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王室:为什么一战前欧洲各国君主都是亲戚

作者:高凌

相比中世纪和近代，一战前欧洲各国君主之间的亲戚关系密切到了惊人的程度：英王印度大皇帝爱德华七世是德意志人的皇帝威廉二世的舅舅，同时也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的姨夫。这关系听起来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从爱德华七世的儿子，英王印度大皇帝乔治五世的角度看就近得多了：对乔治五世来说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是他的姨表兄弟，而德皇则是他的姑表兄弟。

维多利亚女王号称欧洲的老祖母，但事实上除了这位老祖母外，还有一位欧洲的老岳父——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九世国王，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英王印度大皇帝爱德华七世，一个嫁给全俄专制君主亚历山大三世，这两桩婚姻造成了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这对姨表亲。老三则嫁给了已经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王国的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从父系论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侄子，从妻子的角度说则是爱德华七世的连襟，这关系是不是有点乱？但更复杂的还在后面，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也就是理论上的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在放弃了自己的汉诺威王位之后娶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女儿——普鲁士的维多利亚·路易斯公主，之后受封布伦瑞克公爵。而威廉二世皇帝自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子，所以布伦瑞克公爵实际上是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侄孙子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外孙女，两个人正好差了一辈。现在你感受到1913年这场旧世界最后的皇室婚礼背后复杂的亲戚关系了么？

这种现象的成因是什么？很多人用维多利亚女王桃李满天下来解释，这样解释显然也是成立的。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国王配偶”（是的，这个头衔可不是卡米拉独享的），仅仅表现出对性伦理和对婚姻关系的尊重，但他们俩确实是欧洲君主中在家庭伦理方面近代化的开端。

女王陛下在性方面是一个十足的汉诺威人，热情和兴趣都非常饱满，在“不愿意压抑自己这方面”她是典型的传统君主。她的时髦之处在于，她对丈夫阿尔伯特是真爱，在二十一年的婚姻生活中，这对夫妇生了一群孩子，完全是一副布尔乔亚作派，这在当时就太前卫了。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们，从乔治四世到威廉四世再到女王的父亲肯特公爵，孩子都寥寥无几，当然这里的孩子要加一个定语“合法的”，乔治三世的儿子们生了大把的私生子无法继位，所以1837年才会让维多利亚公主戴上王冠。哈布斯堡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皇后同样是真爱，以“茜茜公主”这个名号永垂史册的伊丽莎白皇后还是著名美女，但这对夫妻的孩子也是寥寥无几，唯一的男孩皇储鲁道夫还在1889年自杀了。

但是，上世纪初欧洲君主之间紧密而复杂的亲戚关系，不能仅仅从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在婚姻关系方面的近代化，和由此导致的多子多福来解释。真正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是君主家庭伦理的近代化，另一个是欧洲宫廷和贵族等级内通婚的传统和对贵庶通婚的强烈抗拒。这两者一起织成了美好年代里欧洲各国宫廷之间的血缘和婚姻之网。

欧洲贵族的婚姻以财产和门第为基础，一对夫妻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双方的血统、其次是男方的财产状况和女方的嫁妆，最微不足道的是双方的长相，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是两人之间的感情。按照传统的贵族阶级的观念，婚姻和感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不应该把婚姻和感情搅和在一起，婚姻的首要目的是让家族的血统得以延续，而且必须是以体面的方式延续，至于你自己的感情需求，感情需求和婚姻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不能让她做你的情人么？”当哈布斯堡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听说自己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要娶一个穷伯爵的女儿时，他在愤怒中喊出了这句话，这就代表了几个世纪里贵族阶级的这种普遍观念。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贵族在十九世纪的社会里能犯下的最大的道德罪就是贵庶通婚了。普鲁士刑法典第143条规定所制裁的（同性恋）行为倒是不算道德罪，因为这在当时是刑事犯罪。

一个体面的贵族青年或中年，如果有一大票情人甚至有个把私生子，在贵族阶级眼中只是白璧微瑕，甚至是这个人够理性、不会被感情冲昏头脑的表现。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体面的老爷跟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不一定叫简爱！）结了婚，那他基本上就算完了，这个人小头决定大头，连基本的“发乎情止于礼”都做不到。这不但是巨大的过错，而且还会祸及子孙。茜茜公主高祖父的父亲在续弦的时候娶了一个普通贵族的女儿贵庶通婚，但是意外的生了儿子，所以老头子跑去向皇帝请求特许，皇帝也真的给了他这个特许，但是他的第五代子孙里的茜茜公主要跟哈布斯堡的皇帝结婚，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说她血统不够高贵。

但是时代正在变化，贵族这种不含感情的婚姻观已经越来越受到小布尔乔亚的温情脉脉的冲击。贵庶通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越来越常见。茜茜公主的兄弟就贵庶通婚，生的女儿因此没有继承权、也不能叫做公主。但是什么也拦不住真爱，茜茜公主的儿子自杀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卡尔大公成了继承人。路德维希·卡尔大公自己娶的倒都是符合君主身份的妻子，但是他的三个儿子里两个都贵庶通婚。当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要求费迪南大公把他的小情人就留在身边当个情人时，费迪南大公的回答里也体现了新时代的声音，这个新时代的皇储回答说“不能！”

理解了欧洲贵族对婚姻的门第条件的苛刻要求，和对贵庶通婚的强烈反感，也就可以从制度、文化的层面理解为什么欧洲各国宫廷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近了。制度决定了他们只能从符合自己身份的门第里选择配偶。

君主身份越高可选择的范围也就越狭窄，在欧洲各君主国当中，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无疑是第一等级的君主，这两个君主可选择的范围就非常狭窄，波旁王朝的国王里造反起家的亨利四世娶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后的路易十三娶了哈布斯堡德意志系，路易十四娶了哈布斯堡西班牙系，路易十五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玛丽·莱辛斯卡，路易十六娶的又是哈布斯堡德意志系的玛丽·安托瓦奈特。因为这个王朝的君主太长寿，路易十四死的时候继位的路易十五已经是他的重孙子了，路易十五死的时候也是他的孙子路易十六继位，太多的人没有机会登上王位让波旁王朝还多少保持着一点多样性。但哈布斯堡王朝无论是德意志系还是西班牙系，如果既要讲究门第又不愿意为此分割家族财产拿出体面的嫁妆，那就只剩下家族内部通婚这一条路可走了。而哈布斯堡王朝也确实因为近亲结婚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标志性的大下巴即使在变成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地保持到了二十一世纪。

在波旁和哈布斯堡这样欧洲君主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之外，作为次一等王子或公主，比如勃兰登堡-普鲁士、英国，或者虽然实力越来越强、但却偏处欧洲的边缘、还信仰一个在欧洲君主大家庭里显得有点怪异的“东正教”的全俄专制君主——那么其实可选择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虽然君主的配偶只能从同等级的君主家庭里选，但是托了神圣罗马帝国皇权涣散的福，德意志的诸侯从中世纪盛期就通过皇帝的恩赐而获得了君主权。虽然只是在自己的领地之内的君主权，但也因此而得到了君主的身份，他们的儿女也因此成了王子和公主。《格林童话》里王子公主满地跑的情况基于这个事实就好理解多了。同样的，意大利的长期分裂也给欧洲王子们的自由选择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亚平宁半岛上光国王就有两西西里和萨丁两个，还有托斯卡纳、莫尔德纳、帕尔马这样的大公国。再加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实欧洲的宫廷如果刻意想要拉开自己血统上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说费迪南大公自己就是他父亲和两西西里公主生的，而当他妈妈去世之后，他的继母又是葡萄牙的公主。

但是历史的转变逐渐剥夺了欧洲君主这种宽泛的选择权，因为历史正在吞没君主制本身。原本遍地王子公主的德意志在19世纪初发生了剧烈地震，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荡平了绝大部分的德意志小邦， 1800年还有一千七百八十九个组成部分（其中有两百来个小邦）的德意志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03年《帝国等级会议总决议》结束了德意志大部分小邦的存在，当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维也纳会议决定成立德意志邦联时，德意志的小邦已经只剩下38个了，而且其中还有四个是自由市。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又荡平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小邦，除了教皇国的罗马之外，意大利的绝大部分领土都被并入了意大利王国。费迪南大公的母亲结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亡国的两西西里王国的公主了。

除了拿破仑战争的影响，1815年到1866年又发生了一些绝嗣和灭亡的情况。1866年普奥战争后普鲁士又吞并了几个小邦，所以到十九世纪末，各国君主眼中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公主已经越来越紧俏了。各国宫廷在嫁娶时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了，但是政治和门第的约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宗教信仰。

欧洲的宫廷基本上就是两个宗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的宫廷基本上不会娶新教君主的女儿。换句话说，只要法国国王为首的天主教宫廷还在欧洲占多数，那么维多利亚女王就算桃李满天下也是白搭，但是托了革命的福，波旁王朝垮台了，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地图上出现了法兰西共和国这个异类，天主教强国就只剩下了奥匈帝国。意大利虽然也信天主教，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宫廷里，给人留下的是一副背靠拿破仑三世的暴发户形象。

除了天主教的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还有已经边缘化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剩下的欧洲君主国就不多了。其中德意志帝国是信新教的，而英国虽然也信新教，但信的却是国教会派。沙皇俄国更尴尬，信的是东正教。原本为了既照顾自己的门第又照顾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需要改宗的宫廷就都以德意志小邦为首选婚配对象，但是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他们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狭窄。

这时候又赶上君主家庭伦理的近代化，君主的孩子开始爆发性增长，当时多子多福的不只是维多利亚女王夫妇，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九世国王夫妇也一样，为了能给自己的孩子们找到体面的对象，欧洲的老祖母和欧洲的老岳父只能尽量做到规避近亲结婚了。而到他们的孙子这一辈，想要让皇室婚姻做到政治、血缘、门第上三者兼备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其结果就是1913年威廉二世皇帝不考虑女儿和女婿的血缘关系，也不考虑汉诺威王国在1866年普奥战争里是普鲁士的敌人这个政治前提，采取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态度，宣布我把女儿嫁给坎伯兰公爵而不是汉诺威国王，然后再让女婿放弃汉诺威王位、接受册封为布伦瑞克公爵的方式给自己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斯公主解决了婚姻问题。

近代欧洲宫廷之间紧密到近乎混乱的亲缘关系背后所体现的，正是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道德风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