨胀，院级干部之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牛津、剑桥大学体制不同，另当别论），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不妨比较一下北京大学，一所曾是民族精神灯塔的大学，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如果说百年老校、荣校和大校搞出六十来个学院以赶超世界水平似乎并非说不过去，考虑到大政府主义和官本位的国情更其如此，但作为小弟弟，一些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大学不潜心学术以尽早自立，批量制造官位官衔却当仁不让，直追北大。

目前深圳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很多学院只有一两个系；有的学院竟只一个系，只二三十个学生。简直在争创吉尼斯记录！麻省理工学院有上百个系，领导世界科技潮流，却仍只叫“学院”。在它面前，我们中国人未免太无耻？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博士硕士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系统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

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一种对纳税人负责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场所，三四个校级干部再加几个助手、秘书，再加若干院长和系主任，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好，甚至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三百多个院级干部、一千多个系主任。

可是，为什么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如此差劲、如此荒谬、如此搞笑？难道大政府主义所导致的官本位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把官衔、头衔、坐次、排名看得比命还重？除了在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制造出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搞出只一个系的“学院”？

说实在的，当今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实权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并没有太多实权。从总体上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是靠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也是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进修机会也主要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官位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荣誉，一种可以满足个人欲望的符号性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的学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荣誉，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的目的是学术本身，而非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者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位或利禄？

事实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已是一种有极富中国特色的腐败，一种中国式的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却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其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的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更可痛的是，大学中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常。

举目望去，本来可能取得学术成就的读书人十有八九骨子眼里是官迷。放眼中华大地，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几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可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根本不是论文（包括造假论文）数量所能弥合的。

一个大学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搞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能高效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从而使院级官位高出世界水平六倍，已够愚昧了；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早已是凤毛麟角，已够荒谬了，但更可笑、更愚昧、更荒谬的是，中华民族竟乐此不疲侈谈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何以竟如此堕落，如此恬不知耻！

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如果从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就不去追求什么真理，而是整天望官、媚官、跑官、争官，凭什么得诺贝尔奖？

有什么脸面整天侈谈得诺贝尔奖？我们咋如此堕落，连最起码的羞耻心也没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生命的投入？我们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追求真理意味着甘愿寂寞，不求闻达？中国人的智商恐怕还不至于如此低下，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

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如此不把知识、学问真当一回事，究竟有什么脸面侈谈得诺贝尔奖，凭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