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的深层原因,至今令全球各国警醒

作者：张嵚

一：天灾该不该背锅？

说起大明王朝亡国的原因，一个常拉同情的观点，就是明末天灾惹的祸。

梳理下明末的历史，天灾频发的场面，破坏力确实强大，不但闹得大批饥民造反，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席卷全国，内忧外患的明王朝，更陷进了双线作战的泥潭，终于在左支右拙里悲情亡国。好些历史爱好者们说起这事，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摊上这糟心的灾荒。

那这命苦的天灾，该不该为这悲情国运背锅？恰恰是明末农民战争前后，另一些奇特的现象，却给出不同了思考。

明朝天启七年时，《楼山堂集》记载，明朝学者吴应箕路过河南时，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年的河南风调雨顺，本该是家家户户种田忙的好时节，可河南真阳地区，那些堪称“膏腴之业”的肥沃土地，竟然清一色都成了荒地。周围四十里全是“荒茅白草”。再一问更吓一跳：真阳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耕地，都是这么荒着。河南其它地方呢？种地最积极的州县，也常荒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年景再好，土地再肥，就是不种地！

风调雨顺的年景，大明朝的农民，竟然有不肯种粮的事？如此奇现象，能叫天灾背锅？

事实上，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恰恰带出了一桩导致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亦是明朝数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祸：粮食危机！

二：大明朝的粮食去哪了？

其实，当1368年，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朝时，对“粮食安全”的意义，这位帝王并不曾马虎。明朝开国后，几乎是以国家之力抓农业。三十年不到，就把农业产值拽到了数倍于宋元的高度。还有遍布全国的“预备仓”等粮仓，粮食储量到了“宇内富庶”的地步。发展到十六世纪末“张居正改革”时代，大明朝的府库依然粮满仓，单是太仓等部分粮仓，储量就超过千万石，足够支用近十年，“家底”相当厚实。

这雄厚的粮食储备，正是明朝三个世纪，维护安全的“防火墙”。

但是，就是在张居正去世后三十年，即万历皇帝在位晚期起，越来越多的大明官民们，都开始感受到一个恐怖事实：大明朝，越来越缺粮食了。

首先是军队，无论是北方的边军，甚至东南的水师，缺粮都越发严重，一旦粮食供应不上，明朝的做法，就是简单粗暴的裁撤。以明末名将卢象升的话说，明军每次列队，都是“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缺粮到这个地步，谈何战斗力？

如果说军队的缺粮，还有腐败等因素。那么民间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且不说北方各省，粮仓早就见底，以万历晚期很多官员的奏报说，华北地区昔日储备雄厚的预备仓，最多也就存几百石粮食，有的竟都荒废成了破屋，进屋瞧见的都是耗子。发展到天启崇祯年间，情况当然更糟。为什么明末每次饥民起事，动辄就席卷一片？皆因周边的官仓，基本都没几颗粮！

那么物产丰富，天灾相对少的南方呢？比如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粮食价格就疯狂暴涨：以明末清初学者陆衡估算，明朝万历晚期时，苏州的米价也不过是每石半两白银，但到了崇祯年间时，就暴涨到了每石一点五两白银。几年后的崇祯十三年，更疯涨到每石三点六两白银。如此暴涨速度，自然引得民怨沸腾，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年里，江南发生了多次抢米暴动。这个昔日大明朝的“粮仓”，也被粮食问题，折腾到混乱不堪。

而在决定明朝生死的松锦之战上，为什么明王朝会在战场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贸然下令更改作战计划，提前与清军决战？如此无脑的决定，也是因为当时明朝的粮食供应，已经濒临极限。所以才有了转胜为败的扼腕结局，以及接下来的悲情沦亡。当作为“防火墙”的粮食储备，已经土崩瓦解。大明朝的崩盘，也就没有了悬念！

那么问题来了：在明末天灾等考验到来之前，明朝的粮食都上哪去了？

这事，还是回到明朝天启年间的奇怪现象：为什么在风调雨顺的河南，农民们宁愿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打工讨生活，也绝不种地打粮？其直接原因，就要说说明朝十六世纪那场重大改革：一条鞭法。

三：漠视粮食安全的后果

在张居正启动“一条鞭法”前，明朝的粮食安全，已经暴露出隐患：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可以给“预备仓”提供储粮的“官田”越来越少，国家收取赋税的土地也更少。以至于嘉靖帝驾崩时，明朝太仓储粮，竟然到了一个月都维持不下去的地步。所以才有了张居正痛下决心的一条鞭法，一边清丈土地，一边折合银两征税，同时用各种手段充实粮食储备。十年苦心改革，终于又换得大明朝粮满仓。

可是，当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后，名存实亡的一条鞭法，却给明朝粮食危机挖下大坑：发达的明朝商品经济，火热的城镇化，给农民提供了更多机会，大批农民扔下土地进城。那农业赋税呢？既然折合银两征收，自然不必种地打粮，到时交白银不就行了？

而这被万历弄成四不像的“一条鞭法”，更藏着大隐患，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的感叹：明朝的“条鞭”征税，其实给了地主商贾们更多“甩锅”赋税的空子，结果就是“农困而商宽”。不堪负担的农民们，必然会扔下土地逃走。天启七年，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缩影。

此时东南发达的商品经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城镇，也给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提供了赚钱的好去处。于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的生动记录：“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见不到几个种地的，全涌进城里打工了。

就算农村还有种地的，可明朝火热的手工业，更令农业生产跑了偏：丝绸瓷器等产业的生产越发扩大，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估算，仅苏州上海地区，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八十万。相关原材料价格暴涨，昔日鱼米之乡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粮食，基本也是年年购买。

这样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间，粮食还可以维持。但到了明末天灾爆发，农民起义与清军叩关等考验接踵而来时，早已埋下的粮食隐患，就如火药桶般接连爆炸。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荣的明王朝，却在严重缺粮的困顿里，蒙受了饿殍遍野的灾难，走向了悲情的灭亡。

漠视粮食安全的代价，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晚明的山河变色就已证明，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严重。“粮食安全”，这个至今全球各国都无比警醒的话题，参考明末变局就可知，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振聋发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