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的深层原因,至今令全球各国警醒

作者:张嵚

一:天灾该不该背锅?

说起大明王朝亡国的原因,一个常拉同情的观点,就是明末天灾惹的祸。

梳理下明末的历史,天灾频发的场面,破坏力确实强大,不但闹得大批饥民造反,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席卷全国,内忧外患的明王朝,更陷进了双线作战的泥潭,终于在左支右拙里悲情亡国。好些历史爱好者们说起这事,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摊上这糟心的灾荒。

那这命苦的天灾,该不该为这悲情国运背锅?恰恰是明末农民战争前后,另一些奇特的现象,却给出不同了思考。

明朝天启七年时,《楼山堂集》记载,明朝学者吴应箕路过河南时,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年的河南风调雨顺,本该是家家户户种田忙的好时节,可河南真阳地区,那些堪称“膏腴之业”的肥沃土地,竟然清一色都成了荒地。周围四十里全是“荒茅白草”。再一问更吓一跳:真阳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耕地,都是这么荒着。河南其它地方呢?种地最积极的州县,也常荒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年景再好,土地再肥,就是不种地!

风调雨顺的年景,大明朝的农民,竟然有不肯种粮的事?如此奇现象,能叫天灾背锅?

事实上,这类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恰恰带出了一桩导致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亦是明朝数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祸:粮食危机!

二:大明朝的粮食去哪了?

其实,当1368年,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朝时,对“粮食安全”的意义,这位帝王并不曾马虎。明朝开国后,几乎是以国家之力抓农业。三十年不到,就把农业产值拽到了数倍于宋元的高度。还有遍布全国的“预备仓”等粮仓,粮食储量到了“宇内富庶”的地步。发展到十六世纪末“张居正改革”时代,大明朝的府库依然粮满仓,单是太仓等部分粮仓,储量就超过千万石,足够支用近十年,“家底”相当厚实。

这雄厚的粮食储备,正是明朝三个世纪,维护安全的“防火墙”。

但是,就是在张居正去世后三十年,即万历皇帝在位晚期起,越来越多的大明官民们,都开始感受到一个恐怖事实:大明朝,越来越缺粮食了。

首先是军队,无论是北方的边军,甚至东南的水师,缺粮都越发严重,一旦粮食供应不上,明朝的做法,就是简单粗暴的裁撤。以明末名将卢象升的话说,明军每次列队,都是“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缺粮到这个地步,谈何战斗力?

如果说军队的缺粮,还有腐败等因素。那么民间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且不说北方各省,粮仓早就见底,以万历晚期很多官员的奏报说,华北地区昔日储备雄厚的预备仓,最多也就存几百石粮食,有的竟都荒废成了破屋,进屋瞧见的都是耗子。发展到天启崇祯年间,情况当然更糟。为什么明末每次饥民起事,动辄就席卷一片?皆因周边的官仓,基本都没几颗粮!

那么物产丰富,天灾相对少的南方呢?比如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粮食价格就疯狂暴涨:以明末清初学者陆衡估算,明朝万历晚期时,苏州的米价也不过是每石半两白银,但到了崇祯年间时,就暴涨到了每石一点五两白银。几年后的崇祯十三年,更疯涨到每石三点六两白银。如此暴涨速度,自然引得民怨沸腾,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年里,江南发生了多次抢米暴动。这个昔日大明朝的“粮仓”,也被粮食问题,折腾到混乱不堪。

而在决定明朝生死的松锦之战上,为什么明王朝会在战场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贸然下令更改作战计划,提前与清军决战?如此无脑的决定,也是因为当时明朝的粮食供应,已经濒临极限。所以才有了转胜为败的扼腕结局,以及接下来的悲情沦亡。当作为“防火墙”的粮食储备,已经土崩瓦解。大明朝的崩盘,也就没有了悬念!

那么问题来了:在明末天灾等考验到来之前,明朝的粮食都上哪去了?

这事,还是回到明朝天启年间的奇怪现象:为什么在风调雨顺的河南,农民们宁愿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打工讨生活,也绝不种地打粮?其直接原因,就要说说明朝十六世纪那场重大改革:一条鞭法。

三:漠视粮食安全的后果

在张居正启动“一条鞭法”前,明朝的粮食安全,已经暴露出隐患: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可以给“预备仓”提供储粮的“官田”越来越少,国家收取赋税的土地也更少。以至于嘉靖帝驾崩时,明朝太仓储粮,竟然到了一个月都维持不下去的地步。所以才有了张居正痛下决心的一条鞭法,一边清丈土地,一边折合银两征税,同时用各种手段充实粮食储备。十年苦心改革,终于又换得大明朝粮满仓。

可是,当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后,名存实亡的一条鞭法,却给明朝粮食危机挖下大坑:发达的明朝商品经济,火热的城镇化,给农民提供了更多机会,大批农民扔下土地进城。那农业赋税呢?既然折合银两征收,自然不必种地打粮,到时交白银不就行了?

而这被万历弄成四不像的“一条鞭法”,更藏着大隐患,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的感叹:明朝的“条鞭”征税,其实给了地主商贾们更多“甩锅”赋税的空子,结果就是“农困而商宽”。不堪负担的农民们,必然会扔下土地逃走。天启七年,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缩影。

此时东南发达的商品经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城镇,也给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提供了赚钱的好去处。于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的生动记录:“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见不到几个种地的,全涌进城里打工了。

就算农村还有种地的,可明朝火热的手工业,更令农业生产跑了偏:丝绸瓷器等产业的生产越发扩大,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估算,仅苏州上海地区,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八十万。相关原材料价格暴涨,昔日鱼米之乡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粮食,基本也是年年购买。

这样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间,粮食还可以维持。但到了明末天灾爆发,农民起义与清军叩关等考验接踵而来时,早已埋下的粮食隐患,就如火药桶般接连爆炸。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荣的明王朝,却在严重缺粮的困顿里,蒙受了饿殍遍野的灾难,走向了悲情的灭亡。

漠视粮食安全的代价,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晚明的山河变色就已证明,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严重。“粮食安全”,这个至今全球各国都无比警醒的话题,参考明末变局就可知,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振聋发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