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维特之烦恼:日俄战前末代沙皇缘何迷之自信

作者|Grasimov   来源:网易历史

谢尔盖·维特（英文名Sergei Witte，俄文名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年6月17日生于第比利斯（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祖辈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德意志血统。维特是俄国著名政治家，先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中任职，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总理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

维特伯爵

提起“维特”这一姓氏，更多的人会联想到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的确，大臣维特与“少年维特”都有德意志血统，但“Witte”与“Werther”明显不同，两人的烦恼也大相径庭——“少年维特”的烦恼纯粹是个人问题，而身为国家大臣的“中年维特”，忧心的则是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一烦恼，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表现的尤为突出，让“中年维特”心律交瘁。

经济为上，抵制战争

从新罗西斯克大学毕业后，维特在时任交通大臣鲍勃棱斯基公爵的提携下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仅用23年便官拜交通大臣。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不到半年，维特又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仕途上的顺风顺水让维特成为了沙俄专制制度的忠诚卫士，但维特同时也看到了二次工业革命为俄国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和机遇，并主张兴修铁路、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所需适当改变统治方式和政策。这样的主张，让维特的身上兼具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官僚气质，却又同时为两方所不容。

维特主持俄国财政事务十年，对资本主义在俄发展贡献甚多。对外，维特主张“和平”的东进政策，主持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铁路及哈尔滨、大连两大交通枢纽盟。作为一位忠心于沙皇、兢兢业业的财政大臣，维特支持经济扩张、反对武力扩张，他认为，羸弱的俄国需要和平。这一主张自然为雄心勃勃的年轻沙皇尼古拉二世及俄军高级将领所不容，“中年维特之烦恼”就此开始发酵。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维特立即代表俄国政府发出倡议，联合法、德政府逼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在维特的努力下，俄国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结成对日“攻守同盟”，并在华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获得了中东铁路的修建权，兵不血刃地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还不满足。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罗斯，就强占山东胶州湾一事与沙皇秘密协调。德皇相信，这种“注意力转移”会把俄国的兵力调离德俄边境，缓解欧洲地区紧张的对峙。在“德占胶东、俄占旅顺”的心理暗示与默许下，历代沙皇心中“需要远东一个温暖不冻港”的贪欲再度升起。在德军抢占胶州湾后，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捏造了英国军舰在旅顺港外游弋的谣言，沙皇便马上下令以“保护俄在华利益”为由出兵占领旅顺。

被俄军强占的旅顺港。八年后，这里成为了俄满洲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之地，正所谓“功成容易守成难”。

维特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认为，在《中俄密约》已生效的前提下，强占旅顺是对清政府的背信弃义之举，将打击清政府内的亲俄势力并极大地削减俄国的国际信用。而对日本而言，俄逼迫其退出旅顺，自己却抢占地盘，这将极大地刺激日本并给予日本以干涉的借口。

然而，反对无效，尼古拉二世的鲁莽之举击倒了第一快“多米诺骨牌”，掀起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浪潮：英国紧急占领威海、日本则加大了对朝鲜的干涉。在日本和英国的逼迫下，俄国为强占旅顺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并撤回了维特精心设置的“驻朝财政顾问”。这一波瓜分狂潮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由此又有了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

日本人所作的、反映俄国侵略野心的“欧亚外交地图”

维特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尼古拉二世的鲁莽行动：“我们年轻的皇帝对远东没有详尽的征服计划，他只是被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维特利用经济手段“连中抗日”的计划就此落空。而“八国联军侵华”后，各国军队基本退出了除租界外的中国领土，只有俄军在陆军大臣库洛帕特金的带领下不断进军，将满洲大片土地据为己有，这种贪婪的土地野心导致了俄国在国际上的全方位失信，使欧洲列强在日俄开战时选择了“坐山观虎斗”。

与此同时，维特隐约察觉到，由于其反战表态，尼古拉二世开始有意疏远他。

1903：仕途受挫，国运转下

1903年对日俄关系及维特本人而言都是转折之年。由于俄国对日本步步紧逼，在满洲及朝鲜地区不断渗透，日本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国内“与俄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内阁中唯有伊藤博文苦苦支撑，顶住来自“决战派”的压力。

在俄国，维特坚持认为，南满地区人口众多，俄国无法消化，因此只需占领人烟稀少的北满，并将建设中的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连接，部分辐射南满再利用经济扩张就可确保俄国在华利益。特别是考虑到俄国在远东地区羸弱的军事实力和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运动，俄国应在远东地区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并作出土地上的让步。

这一政策必然为尼古拉二世所不容。在远东方向，沙皇开始日益仰仗完全附和他并更加激进的、由米哈伊诺维奇亲王引荐的退役骑兵上尉别佐勃拉佐夫，他向尼古拉二世阐述了野心勃勃的“朝鲜开发计划”，包括对朝鲜经济介入、以及对中朝边境地区广袤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这正合沙皇的勃勃野心。1903年，沙皇任命别佐勃拉佐夫为国务大臣，并特设远东总督总管对满洲、朝鲜及日本的一切事务，攀附别佐勃拉佐夫的海军大将阿列克谢耶夫受此任命。

这对维特而言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毕竟在此前，远东一切经济活动均由其亲自负责。就在沙皇设立远东总督后一个月，维特被解除了财政大臣的职务，转任”大臣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维特被免一事使日本人震惊，在侵略中国后，俄国的迅速扩张让日本发现，自己同样有被人侵略的风险。

而这，或许意味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30年“全盘欧化”的成果会被粗鲁的俄国人毁于一旦，罢免维特意味着俄国政府内的“主战派”完全占据了上风，与俄一战不可避免，日本就此彻底放弃了和谈幻想，加紧备战。

这才有了东乡平八郎的那句寄语“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三百年来，俄国的领土野心持续膨胀并几乎没有受到惩罚和阻拦，1855年是个例外，却也未击碎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野心。俄国人明白，只要对手不是英法，俄国在“恃强”可以肆无忌惮的“凌弱”。毫无疑问，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远东的大清帝国、朝鲜，都是值得“凌弱”的对象，而日本尽管取代清国成为亚洲的霸主，但并不入俄之法眼。尼古拉二世相信，日本不敢与俄交战，更无法承担交战的代价。

但另一方面，随着战争日渐迫近，沙皇和他的好战幕僚们却暴露出自己强硬、蛮横背后优柔寡断的一面。在日本下达近似于最后通牒的谈判书后，沙皇又希望与日本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毕竟在1902年《英日条约》签订后，日本后面有了一个世界级靠山——大英帝国，而在远东战线上屡败清军的表现又让俄国不敢小觑日军的战斗力。

1904年1月28日，沙皇向远东总督、俄国驻日使馆发出了关于“向日本做出谈判让步”的训令。然而，这份文件被好战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扣留，直到十天后才到达俄军驻日武官罗森的手中，而这时，日本联合舰队早已对驻旅顺的俄太平洋舰队发动了袭击。

蛮横之下的无知、无知之下的蛮横，中间夹杂着优柔与怯懦，沙皇和他的这群好战幕僚们，终于为自己的无知和曾经的背信弃义付出了代价；而到了真正战败的那一刻，沙皇又需要已被剥夺实权的维特出来收拾残局、重整河山。

国破山河在，受命危难时

持续了一年的日俄战争最终以俄国惨败收场。在陆地，俄军在人数和后勤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总指挥库洛帕特金的保守与优柔寡断、官兵士气上的低落，还是使日本陆军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成功攻克旅顺、占领沈阳；

由于兵员短缺，沙皇大量从俄国在欧洲的“殖民地”波兰征召士兵入伍，引发波兰人的强烈不满，结果在战争期间，波兰、芬兰等地爆发了反俄运动，沙皇内外交困

在海上，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以微弱的伤亡先后歼灭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特别是对马海战中，俄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实际上就是远航两万海里来到远东的波罗的海舰队）为标志着日俄战争的结束。

对马海战意义非凡，孙中山和英国海军史学家威尔逊都曾这样表示：“对马海战的胜利意味着黄种人和白种人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平起平坐。”

沙皇一年半以前提出的谈判请求终于“生效”了，但选择谈判代表绝非易事——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年，俄方的谈判代表从未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一屈辱的职务。沙皇这才想起了赋闲的维特，这是一个既有过人谈判技巧、又能使日本人心平气和接受和谈的人选。沙皇以“极其谦卑的姿态”请求维特参加谈判，但给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不割地、不赔款。

维特从容接受了这一任命。对战败国而言，又不割地、又不赔款的谈判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全世界的列强都在看俄国人的笑话。但维特很快捋清了谈判思路——谈判地点设在美国军港朴茨茅斯，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与俄国没有太多瓜葛的国家，其国民又多信仰基督教，与俄国东正教同源，因此维特在一开始制订谈判策略时，便以博得东道主俄同情为突破口。维特的策略具体如下：

1、不显露因战败而急于促成谈判的意图；

2、既体现大国使者的豪情壮志，又体现贵族绅士的温文尔雅；

3、讨好美国媒体和公众、对在流亡美国的俄裔犹太人表示足够的尊重；

4、充分利用列强不愿日本独霸东亚的心理，拒绝赔款。

在谈判场外，维特做足了功课。他充分利用了“肤色歧视”——即美国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与不屑，在舆论上大造声势，甚至主动召开记者会，公布谈判进展；而与之相反，作为胜利国的使者，日本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则恪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竭力留存谈判底牌，对谈判信息不予披露以获得场内利益的最大化，这浇灭了西方记者的热情，也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日本人的反感。

因此，在场外较量中，维特完胜，这甚至影响到了东道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倾向。经过多个回合的拉锯后，日本在多国施压下被迫放弃了战争赔款，而除夺取满洲和朝鲜地区部分设施的控制权外，日本并没有新增任何领土，维特创造了一个战败国取得外交胜利的奇迹。归国后，沙皇授予维特“萨哈林伯爵”这一荣誉头衔，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南萨哈林岛在1875年被日本占据，这一头衔被维特的政敌讥讽为“半个萨哈林伯爵”，沙皇对维特的成见，似乎仍未消除。

力有不逮，狂澜难挽

日俄战争对俄国精英阶层的冲击很大，维特也更加坚定了他此前的认识，即俄国实际上脆弱不堪，并坚持俄国应该走“韬光养晦”的发展道路。平息1905暴动后，维特主持起草了俄国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维特还利用个人威望为俄国筹措到22.5亿法朗的国外贷款，帮助沙皇政府渡过危机。

但沙皇并不感激维特，在危机暂时渡过后，尼古拉二世便用斯托雷平取代了维特，维特永远地赋闲下来，直到1915年去世。沙皇和极端派始终不曾放过维特，维特死后不久，他效忠一生的尼古拉二世便派人搜查了他的书房及其夫人在巴黎的别墅，防止维特留下任何“不利于沙皇”的遗作和回忆录。然而，维特夫人将维特的回忆录存于银行内，因此《维特伯爵回忆录》得以流传至今。

和他的前辈戈尔恰科夫亲王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后所做的一样，维特毕生都在为俄国争取宝贵的外交喘息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维特认为，俄国必须正视的一点是，“帝国”为名，“虚胖”为实，这需要俄国用一代人的和平去振兴经济，因为“经济上的落后可能会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当然，这需要国家和军队做出牺牲，以防御为目的重整军备并坚决抛弃三百年来”伟大的历史使命”之构想——夺取出海口、独霸黑海、“大斯拉夫一体化”及至“向东看”拓展远东领土。然而，当维特彻底退出政坛后，沙皇又忘记了他的训诫。1914年8月，尼古拉二世再度发布战争动员令，因为“俄国不会坐视斯拉夫兄弟被野蛮的日耳曼人欺凌而不管”，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将被削减。就这样，罗曼诺夫王朝再陷战争泥潭，并永远无法脱身了。

军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外交官在谈判场上同样得不到；政府在治理上的无能短视，外交官同样无法弥补。回望“中年维特之烦恼”，其根源在于：国家野心与综合实力的不相称、过盛的君主雄心与羸弱的综合实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俄国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曾说过：“俄罗斯，似乎生来就是因成为世人的教训与警示而存在。”沙皇讨厌维特、以贵族军官为代表的强硬保守派和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民粹派也都把维特视为“眼中钉”，但当国家濒临绝境时，他们又不得不靠维特这样的人去经略社稷以求平稳渡过危机。而在此之后，维特的赋闲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上位者，无一例外迎合了尼古拉二世对土地充满无知的贪欲。

反对与任何列强开战的维特最终也没能阻止罗曼诺夫王朝在两次与列强的战争中走向彻彻底底的覆灭。历史的行程是如此的残酷，维特去世后仅仅两年，二月革命便将尼古拉从皇位上拽下；又过了一年，尼古拉二世一家老小被屠戮，为自己的独断与跋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使“后人哀之”。

参考资料：

1.     Jeffery Mankoff，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Row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2.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编，《世界军事革命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3. 【美】西德尼·哈凯夫著，梅俊杰译，《维特伯爵:俄国现代化之父》，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4. 【俄】谢尔盖·维特著，肖洋 柳思思译，《维特伯爵回忆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5. 【日】和田春树著，易爱华 张剑译，《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北京：三联书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