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头骡子，那个人一一我父母的终生不忘

作者;冯勤学

摘要

1996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在半醒半昏迷之间，谵语不断，内容都是赶马车拉货、拉土。

他对我大爷说话：爸，这车土倒哪？

他对我二爷说话：叔，给红骡加些黑豆。

父亲最后的谵语，竟像是看见了王建国！他轻微地叫着：建归，建归，去哪搭了？
父亲终于告别人世，走完了他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69岁。

那头骡子

我父母在世时，尤其后半生，两位老人最难忘、最想念、最常说起的，是一头骡子和一个人。
1949年前后，我家有牲口有马车，除了种麦种棉种菜外，还赶马车拉蓝炭拉池盐，搞长途运输。
那时的马车都是木结构，两个一米四五高的大车轮，木轴木辐木轮。轮子一圈用厚实的铁箍铆死，虽然比不上后来的胶皮轱辘轻便，但一般拉三四千斤货物也不成问题。用这样的马车搞长途运输，不仅赶车的人要吃苦受罪，对拉车的牲口，尤其是驾辕的牲口，是个考验。
驾辕，就是马车出发前，让驾辕的牲口缓缓后退，待退入马车前端两侧的辕杆之间后，车把式便将鞍鞯缰索在牲口身上放好系牢。此时，马车自身加上货物的三四千斤重量，全部压在驾辕的牲口身上。这就要求驾辕的牲口必须出类拔萃，骨骼健壮，力气超大。至于车辕前套长繮拉梢的牲口，比起驾辕自然轻松一些。
为我家马车驾辕的是一头骡子。那骡子毛色火红，骏骨强筋，力大惊人。父亲说，别人家的马车大都用四头牲口，一驾辕三拉梢；我家只有三头牲口，一骡驾辕，二驴拉梢，却总比别人家拉的货重，并且总是最先到达目的地。这主要得力于那头红骡，力气真大，腿脚真好。
父亲说，那时赶马车走长路，最怕刮风下雨天。尽是黄土路，坑坑洼洼，车轮子辗过的辙沟常常一二尺深。遇到雨天，水泡黄泥土，稀泥烂软，常常会让一米四五直径的车轮陷入水淖泥坑。此时，车把式频扬鞭杆，连声吆喝，驾车牲口拼力死拉，却常常越陷越深，有时会把整个车轮几乎全陷入泥潭；如果再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即使连明扯夜地努力，也弄不出来。这种情形，就是“打住车了”，人与牲口要遭受大罪。
然而，据父亲说，他与我二爷结伴赶车那些年，虽然也常打住车，但仗着驾辕的红骡力气大，每次都能很快地化险为夷。这令远近村里的车把式们羡慕不已。有次，二爷与我父亲一起，赶着马车往夏县送蓝炭。半路上忽遇大雨，车打住了。车轮被泥水吸死，半天出不来。情急之下，我爸踩着齐膝的泥水，用肩膀扛住车轮往上顶，二爷扬着长鞭啪啪作响，嘴里连喊：嘚！嘚！嘚！红骡缩腚低首，肌肉紧绷；两头梢驴在辕骡的催带下，并肩鼓力，深陷的车轮终于拔出。前后也就半袋烟的功夫。
妈常给我说，那时走车拉货，最早时候挣的是银元。那头红骡就是咱家的摇钱树。毎次走车回来，你爸总要大包小包买许多当地特产，闻喜煮饼、稷山麻花、平遥牛肉、池南花生等，家里好吃的食品从不间断。
我家后来能盖起第二座四合院，使大爷二爷顺利分家；能从内蒙古马贩子手里又买下一匹大白马，以四驾牲口的马车跑运输；那头红骡立了大功。所以，成立初级社、高级社时，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看到大红骡等牲畜被牵出门时，二爷流泪了，我爸也流泪了。
父母亲常常想念那头大红骡。我上学时，有天早晨，母亲忽然对父亲说，她夜里做了个梦，梦见大红骡回家了，会说话，朝着她叫妈！叫了几声妈，倏地又变作一轮红光，飞速旋转着，照得满家通红。我爸叹气说，那样通人性、力气大的红骡，现在找不见了。
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父亲常常念叨那头红骡。我上高小时，有一天，父亲连打醋的一毛钱也没有了。他在家里旮旮旯旯儿找来找去，又找出几根散架水车上的铁轴子，到集镇上废品站卖了五仟元（相当于今日五角钱），才买回一瓶醋和一斤盐。回到家，他坐在台阶上，又和母亲说起了红骡：咱家那红骡的力气真大，腿脚真好，真乖。每逢此时，父亲眼中，总是充满着寻觅、思考的神色。

那个人

大约在1954年末至1955年之间，由初级农业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社之际，我家所在的解虞县（后来与安邑、运城合并为运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二次土改。所谓二次土改，意为第一次土地改革不彻底，再来个回马枪。
关于二次土改，撰写此文前几天，我曾就有关问题请教过我国近现代史专家智效民老师。他说，全国解放后的历史书里，没见过二次土改的记载。但全国解放前夕，晋绥边区搞过二次土改并见诸史料。
然而，我家所在的解虞县运城专区杜甫村，居然能在一九五五年前后，伴随着当时社会上吹起的共产风，确确实实发动过二次土改。
因为二次土改，我父亲认识了一个人。一个让他终生想念的人。
那个人我见过。我当时已是小学一年级了。他喜欢逗我玩，听我学唱晋南蒲剧。印象中，他面色白晰，上衣口袋别着一只亮晶晶的钢笔，腰挎棕色皮套手枪；簇新的黄棉军装左胸处，缝着一块长方形白布，上写着七个字：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位解放军名叫王建国，是当时领导二次土改的驻村工作队负责人。
王建国的“国”字，在我们村老一辈农民嘴里，发音总是“归”声，并且总把解放军甚至赴朝作战的志愿军，都习惯地统称为八路军。八路军在我父亲心中的形象，就是王建归（国）。
二次土改第一炮，就是对内定目标户入室搜家。当时，农村虽然一眨眼成立了初级农业社，又一眨眼成立了高级农业社，农民的车马牲畜及耕地早已全部充公了；但是，除第一次土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家户外，其余中农上中农的住房及房中的家俱等室内财产，并未充公。于是，二次土改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贫农积极分子，对中农、上中农其中所谓的漏网地主、富农，实施进家，入室，搜查、没收财产。
他们认为我二爷是漏网地主，我大爷与我父亲是漏网富农。于是，我二爷成了杜甫村二次土改的第一目标。
他们在我二爷家里翻箱倒柜，把我大姐、三姐出嫁前，多年起早睡晚织出的几十丈棉布搜走了；把我二奶奶舍不得卖掉的棉花搜走了；把我大姐、三姐和我哥小时候戴过的项圈、手镯等五六件金银首饰搜走了；把内蒙大白马生下的小骡驹卖的三万元（等于今日三百元）搜走了；把二爷攒了半辈子的一百多块银元搜走了；把我大姐出嫁后，临时存放娘家的一台缝纫机搜走了；临走还不满足，把一个旧衣柜也搬走充公了。
这样的入室搜财，并未使二次土改的积极分子们满意。尤其那个因吸大烟吸塌家业、碰巧被划为贫农、成为两次土改积极分子者，到处散布：杜甫村冯臣龙（我二爷姓名）最富，上次土改，全村无一家划地主的，他家漏网了，这次不划他家划谁 ？！
一天晚上，那个土改积极分子利用开村民大会的场合，忽然手指我二爷喝问：还有多少银元？藏哪了？老实交代！二爷说，都买了车马牲畜和田地了，我爱置产业，全村人谁不知道？对方驴头不对马嘴地连珠炮叫嚷：你想反攻倒算！你想反攻倒算！并扬手要打。
“不准打人！”只见八路军工作员王建国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一声断喝；那人举起的手只好放下，退到一边去了。
我哥冯学文当时正在安邑中学读初二，才十五岁的他，在老师帮助下，找到一份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文件，专程赶回村，找到工作队负责人谢望东，当面申诉理由，反驳贫代会的荒谬论调。
杜甫村二次土改的驻村工作队，有两位负责人，一是挎枪军人王建国，一是政府干部谢望东。让贫代会想不到的是，驻村工作队的两位负责人，一致同情我哥的申诉，认为对照党的政策，我二爷家不应当被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从未雇过长工。这是一条硬杠杠。他们早已写好了调研材料，准备向上级党政部门汇报。
一个月后，谁也没有想到，那场席卷晋南大地的所谓二次土改群众运动，原来是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
八路军工作员王建国与政府干部谢望东出面，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当众宣布：二次土改搞错了，所有搜家拿走的一切财物，全部退还该户！所有阶级成份划分，维持第一次土改结论，不变！
可是，在我二爷家，除了搜没走的棉布棉花衣柜缝纫机得到退还外，其余项圈手镯等金银首饰，及一百多块银元，并未退还，说因保管交接不当，暂时下落不明。
一个入社，车马牲畜土地等生产资料全部充公，等于白拿；一个二次土改，凶人入室搜家，如同抢劫。我二爷思想不通，气愤难平，一下子得了肺病，呼吸不畅，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62岁。
二爷无子女，父亲是他唯一姪儿。平时大爷在家侍弄麦田菜地，二爷与父亲赶马车跑运输。叔姪长期并肩创业，情同父子。父亲襁褓中丧母，是二爷熬面汤将他喂养成人。二爷入殡那天，父亲跪地不起，号啕大哭。
二次土改的闹剧结束了，但从二爷家中搜走的金银首饰等值钱物品，因下落不明却无法按承诺退还。当八路军工作员王建国向我爸致歉，说再等等，看能否再找回时，我的文盲父亲大度地说，不要了，没有成为地主富农，大恩大德，子孙后代永远不忘。
我的母亲在其后半生，几乎每次见我时，都嘱付我要牢记八路军工作员王建国的好处。她总是说，要不是人家主持公道，咱家一旦划成地主富农，子孙后代抬不起头啊！
1959年秋冬之交，因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大爷饿死了。父亲作为独生子，十分难过。面对缺粮断顿，他束手无策。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此至死，十七年來再无笑容，绝少说话。
1971年夏收完毕，我家从生产队仅分得小麦110斤。这是父母老俩口全年的口粮！那天，父亲坐在院子台阶上，脸上露出愁苦与恐惧的表情。他对我说，今年口粮至少差五个月。半晌，他忽然问我，那个八路军工作员，名叫王建归（国）的，这些年怎么不见了？我妈在旁边也说，你哪天见到他时，请他来咱家坐坐，我腌了咸鸡蛋，等他来了吃。
1975年春天，我家又发生一件大事。一个公社付社长的外甥女嫁入我村，看上了我家的宅基地，大队干部立刻决定，将我家的宅基地划归那家建房。理由是，这块宅基地与现住房不相连。可是，当年我家正是因为现住宅基地太小，没有打水井与建厕所的地方，才在十几步远的斜对门又买了一块宅基地，打水井建厕所。现在，大队干部说收就收，我家无有吃水井怎么？无厕所怎办？
我妈拿出1949年国家颁发的宅基土地证，上有当年人民政府的朱红大印，可大队干部无人理睬。我也曾把宅基土地证拿到运城县政府反映情况，但一个工人的呼声谁能重视呢，有关方面竟然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
对方要打墙建房了。父亲求告无门，坐到人家正筑的墙基中，说：把我打进去吧！人家怎能因此停工，最后，几个年轻人把我父亲抬着送回家。
我明白，这块宅基地是父亲心中最后的一块土地；失去这块土地，等于挖了他的心头肉啊！这件事情，对于风烛残年的父亲，成为致命一击。
本来，父亲因给生产队种菜而跌倒而骨折，如今宅基地被突然收走，雪上加霜，他臥床不起了。有天，他忽然又问我：那个八路军工作员，名叫王建归（国）的，现在哪里呢？
想找王建国一一这也许是父亲毕生最后的愿望。几天后，我相约好友，冒着晋南夏天40度的高温，前往三百里外的临汾军分区，寻找王建国。朋友的叔叔是临汾军分区的副司令员，那天却不巧，外出了。朋友领着我，在临汾军分区的办公大院，逢门便敲，希望有人知道王建国的踪迹。可惜，所有人都诧异地望着我俩，摇头说不知道，不认识。我失望而归，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
我家在民国时购置的宅地基，我家三代人使用过的宅地基，竟在1975年，从被收回到新住户打围墙建房，一切都是突然袭击。生产大队与公社无人解释，无人劝慰，无人关心今后生活。这件事过后仅半年时间，父亲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1996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在半醒半昏迷之间，谵语不断，内容都是赶马车拉货、拉土。他对我大爷说话：爸，这车土倒哪？他对我二爷说话：叔，给红骡加些黑豆。父亲最后的谵语，竟像是看见了王建国！他轻微地叫着：建归，建归，去哪搭了？
父亲终于告别人世，走完了他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69岁。
又过了几年，母亲在临终前一个月，对我一再嘱付的还是老话：要记住别人的好。要记住土改时期，帮过咱家的所有好人。她特别提醒我：你爸临死前想见那个八路军工作员，名叫王建归（国）的，没见上。
母亲去世后，我妹妹在房角旮旯里，发现一个密封的小瓷坛，打开后，是十几个腌鸡蛋。盐水与鸡蛋外壳都好好的，但所有鸡蛋打开后都空空如也。她说过要款待王建归（国）的。这坛腌鸡蛋，她老人家不知珍藏了多少年啊！
父母去世后，我仍然留心打听王建国先生的下落。我把寻找王建国先生，当作对父母最后的孝心。到山西日报工作后，我曾给晋南许多县委通讯组打招呼，请他们帮助寻找王建国先生，结果都是失望。
去年夏天，在太原市省军区干休所门前，我看到一位老军人，面色白晰，精神矍铄，很像我幼年记忆中的王建国轮廓。我冒然相问：先生是王建国吗？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你说对了——一个字！我叫王满堂。我致歉后匆匆告别。王建国——父母心中那位八路军工作员，大概找不见了。
是的，仔细想来，从1955年的二次土改至今，已经63年了；从1959年我大爷饿死，我谨遵父母的心愿和遗命，留心寻找王建国已经59年了。王建国，父母心中那位八路军工作员，大概找不见了。
父亲，母亲，儿子不孝，没有找见二老心中的王建归（国）。行文至此，儿心万分愧怍，哽咽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