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
黄逸梵(1896—1957)这名字,是她后来改的,原名叫黄素琼。素琼,是不是显得平淡无奇,也平庸乏味一些?而逸梵呢,当然更刻意、别致、精巧。假如这个叫素琼的女人甘于做随遇而安的素琼,她的人生是否会两样?当然,无论叫什么,如果她不是张爱玲的母亲,绝不会这么频繁地进入今人的视线。
两家倒是门当户对,但名门之后张廷重却真是糊不上墙的稀泥,一生除了靠亲戚关系短暂谋过一点闲差,基本上无所事事,抽鸦片、赌博、嫖妓、大把花钱却样样拿手,还纳又老又难看的妓女为妾,后来还被这姨太太拿痰盂打破头。他染上吗啡瘾后,更是专门雇了人来打针,医生说他注射的吗啡能够毒死一匹马。
黄逸梵1915年结婚,小两口起先跟丈夫同父异母的哥哥一家同住,家中旧俗浓厚,空气沉闷拘束,黄逸梵不免常回娘家解闷。后来终于分了家,搬到天津,丈夫却吃喝嫖赌,日益堕落放荡。是对这具行尸走肉忍无可忍,抑或也向往一个别样的世界吧,1924年,黄逸梵和小姑子张茂渊前往欧洲留学,那年她二十八岁。丈夫动员了南北各地的亲友来劝阻,最终无效。
亲戚甚至佣人都觉得难为情似的,跟外人解释,只说是小姑子远行,嫂子去作陪。说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时代不同了,留学的女子多的是:1917年,宋美龄就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回到上海了;1920年,陈衡哲已从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到北大任教;冰心1923年赴美国留学……有所不同的是,黄逸梵是结婚近十年的世家少奶奶,女儿四岁,儿子才三岁。船启航那天,她伏在床上哭了几个小时,心底一定有深重的灰暗和哀怨吧。她周围官宦家庭出身的旧式女子,好些人嫁的都类似《红楼梦》里的贾珍、贾琏、薛蟠之流,还不都是由着丈夫胡作非为,自己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过了一生一世?她却不甘心跟锈迹斑驳的丈夫一起磨蚀、朽坏,偏要跟命运挣扎一番,走上一条又时髦又冷僻的新路。别的女人吵了架都只好回娘家住一阵子,却不像她,居然要漂洋过海。有人夸她是“进步女性”,也有人说她不安分。
黄逸梵走后,张廷重遂更无顾忌地沉溺于烟榻,跟姨太太志同道合地赌钱,却也一直在写信请妻子回国。后来他似乎决心痛改前非,戒鸦片,遣散姨太太。黄逸梵1928年回来,既是试图弥合婚姻,也为了儿女的教育。按她的要求,全家人搬回了上海。一双儿女觉得,母亲回家真是好啊。小煐(张爱玲)尤其欢喜: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母亲身穿缀着淡赭色花球的飘逸洋装,时尚、美丽、练达。有时候,姑姑弹钢琴,母亲练歌,还跟一个胖伯母玩笑着模仿好莱坞电影里的恋爱片段。小煐也感染了热闹和鲜丽,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幸福极了。
后来,女儿印象中的母亲,来来去去很像神仙,“来到人间一趟,又回到天庭去”。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母亲和姑姑象征了一个新异的、彩色的世界,迥异于父亲那飘着鸦片味的、幽暗霉烂的一角。
可惜,张廷重故态复萌抽大烟,也不拿生活费,存心让黄逸梵将钱贴光了再也走不掉。夫妻俩差异之大、感情之薄,不可避免地纷争迭起,确实也难长待在一个屋檐下。儿子、女儿都记得,那些剧烈的争吵声里,“偶尔还夹杂着我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黄逸梵与丈夫从试图复合到坚决要求离婚,不到两年。她感激时代到底不一样了,离婚虽属少见,待到自己“心已经像一块木头”,绝望之极,到底还可以休了丈夫。
前往异国他乡,既有自我流放的苦澀,或许也有新鲜的风尚和未知的机缘。所以,哪怕在国内养尊处优、仆佣成群,去了国外要自己做家务,黄逸梵也宁肯一趟趟出走,“只有这样我才觉得年轻自由”。她那双缠过的小脚,穿高跟鞋、游泳、跳舞,竟然样样都不妨碍,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大脚的小姑子都不如她灵巧。
黄逸梵对艺术的兴趣和天赋传给了女儿。张爱玲自幼喜欢绘画,八九岁就学钢琴,母亲最爱问小儿女的是:喜欢绘画还是音乐?张爱玲的绘画天赋、文艺气质显然遗传自母亲。黄逸梵爱读“鸳鸯蝴蝶派”,订了《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诸多杂志,坐在抽水马桶上读老舍的《二马》,看得笑出声来。当张爱玲看见母亲的英汉辞典里夹着的一朵褐色玫瑰,又听她感叹人生易老、恍若鲜花,眼泪不觉滚了下来。黄逸梵借机教育儿子:看,姐姐哭了,“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这种事才值得哭”。
张爱玲回忆,小时候有两次过马路时车流拥挤,母亲牵住了她的手,这是她极难得地被母亲牵手,感觉异样而欢喜。可惜,类似的亲密、甜蜜很稀有。
黄逸梵也关心孩子,小时候常给他们吃她认为有营养的牛油拌土豆泥和菠菜泥,每天早上让女佣把孩子抱到她床上教背唐诗;出国了也不时寄衣服、玩具回来;临行前给保姆立下规矩,每天带孩子去一趟公园;对女儿的入学、升学也很操心、负责;跟孩子见了面或写信,她讲得最多的,是有关健康、教育、教养的训话,教他们人生苦短,须锐意图强。她固然是有见识有主张的,讲的话也正确无误,可惜,她跟子女耳鬓厮磨的日子太稀少,身上又缺乏那种温软、家常的气息,他们听来就不免生硬有距离,似乎不像母亲,更像有威仪的老师。倘若当妈的全心全意、倾情竭诚,哪怕文化不高,或者贫寒一些,孩子也会感觉踏实和贴心。而一个行踪缥缈、心思淡然的母亲,就算她华丽体面、能说会道,到底像抽了棉胎的被子,只剩流光溢彩的缎面,终究单薄寒冷。
张爱玲还记得母亲离婚后将去法国时来学校看她。等母亲出了校门走远后,她“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黄逸梵没有转身看到,却应该想得到孩子那孤凄的一幕幕吧?无论是抛下幼小的儿女出国,还是在其他方面,黄逸梵都不那么肯委屈自己。1930年离婚后,她与小姑子在上海旧法租界的一幢西式大厦合租了一层房子,买了汽车,雇了白俄司机和法国厨师。亲戚们议论,房租都够买下一层房子了。后来,张爱玲在香港念大学,囊中羞涩,异常窘迫,母亲旅行到此,长期下榻的仍是高级酒店。
黄逸梵这一生,作为妻子固然失意,做母亲却真有点三心二意。大概,她太有人世飘忽的空茫感:丈夫糟朽,婚姻破碎,读书学艺皆未成,谈情说爱不可期,美人迟暮,珠宝易散……所以不免心浮气躁。她对子女自然也有关爱、付出,却时不时要提醒他们自己的不易和牺牲。强调得多了,在特别敏感的女儿眼里,爱就渐渐褪色、变味了。何况,比起爱儿女来,她显然更加自恋自爱,更在意自己的自由、感受或曰追求。然而,不知是起步太晚,还是恒心不够、心意不专,她的那些追求呢,也不曾开花结果,终究不过是拿着祖传的遗产,满世界去找感觉、找机遇(情感的、经济的)罢了。
黄逸梵本有丰厚陪奁,1922年嫡母去世后,孪生弟弟分得了房产田产,她则分了大宗古董、首饰。她每趟回国再出国,就带一两箱古董去变卖——终其一生,都没能靠自己的本领谋生立世。她在国外进了美术学校学油画、雕塑,似乎没有太大长进,虽然有人好心说她是画家。她曾经给小儿女的照片精心着色,还拿去制成漂亮的明信片,这算是她的美术创作罢。
张子静著《我的姊姊张爱玲》回忆:母亲有一次回上海,带了一个英俊的男朋友,做皮货生意的美国人,张爱玲也见过他。1939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成手袋等出售。1941年新加坡沦陷,美国男友死于炮火,黄逸梵在新加坡苦撑,曾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她辗转去了印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
黄逸梵生得美,她晓得自己美,也颇为玩味这份美。张爱玲跟母亲相处的时间短,待在一起的很多时刻,似乎母亲都在对镜理妆。她们心情各异,却都眼睁睁看着镜中美人由艳丽渐渐走向干涩。张爱玲的照片,一路看过来都是清冷、孤傲的女学生、女知识分子模样;黄逸梵的眉宇间,却释放着女人的风情,是知道人人都喜欢看她的那种自赏和矜持,也有一分怅然若失。黄逸梵离家远走后,情感经历虽然丰富,理想中“坚贞的异国恋人”却也稀少,或者遇见了,却又被战火摧毁。年岁渐长,哪怕再会修饰,看着再不显老,心底还是积满落寞。张爱玲的《易经》里,母亲在香港对着女儿叹息:“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人对你真心实意。”女儿则听得悚然一惊:“再独立再不显老的女人最后都不例外,被人性击败了。”
人家说黄逸梵是旅行家,倒也吻合,她的足迹踏遍欧、亚、非洲。不过,因为身后没有一个灯火融融盼她返回的家,她的好些旅途大概不免飘零、凄惶了一些。张爱玲在《易经》里也替母亲惋惜:“迈着她的缠足走过一个年代,不失她淑女的步调。想要东、西两个世界的菁华,却惨然落空。”
黄逸梵1948年最后一次出国,1951年在英国一度进工厂做女工制皮包。她给女儿和小姑子的信里说,想学会裁制皮革做手袋销售,好像这计划没有实现。张爱玲在《对照记》里遗憾道:“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逸梵1957年孤身在伦敦去世,遗物里有前夫张廷重和女儿的照片。张爱玲接收的遗产里,还包括母亲最后的一箱古董,在经济拮据时,拿去变卖了六百多美元贴补家用。
也许,黄逸梵真是生得早了。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记录了母亲的感叹:十四岁时想进学堂,人家嫌大不肯收。“我们这一代得力争才有机会上学堂,争到了也晚了……坐在家里一事无成的时代过去了,人人都需要有职业,女孩男孩都一样……一看见人家重男轻女,我就生气,我自己就受过太多罪了”。
假如晚生一点、婚姻可以自主、从小就能接受系统教育,黄逸梵后来在婚姻、情感和职业上的种种不如意与尴尬,或许可以避得开吧?不过,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