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民间谣言的幕府和清廷
日本木刻版画中的佩里（居中）和其他高阶海员
民族学研究表明，对“陌生者”的妖魔化，甚至将其描绘、想象成为“食人者”，不说是近代之前各民族初次相遇时的共性，至少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1853年7月8日，四艘巨大的美国“黑船”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停泊在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然后离去。半年后，1854年2月11日，七艘体量更大、炮火更强美国军舰再次来到日本江户湾水面，落实半年前提出的开国要求。由于进行了复杂的谈判、签约，这次美国“黑船”停泊了二个多月，而且这次停泊地点是横滨的金泽港，大大超过了对幕府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防线。时间长且距离海岸近，为日本民众近距离观察陌生的美国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对强大的美国舰队，日本幕府不敢造次，但也不能不防，只是水军力量实在有限，不能不抽派当地老百姓的船和人，与水军一同警戒黑船。最初气氛有些紧张，但只两三天就习惯了，他们与美军相处甚恰。附近的百姓说决不能放过这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远处不少人也来亲眼看一看黑船，想亲自确认一下越传越邪乎的传闻。一些武士也非常好奇，便以“侦察”为名前来参观。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确非寻常娱乐活动可以相比。一时间，纷纷参观黑船，竟然形成了小小的“黑船热”。
美国黑船停泊横滨，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加藤祐三教授或许因此对日本开国史、横滨地方史深感兴趣，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黑船异变：日本开国小史》对这一段历史与地方史、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作了深刻探讨，找到一些当时人的回忆，披露了日本普通百姓与陌生者初次接触的许多细节。
这些日本人与美国水兵不仅不敌对，甚至相处甚洽，有时还可以从美国舰队那里得到食物，得到煮鸡蛋，还有“夹着牛肉或者猪肉的煎鸡蛋”，“如果领取面包的话，就一定要再领一份像臭头油那样的东西，这让人一闻便反胃口”。后来知道，那像臭头油一样的东西叫黄油。领到“烧牛肉后，立即扔到海里”，在肚子非常饿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想吃这种东西。明治维新之前，牛在日本只作为耕作的役牛，完全没有吃牛肉的习惯，所以才会在肚子非常饿的情况下也要将牛肉扔到海里。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才开始吃牛肉。今天日本的“和牛”已是世界公认的品质最优秀的良种肉牛之一，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在西欧市场也价格昂贵。足见明治维新不仅是体制的变革，也是生活方式的变革。
只要美国军舰上有人向他们招手，他们就乘小船爬到军舰上吃上一顿。美国士兵盛情好客，问他们吃这个吗，吃那个吗。他们“什么也不懂，只顾点头”。有时给他们吃饼干，有时美国士兵还劝他们喝玻璃杯里“红黑色的水”。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哎哟，我们的脸色都变了。这肯定是人血。美国人不仅用它来染布匹，还把它当做饮料。想到这里，我们赶快离开了军舰。”第二天早晨，他们忍不住又去吃了一顿：“我们暗自在想，美国人给我们吃这吃那，是不是打算杀死我们这些日本人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像人血一样的东西叫葡萄酒。
如果幕府推波助澜，美国人“喝人血”、“打算杀死日本人”这种想象很容易作为“事实”广为传播。但幕府早从十好几年前中国鸦片战争知道了欧美的船坚炮利，这次更领教了美国军舰的强大，全无以此发动、利用民情民心民意来抵抗美国的“叩关”之意，决定开国。反对幕府的维新力量打出的旗帜、口号是“尊王攘夷”，也没有利用这种妖魔化想象作为推翻幕府、实现“攘夷”的民情民心民意。倒幕成功、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维新的“大英雄”西乡隆盛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尊王攘夷只不过是推翻幕府的一个借口，攘夷有助于鼓舞士气。”说白了，倒幕派也主张开国，“攘夷”只不过是倒幕的一个借口。倒幕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坂本龙马，起初确是真诚攘夷，但不久就认清世界大势与日本此时的险境，一变而为开国派的重要人物。幕府与倒幕派，双方你死我活，都主张开国，也就都没有利用这种民间对陌生的美国人的妖魔化想象、传言。没有官府或某种组织性推助，谣言传播的范围与作用，大多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70年中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此案兴起，与官方煽动、利用谣言有直接关系。“天津教案”的兴起当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如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冲突迅速成为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亲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天津地方官才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相信了这种谣言，向负责处理此事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下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最终按朝廷的旨意息事宁人，不与法国冲突，按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激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曾国藩一时为千夫所指。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国藩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以曾的位之高权之重，而对他的舆论攻击的形成却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确实异常，实属罕见，背景非常复杂。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到天津教案前，曾国藩的威望如日中天，几成“完人”。一个汉族官员曾有震主之功，现在仍手握重兵、执掌京畿重地，且深具道德威望，清廷在不能不使用他的同时又认为他是自己的潜威胁，特别是与恭亲王奕訢争权的醇亲王奕譞，认为曾是“恭党”，因此对曾国藩的攻击不遗余力，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是此次“倒曾”的真正推手，全国舆论其实是受他的操控。在万众唾骂之中，曾国藩被免去直隶总督再回江南，赶出畿辅要地。威信扫地的曾国藩因天津教案备受打击，心情抑郁，一年多后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天津教案”的处理虽然由曾国藩承担罪名，但毕竟朝廷才是最后决策者，清政府的威望也备受打击。天津教案说明，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经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别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天津教案”中，如果官员、朝廷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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