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沉浮启示录

1989年的东芝，舛冈富士雄（Fujio Masuoka）是NAND型闪存研发团队的负责人。1971年，舛冈从日本东北大学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东芝工作。先开始，他在半导体生产部工作，后来调入了研发部。1977年，他被调入半导体销售部。为了打通IBM和Intel的渠道，他尝试了很多营销方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由于产品价格太高”，三年下来，销售毫无建树。于是在1980年，他被调回研发部门，专心做起了研究。其实，以舛冈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销售部工作。

对下属，总是嫌弃他们思维迟钝，跟不上自己的节奏，于是动不动就训斥他们。然而由于经常夜里撰写专利的原因，舛冈白天总是处在半梦游状态，所以有时候刚发完火——就睡着了。团队的另一位负责人白田理一郎实在受不了神经病一样的舛冈，在他俩的工位之间放了一盆花，避免目光交错。结果就为这盆花，“还是被舛冈先生嘲笑了一番”。舛冈富士雄又是一个天才，他经常有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意。在东芝工作的时间里，他总共申请了大约500件专利，平均一年23件。最重要的两项是在1984年和1987年分别发明了NOR和NAND两种类型的闪存。如今，这两种闪存分别占整个存储器约3%和42%的市场，规模高达300多亿美元。

在东芝工作的舛冈富士雄

那时的东芝，正如日中天，股价达到历史高点 1500日元左右。在全球十大半导体厂商中，仅次于NEC，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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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朝鲜战争美国订单提振、60年代官产学体制联合技术研发、70年代美国技术扶植后，东芝成为一个拥有员工十几万人，经营范围涵盖基建、制造、发电、核能、半导体、家电、计算机、家电等领域的超级巨无霸。日本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离不开东芝。除了半导体当时位居全球第二以外，其彩电业务与索尼、松下等并称日本六巨头，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东芝，成为了“日本制造”名副其实的代表。

1985年东芝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TOSHIBA T1100

东芝的成功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美国技术扶植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就藏在许多个如同舛冈富士雄的团队里。在早期的东芝，流行一种称为“Under the Desk”的文化，即员工可以有10%的自由度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10%包括时间、设备和经费等等资源。

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日韩半导体竞争的主要战场在DRAM。东芝也投入了340亿日元，1500人的研发团队，实施“W计划”，进行DRAM研发和生产。1985年，东芝率先研发出1M DRAM，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DRAM。在大家都在为DRAM拼尽全力的时候，舛冈正利用10%的自由度，思考着区别于DRAM的新型掉电不丢数据的存储器结构，发明了NOR型闪存。

舛冈富士雄说话心直口快，加上唯我独尊的狂妄劲，按说到哪都应该不受待见。但偏偏他在东芝遇到了他的伯乐——武石喜幸。武石是东芝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的所长，是他把当时在销售部郁郁不得志的舛冈调到自己手下，并给了他极大的研发自由度。面对质疑，他总是用自己独到的技术视角维护舛冈：“他的研发符合技术发展的方向，那就让他好好做吧。”由于武石的大力支持，怪人和天才舛冈才能在后来的几年里潜心去做非主流的NAND型闪存研发。

舛冈思考的时候爱抖腿，劲都用在抖腿上，就没多少心思去做管理。这反而让白田理一郎充当了更多项目管理的职司。舛冈不太管理细节，白田则设法营造一种畅所欲言的团队氛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放在台面上讲，虽然经常被舛冈怼，但显然他自己也享受这种无所顾及的状态。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下，团队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完成了NAND闪存的研发，并开始推动产业化。

正是这样的鼓励创新机制和宽松的研发环境，无数个与舛冈富士雄类似的研发团队一同进行研发、生产，使得东芝积累了大量专利，并在许多方面成为了第一。例如为日本开发出第一台微波炉、第一台商业化彩电、日文处理器、笔记本电脑、DVD等等。舛冈的一位下属说：“舛冈在东芝以外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的梦想只有在东芝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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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日本，正处在人生的巅峰，全社会都处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仿佛整个世界都为我独尊。东芝也在这滚滚红尘中，忘了自己的美国爸爸。

1983年早春的一个深夜，苏联货轮“老共产党员”号从日本芝浦码头出港，运走了数十箱数控机床的部件。这些部件在挪威经过转运后抵达苏联，最终组装成为了四台完整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不久后，由这几台母机加工出的螺旋桨，使苏联潜艇和航母的推进器技术飞跃了7-10年，美国海军也首次丧失了对苏联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东芝在这笔交易中狠狠地宰了老毛子一把，这四台机床的价格是国内售价的十倍。而苏联人因为突破了“巴黎统筹协会”（简称“巴统”）的技术封锁，也觉得是一桩划算的买卖。这本来是一桩皆大欢喜的故事，直到1985年12月，苏、日秘密协议当事人之一，日本和光公司的熊谷一男因为与他的雇主发生纠纷，愤而向“巴统”主席盖尼尔·陶瑞格揭发了这笔交易。

美国人顺藤摸瓜，于1987年初掌握了苏联从日本获取精密机床的真凭实据。美国朝野群情激愤，6月30日，5名美国国会议员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之上，面对电视摄像头，要求禁止进口东芝产品，并用长柄大锤砸碎了一台东芝牌录音机，东芝事件由此被推向舆论顶峰。（这张照片最近经常被用来当做日美半导体战的例子，实则是日本经济崛起大背景下冷战思维的产物）。

美国五议员在国会山前砸碎东芝收音机

在发飙谴责的同时，美国对东芝进行了制裁：美国禁止东芝机械3年内对美出口，而对控股的东芝公司则禁止其3年内向美国政府出售产品。日本也认识到爸爸的厉害，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亲自向美国表示道歉，还花1亿日元在美国的50多家报纸上整版刊登“悔罪广告”。

虽然东芝也遭受重创，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芝依然在核电、半导体、重工业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让东芝真正没落的直接原因要从2006年说起。

2015年12月，东芝通过西屋电气以2.2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西比埃公司的核工程业务。在收购交易完成后，才发现这项业务负债高达42亿美元，西屋需要全额偿还。

更可笑的是，当年收购西屋时，为了打消美国对西屋压水堆技术外泄的担心，东芝承诺让西屋独立经营。而这个带来巨额亏损的收购案恰恰是西屋高层独自决定，东芝连知道都不知道，最终还要无奈背锅。

财报显示，东芝2016财年（截至2017年3月31日）净亏损高达9657亿日元，约合88亿美元，创下日本制造企业史上最大全年亏损。而这已是东芝连续第三年亏损，直接面临退市风险。这个昔日的日本制造业巨头，彻底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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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的机床事件虽然未伤及筋骨，但东芝的战略短视问题却在这段时间同步的闪存的研发和商业化上暴露了出来。舛冈富士雄的职业生涯，也在这样习惯于终身雇佣制的日本传统企业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舛冈在被武石喜幸调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后，发现EPROM和EEPROM这类掉电不丢数的ROM在读写时十分低效。在1984年，他利用“Under the Desk”的时间，提出了NOR型闪存概念。这种类型的存储器容量较小，但是读写速度快，可以按“字”操作，可靠性高，适合存储程序。然而，这项发明因为不在东芝当时的主航道——DRAM上，并未得到公司乃至整个日本产学研界的重视。

是金子总会发光，离得太近可能被闪瞎了。相反，在太平洋另一端的英特尔看到了这项发明的潜力，与东芝签订了交叉授权许可协议，成立了300人的闪存事业部。1988年，英特尔改良了东芝发明的NOR，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闪存芯片。这块芯片容量仅为256K bit，但Intel成功将其实现低价格量产，打破了EPROM和EEPROM一统天下的局面。Intel商业上成功的同时，还不忘打脸东芝，不时地赞美NOR型闪存的成功“就是美国梦”。

舛冈富士雄很不服气，自己的发明居然给美国人做了嫁衣。于是在1987年，他又提出了NAND型闪存的概念。NAND型闪存按“块”操作，写入和擦除速度比NOR型快得多，更适合数据存储。同时，它的单元数只有NOR型的一半，生产工艺也相对简单，因而成本更低。美国人推出NOR型商用化芯片一年后，舛冈的团队量产NAND型闪存成功。

如前文所述，NOR的市场仅占当今存储器市场的3%，然而即便这么小份额的市场，也孕育了当今大A股里最火爆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兆易创新。如果东芝在NAND领域即便按部就班，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带头大哥，收入自不用说。然而，老天偏偏与东芝作对。1991年，盾武石喜幸所长突然辞世，享年63岁。失去了后盾的舛冈随后被调离团队，出任技术督导。看似明升，实则暗降，这是一个公司里的空职，既无部下也没有预算，后续研发根本无法进行。1993年，舛冈富士雄抱恨离开东芝，前往日本东北大学任教。

按说一个人的出走，技术还在，仍可以继续推进产品迭代。可是东芝又在90年代初赶上了经济泡沫破裂，进入全面战略收缩期，根本没有财力在半导体上继续投资。舛冈离开的同年，东芝半导体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裁撤200人。消息一出，大量核心工程师主动离职，其中一部分就被挖到了老冤家——韩国三星。

三星暗地里挖角，让东芝的技术人员传授闪存技术；明面上则向苦于资金周转的东芝提出联合开发。东芝管理层虽然知道这是技术换资金的买卖，但是觉得闪存短期内无法带来利益，同时能够扩大规模来减低成本，有助于这一技术的市场拓展，于是接受了三星的提议。没想到，三星在拿到技术后，祭出反周期投资大杀招，疯狂扩产投资。1993年，三星成为存储器领域世界第一。东芝虽有技术先发优势，在自己拿手的NAND型闪存领域，却一直被三星压制，成为万年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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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金融危机余波刚刚结束，东芝交出了历史上最差的成绩单，赤字约38亿美元。收购了西屋的东芝社长（相当于总经理）西田厚聪随即把接力棒交给了佐佐木，自己改任东芝会长（相当于集团董事长）。佐佐木是做核电技术出身，交接时，西田高度评价佐佐木是“让东芝的核电业务步入全球化轨道的功臣”，并称其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正当佐佐木准备在收购西屋后大展拳脚的时候，福岛核电事故发生了。出事的福岛第一核电厂的设备，全是东芝提供的，东芝的宏大核电梦就此破灭。2013年，佐佐木辞去社长一职，交给了中规中矩的田中久雄。老中青三代社长，对公司的控制力并不相同。西田厚聪和佐佐木都以强势著称，在离任社长一职后仍对后任和公司有着强大的影响，最后的继承者田中久雄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被架空的傀儡。

2015年7月21日，三位社长一起出现在东芝的新闻发布会上。这并不是在危机中宣布利好，为东芝加油打气，而是为了宣布一个令人咋舌的丑闻——财务造假。2008年至2015年，东芝为了粉饰业绩，财报“注水”金额高达16亿美元，占整体税前利润的30%。

东芝公布的第三方委员会报告全文中，指出三代社长曾以“挑战”等名义强烈要求提升公司利润。一些媒体也通过采访发现，佐佐木任社长时向各业务部门施加改善业绩的压力，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西田不满意佐佐木社长在任期间的经营业绩，而佐佐木又不想被西田指责，因此强烈要求做假账。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跨国上市巨头，管理层内斗不断。为了用业绩证明比前任更强，公司成为了私人的斗争武器。公司制度、会计准则甚至法律都形同虚设，被肆意践踏。而一个现代大型企业，无不是通过制度来保证运行和发展的。还是我国领导人说得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自2015年财务丑闻之后，东芝就开始了疯狂的资产大甩卖。图像传感业务卖给了索尼，印尼的家电工厂卖给了创维，整个白电部门打包卖给了美的，相机和医疗部分股份卖给了佳能。甩货甩成这样，东芝仍然没有摆脱亏损退市的风险。

2018年6月1日，东芝正式宣布以180亿美元将旗下最赚钱的芯片部门整体出售给贝恩资本为首的财团。在经历了一年多错综复杂的竞购后，富士康、西数、博通等公司与这家世界上第二大NAND型闪存制造商失之交臂，贝恩临时拉入了苹果、戴尔等整机厂商，笑到了最后。东芝对外界称这是壮士断腕，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是弱鸡自保。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东芝143年的基业，在最近40年急速膨胀又破灭。在现在贸易战激战正酣的时候，东芝的沉浮历史，更具启示。一个科技公司的研发主力在底层，东芝宽松的研发环境是对广大中下级研发人员普适的。于是培育了深厚的技术创新土壤，才能让类似闪存这类公司主航道外的技术得以发明。然而，宽松的氛围不是粗放的管理和急功近利的短视，东芝在战略方向、技术投入、资本支出和人员管理上缺乏整体的规划和细致的分析，很多时候都是盯着眼下的一亩三分地，缺乏远见。另外，东芝缺乏危机意识，在看似一片歌舞升平中，被眼前的增长迷惑了双眼，更虚弱又自大地冒进。在急行中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内斗不断。公司内耗严重，最终从里向外开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