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国名士们如何围观“打屁股”

——清末民初史札记

少年时代，一个游戏，或许影响人的一生。“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许地山曾写过一篇题为《三迁》的“小小说”，其中讲到“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财主、乞丐。阿同常要作人犯，被人用绳子绑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一天，给花嫂子（阿同的母亲）看见了，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显然，这个故事是受传统的“孟母三迁”的影响。至于是不是要搬到“学区房”附近，就不得而知了。

有意思的是“花嫂子”对这个游戏的强烈排斥感。她不喜欢让自己的儿子扮演“人犯”，更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被人用绳子绑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在她看来，玩这样的游戏，“孩子要学坏了”。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判断。

那个年代，“到老爷跟前挨打”，就是一种刑罚——打屁股。被打屁股的人，一定是做了坏事情，或者说，一定是坏人。看坏人挨打，也有可能让自己变坏。一位母亲就是这样推理的。

有着“二十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美誉的散文家聂绀弩，1940年12月6日在桂林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怎样做母亲》。他在文中讲道：“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常常到衙门了去看审案。我觉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总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跪在下面口称‘小的小的’的家伙却很少理直气壮的时候。并非真没有道理，不过不会说，说不出。有时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说一番。”他转而写道，“我同情这样的人，因为自己饱有跪在母亲面前名目瞪口呆的经验。把话说回转去，我既无法分辨，就只有耸起脑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她从来不含糊打一顿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我偷了，并且说是买什么东西吃了，头穿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的谎花。”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那个年代“青天大老爷”的打屁股与家中母亲的打屁股，有着相似之处。而一个青少年在衙门看被打屁股与在家中被母亲打屁股，得出来了经验就是：“我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谎的。”

那个年代，“常常到衙门了去看审案”的，并不是聂绀弩先生独特的经历与记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也曾回忆道：“我祖父在冀州任上的时候，我常常躲在旁边看他审堂。……我祖父做人非常忠厚，所以对犯罪的人，能宽赦的总是宽赦他们的。不过有时候自然也得有刑罚。最常用的刑罚就是打板子。平常说就管他叫打屁股。……起头儿看了总是可怜那个犯人，有时候儿还引起身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后来看惯了也就渐渐麻木了。”这里，赵元任先生说“有时候儿还引起身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如果让心理学家分析的话，可能就是积累下一种潜在的“嗜虐感”，但是看看赵元任先生与妻子杨步伟挚爱的一生，谁也不能说这种“感觉”后来渗透到他们的夫妻生活。

还需要指出的是，那个年代，别人看青天老爷令下人用竹板噼里啪啦打屁股，打得喊声四起血肉横飞，恐怕只是看个热闹。赵元任先生则不一样，他是一边细细观看着，一边在研究着打屁股的节拍以及衙役独特的计数方法：“十一、二，三一、四，五一、六”“一、二十、二，三、二十、四”。他后来回忆说：“要是犯人出得起几个钱呐，他们有法子把衙门里的差役买通了，等到挨打的时候儿啊，可以打轻点儿并且还可以少打几十板，所以打板子数数目的时候总用些乱七八糟的说法，要是半当间偷偷儿的掉了多少下儿，横是谁也听不出来的。我起头听了觉得他们说的一点儿不错，因为我听着打板子的数数，数的是很怪。”从这一点上说，赵元任先生是一个从观看打屁股中出来的语言大师，或许也不为过。

像赵元任先生童年那样关注官府打屁股是否“成心作弊”还有一人，那就是著名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据《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中“审官司两种打屁股”的记述：“川沙城很小，我家距离厅官衙门很近，一听到街道转角一个人引吭高喊‘伺候’！便见一大群衙役，全是鸦片鬼，蜂拥上衙门，知道就是厅官要升大堂审官司了。每一堂官司，几乎总是打屁股最引起观众的注意。打屁股分两种：一种是假打；一种是真打。假打是行过贿。约略五六市尺长的竹片，打得特别响，实际上是打在地上，丝毫没有‘切肤之痛’。但被打者的嘴里必须喊得响亮，否则受贿者的面子上不好看。喊的什么？‘大老爷饶命！大老爷饶命！’打一声，喊一声，是有节奏的。这样，一堂官司审得最圆满。有面子，有夹里，官民两利。另外，天真的老百姓，不懂行贿，打得鲜血淋漓，倒不是大老爷的期望啊！”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冯友兰自述》中说自己的“父亲做了一任县官”。他没有说是否看过父亲审案的故事，只是说“父亲不准我们出衙门闲逛乱跑，我们也从来没有出过衙门。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但是，冯友兰先生在书中还写道，“如果见了县官，一般老百姓要称县官为‘大老爷’，自称‘小的’。秀才见了县官则称‘老父台’，自称‘生员’。如果打官司，输了，对于一般老百姓，县官可以打屁股；但对于生员就不能打屁股，如果责罚，也只能打手心，像先生则罚学生那样子。”可以推想，冯友兰是在“衙门环境”中长大的，这段叙述，不应该仅仅是“常识的叙述”，更是一种“场景的叙述”。

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先生在自传说“我父亲呢，他在童年时曾做过卖糖耳的小贩，曾到牢狱卖米，又曾卖过竹笋……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至于故事的内容是什么，林语堂先生没有详细的叙述。也许，“罪犯”进入牢狱以后，接受惩罚性的劳役已经成为主体，被“打屁股”已经退而次之了。

后来追随蒋介石去了海峡彼岸的陶希圣先生在《潮流与点滴》的回忆录中也说到自己的父亲曾经“署理”河南新野县两年，他也跟着“住新野县衙门”。有意思的是，他只回忆起“那衙门里有一位专写‘上行文’的书办，姓陈。他每日伏案写白宣纸小楷文的呈文。我下了学就到他那房间里，伏在案头看他写字。”还回忆道：“在夏邑至新野两届知县任内，我母特别关怀监狱人犯的生活。清代的监狱是极其冷酷与悲惨的。我母要求管狱人，每日每餐的饭和粥，必须先送上房，亲自看过，反要新鲜，粥要浓厚，方才送到狱中分给人犯吃。饭与粥不如法，管狱人就要受到严厉的斥责。我父在两县交卸的时候，监犯们都是流泪甚至号哭，遥望拜别。”坦白地说，我感觉这种回忆有点“为尊者讳”的味道，其中虽然提到“清代的监狱是极其冷酷与悲惨的”，但却丝毫不提打板子——打屁股的事情，要么是想突出父亲的“政简刑清”，要么是已经看惯并麻木，觉得不值得一提了。他在回忆录后面提到的对死刑犯处以“挂站笼”的处罚，比打屁股不知道要残酷多少倍。至少，我坚信那个时候还没有不打板子——不打屁股的衙门。

今天，官府“打屁股”的刑罚已经退出历史。清末民初那些名士目睹、亲历的那些“官府打屁股”事情，不仅还原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官府打屁股图”，更讲述了那种残存内心的感受。

这种刑罚，或许民国初年放开的小脚一样，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这种感受，或许更难退出历史的，以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在演绎存续并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