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人统治了印度皮革厂

“凭借印度教徒最看不起的职业,一代华人奔了小康。”

作者 | 贾如

来源 | 网易看客(ID:pic163)

走进加尔各答老中国城的核心区,“鲁迅大街”已经被换上了印度路名,孙逸仙路上的“宝兴餐馆”大门紧闭。而在一栋废弃的红砖小楼门口,2米左右高的垃圾堆散发着潮气,那里是传奇的南京酒楼仅存的痕迹。只有看见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人们才能想起这儿还有个中国城。

近50年,印度本土华人社区人口减少了90%以上。印度中国城,成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社区。连中国菜市场上的粥铺都被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变成了不熟悉的味道。

一个印度人在中国商店买酒

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就在一个世纪前,加尔各答还是中国新移民“印度梦”的实现之地,客家人一度统治了印度皮革业。

“20世纪初父亲抵达加尔各答的时候,中国人过得像皇帝一样”,移民后代乔治·林说。

如今,只有过春节的时候,移民海外的华人纷纷回到加尔各答,中国城才能恢复一点往日的人气。

走,到印度造皮革去

1930年,李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坐上了从中国开往印尼的轮船。海上本来一切顺利,谁知轮船拐错了一个弯,目的地就这么从“印尼”变成了“印度”。

到了中国城,街上耀眼的红灯笼终于让李先生觉得,生活有盼头了。

加尔各答的麻将馆里,老一辈人正在消遣。

像李先生这样出来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英属印度时期,加尔各答作为首都,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聚宝盆。对底层民众来说,到加尔各答就约等于到了英国,是发家致富的象征。

那时的加尔各答中国城已是一片初具规模的小天地,洋气的英式小楼里布满中国饭店、商铺、赌场,再走两步,还能看见热闹的同乡会和挂着红绸的关公庙。街上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往来不绝,俨然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区。

清末民初的底层移民很多没带家眷,有的在中国城发家之后,就顺势娶了二房。消息一经传出,就成了促使国内亲戚移民的“活广告”。

60岁的陈丽塔(音译)已经当了45年美发师,谈到塔坝中国城的美发沙龙,曾是加尔各答女人寻找时髦发型的首选之地。Ashoke Chakrabary/摄

1924年,中国城的南京饭店一开业就成了当地最高档的馆子,地位如同上世纪的北京莫斯科餐厅,去南京饭店吃饭才是“混得好”的证明。这家传奇饭店成了宝莱坞明星的最爱。据称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也曾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去就餐。

对于原本一穷二白的移民,繁华的代价是日复一复的劳作。那是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广东人做木工,客家人造皮革,湖北人当牙医,日本人开洗衣店。

威廉·王继承了父亲在1936年开的“上海公司”干洗店。他从没去过中国,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一点普通话。Ashoke Chakrabary/摄

印度宗教等级森严,服务业常常被看成低种姓才会做的职业。尤其是皮革制造业,由于印度教奉牛为神灵,造皮革也被视为最低贱的行业。

而这恰恰是客家人擅长的活计。一开始,新移民只能从穆斯林教徒那购买皮革,制成精美的皮鞋。后来,一些贫困的移民开始在城乡结合部塔坝自己晒皮革。

本来是纯手工作坊,一战时期,许多印度皮革厂倒闭了,大家东拼西凑,用攒下来的积蓄买了机械设备,手工作坊升级成了皮革厂。

上世纪,中国工人在手工作坊晒皮

凭借出色的工艺,“加尔各答制造”成了驰名商标,畅销东南亚和欧洲。令皮革厂老板自己骄傲的是,“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也以穿加尔各答生产的皮靴为荣。”

1960年代,塔坝皮革厂已经有近300家。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几乎垄断了加尔各答的市场。这个一开始被印度人拒绝的行业让印度华人奔了小康,不仅有钱寄给国内的亲戚,还反过来养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

湖北牙科专家也凭本事赢得了尊敬。在印度,牙医是个稀缺资源。湖北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花钱雇人沿街吆喝:“牙医来了,牙医来了!”人们就会像过节一样争先恐后来看牙。

艾瑞克刘祖籍湖北,如今是印度的知名牙医

饱暖思文化。有了钱的皮革厂老板成了建设中国城的中坚力量。23家皮革厂花钱建起“培梅”中文学校,让下一代接受传统教育,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个学生。

1969年,华人还办起了手工印刷的报纸。美国总统大选和社区新餐厅开张都会成为头条。

1940年代的培梅学校办公室

像每个新移民聚居区一样,黑帮斗殴也时有发生。但是“野蛮生长”的混乱中,中国城让一批批难民成功掘金,连在中国城卖炸虾都能养活一家老小。

中国市场上卖的炸虾在几小时内就会被抢购一空

塔坝皮革厂倒闭了

繁荣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那年中印战争爆发,印度华人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一切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生活,突然脱轨并急速下坠。华人财产被冻结,工厂关门,数千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甚至有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仅仅因为名字听着像中文,也被关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才陆续被释放。

富裕家庭买到离开印度的票,逃到了美国、加拿大、香港,而穷一些的家庭则不得不留下,眼睁睁地看着生活从小康返回赤贫。那是中国城社区人数第一次锐减到万人以下。

这家殡仪馆显得破败不堪

生活还是得继续。到90年代,随着欧洲皮革订单激增,塔坝中国城获得喘息的机会,发展出200家皮革厂。

然而好景不长,好不容易恢复生机的华人造皮大业遭到了印度“产业升级”政策的会心一击。为了整治城市污染,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发布指令,要求将所有制革厂从塔坝转移到位置偏远的郊区。

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皮革厂,一些华人一度当起了“钉子户”,关起大门偷偷生产,门口还要有人放哨。然而即便如此,被发现的时候皮革厂还是难逃被“抄家”的命运。

只有四分之一的华人有条件搬迁,其他人因为难以承担搬迁费用,大多选择移民或者转行。

2011年,人力车来往在中国城的积水中。VIDURA JANG BAHADUR/摄

曾经的皮革厂老板李先生说:“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

支柱产业一坍,中国城也像泄了气似的,一天天萧条起来。

如今,塔坝的华人制革厂大多已经关闭,只有中华美食还在顽强地延续,让整个社区转型成了“中国美食村”。

每天都有加尔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驾车来到这里,驶过年久失修的狭窄路面,只为享受经过改良的北京烤鸭或者回锅肉。夜幕下,“北京饭店”、“热锅餐厅”、“碧宝思(Big Boss)”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

莫妮卡·刘在自家餐厅跟印度客人聊天

莫妮卡·刘是如今中国城的风云人物,经营着六家餐厅。她拥有一处几亩大的院子,用来养狗和开私人派对。

提起曾经的遭遇,她还是心有余悸。1962年战争时,9岁的她和家人因为被怀疑成间谍,被关进沙漠中的收容所。

莫妮卡·刘曾经被关押的地方

出来的时候家里已经一无所有,全家7口人,而爸爸兜里只有24卢比,连一顿午餐都买不起。

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月炸虾,终于有钱租房子。而莫妮卡·刘也继承了父母的职业,从卖炸虾开始,拥有了一家又一家自己的餐厅。

莫妮卡·刘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足,这是属于第二代移民的白手起家史。

75%的年轻人都决定移民

由于华人社区人口从6万跌到3000,2010年,培梅学校因为缺少生源关停,学校变成社区活动中心。四层楼顶设有一座关帝庙,等待着逢年过节回来看看的老校友。而剩下的年轻人,至少有75%决定移民。

培梅的教室里,已经没有了学生,一名曾经的老教师写下了中文课的板书。

在高三学生杰弗瑞·李眼中,培梅学校只是一个和朋友打篮球的场所。他在加尔各答国际学校读书,毕业后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学。

他说:“大部分华裔的男生都要离开印度,去国外生活,大部分人都选择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应该会比在印度的前景更好。”

对杰弗瑞·李的玩伴来说,打算移民的理由则没那么复杂,仅仅是“这里太热了”。101 India/图

听到这话,莫妮卡·刘笑了笑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打算这么做,到头来,估计就剩我一个老太婆留在这了。”

随着中国城的子民排着队移民,印度华人家庭都变得像跨国组织,几乎每家都有“加拿大-印度-华裔”亲戚。

刘丽玲(音译)和在国外的孩子视频聊天。101 India/图

家族产业总要有个接班人,继承家业几乎成了年轻人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廖峰基是一名餐馆“二代”,在台湾读书后回到塔坝帮父亲经营餐厅。他说:“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尔各答的朋友还多。”

廖峰基站在全家福前。Ashoke Chakrabary/摄

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最近一张照片是二十名印度华裔年轻人聚集在机场,他们正在向伙伴告别。他解释说,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迟早会离开。

今天,当去印度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员工去中国城吃炸虾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一百年前,先辈仅仅带着一张船票,就赤手空拳在这片异土拼出了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