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官员不作为,该当何罪

不作为罪在中国古代刑法中，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犯罪形式。早在《尚书·甘誓》中，就已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的记载，把拒不执行努力作战命令的行为视为犯罪。《尚书·汤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不执行王命，成为早期刑法中最为主要的以不作为形式表现的犯罪。

在汉代，汉律则继承了秦不作为罪的法制原则，“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知不见不坐。”《晋书·刑法志》则将不作为分为故意、过失和不知不见三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并对过失的不作为，也要给予相应处罚。晋律及宋律中，更有“子孙违反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战杀者，皆许之。”《晋书·刑法志》规定，把“敬恭有亏”，即子孙不承担尊敬、待奉尊长视为可罚的不作为犯罪行为。

到了唐代，唐律对不作为犯罪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唐律疏议》规定：首先，因亲属关系所形成的特定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的，视为是不作为。《斗讼律》中“子孙违反教令”条规定：凡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即子孙应承担听从教令、赡养尊长的义务，而在有条件听从教令、赡养尊长的情况下又拒不履行此义务的行为，使用此法。其次，因特定职务而形成的义务，这里是指政府官员。《职制律》“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的杖八十。《疏议》解释说：应奏而不奏，谓依律、令及式，事应合奏而不奏。即主管官吏依律令规定，当履行其职责范围内的义务而不履行的，亦为不作为犯罪。再次，由一定事实所形成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负有义务的一方拒不履行其义务时，也可构成不作为犯罪。《杂律》“负债违契不偿”条规定：凡负债违契不偿的，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与上述规定的不作为形式相比，唐代还有一种不作为犯罪，其身份是不特定的，其义务却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贼盗律》“以毒药药人”条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即有毒食物的所有人，在法律上有义务将其焚销。若不及时焚销，以及使他人误食致死者，即构成犯罪。对于这类不作为犯罪，《唐律疏议》中规定，只要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不作为行为，即予处罚；若因不作为而产生危害后果的，则要加重处罚。另外《杂律》“丁防官奴婢病不救疗”条也规定：“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及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的，答四十。以故致死的，徒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对于不作为犯罪有了更加详尽的规定，不仅是政府官员不作为要受到处罚，其他社会成员在其应该承担的义务中，因为不作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均应依法处罚。

唐以后，历代基本上都是沿袭《唐律疏议》中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不作为犯罪的定罪量刑，也都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这都为有效遏制不作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法律保障。

玩忽职守罪，指“犯令”，“废令”。所谓犯令是指“令曰勿为而为之”；所谓废令是指“今日为之”，而“弗为”，总之都是违背法令行事。在强调官吏必须“明法律令”的秦，凡犯有“犯令”、“废令”罪者，均负刑事责任。即使已经免职或调任的官吏，也予以追究。此外，还有“不从令”罪，也是对官吏不严格遵照法律行事的惩处。为了使官吏熟悉法律，免于触犯“犯令”、“废令”，《内史杂》律规定：“县各告都官在其者，写其官之用律。”就是要求京师 “内史”所辖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遵用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

关于贪赃枉法罪，在秦律中，有“通钱”的罪名，所谓通钱，即指贿赂而言，犯“通钱”罪者处重刑：“通一钱黥城旦”，较盗罪为重。“知人通钱而为藏”的窝主，尽管“其主已取钱”，被发觉后仍予论罪。在司法中主审官如有贪赃枉法，则予严惩。

此外还有经济管理失职罪。例如，管理粮食的官吏，必须按照秦律的规定禁止非本官府人员在仓中居住，夜间应严加守卫，关门时灭掉附近的烟火，等等。违反上述法令，以致发生遗失、损坏、或火灾，对主管官吏处重刑，大啬夫和丞也承担罪责。如粮仓漏雨致“朽禾粟”，或因堆积禾粟而致腐败不能食用，百担以下“谇官啬夫”，百担以上至千担“赀官啬夫一甲”，千担以上“赀二甲”，同时令官啬夫和众吏一起赔偿粮食损失。收藏的皮革如被虫咬，“藏皮革蠹突”，则罚主管的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

这其中显然就包括了不作为罪。本案中的啬夫因不作为罪，受到了迁刑的处罚，杀一儆百，正是为了激励各级官员勤政廉政，提高办事效率，以保证整个国家肌体高效运转。从而使得“明主治吏”的思想具体化了，出现了封建初期较为严整的吏治，正是体现了秦政府一贯的施政主张，对于其政权体系建设和国家的富强以及实现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秦代的做法为后世各个时代统治者信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国法则提供了法理基础，使他们依法对官吏治理成为现实，行政法规更加完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