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和徐燕荪闹翻，吴幻荪要和张大千比画，那个火爆的书画江湖

民国时期，国内画坛有南派北派之别，北派主要指北京、天津地区的画家群体，如湖社创始人金北楼，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松风画会发起人傅雪斋，以及叶恭绰、陈半丁、汪慎生、吴镜汀、徐燕荪、傅心畲、齐白石等。

张大千与傅心畲

原籍四川内江的张大千（名爰），长期定居上海和苏州，属南派画家中的后起之秀。他长髯飘胸，潇洒风流，喜欢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时常访问北平，或晤见朋友，或潜心创作，或举办展览，结识众多志同道合的文化名流，丰富和提高了画技，为日后登上艺术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他年轻气盛，又受朋友过誉，曾与他人多次发生纠纷，甚至对簿公堂，令他懊悔不已。

美髯公张大千

仿摹古画引起北派画家不满

张大千擅长仿摹古人字画，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上海滩小有名气。他把仿画视为美术的基本训练课目，又当做开心游戏。常不惜借巨款购买古画，尤其是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名作。每买来一批珍品，必仔细研究，废寝忘食，直到吃透其精髓为止。久而久之，他便有了“石涛专家”的雅号。

张大千仿石涛《兰石图》

初闯北平，张大千便结识画家汪慎生。兴奋之余，他仿金农、石涛、八大山人和渐江的设色山水，绘制扇面四幅相赠。又仿照金冬心的笔体题词：“风约约，雨修修，竹枝竹枝湘女愁。”落款“冬心先生”。汪慎生非常高兴，将这些作品视为两人友情的见证，精心保存。可惜时局动荡，这些画作最终也不知去向。

因汪慎生介绍，张大千又结识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浙江绍兴人周肇祥擅长画兰，是一个慈祥的长者，初次见面，对张大千印象甚好。

一次，周设宴请客，同席有不少北平画坛重量级人物。酒过三巡，主人向诸位介绍张大千，说他对明末四僧作品很有研究，尤其对石涛画颇有见地。那时年轻的张大千并不引人注目，因为周会长的推介，大家表面上说了些客套话。

过了一会，周肇祥又宣布在座的老画家陈半丁新收得一本石涛册页，不可不看。大家一听有石涛真迹，兴致都很高，要求约定时间集体看画。陈半丁见状，爽快地答应各位明晚到他家吃饭赏画。众人鼓掌欢迎，尽欢而散。

陈半丁年长张大千二十多岁，是北派著名代表画家，以写花卉享誉画坛。据说，他获得那本册页后，曾向外界放出风来：“本人不敢私藏，请诸位寒舍一观。”正因为如此，周肇祥才在宴会上公布这个消息。

第二天下午，心急的张大千早早赶到周家，央求周老先生一起提前去陈宅参观，以便先睹为快。经不住张大千软磨硬泡，周肇祥只好陪他去见陈半丁。可陈以有言在先，众人尚未到齐为由，不肯取画来观。张大千无奈，只得耐着性子等待。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客人陆续到齐，陈老先生才从内室捧出画箱，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本画册。只见封面装裱极其精美，扉页上有日本著名鉴定家内藤虎题写的“金陵胜景”四字。在大家的“啧啧”称奇声中，张大千努力挤到前面，毫不客气地拿起画册就翻看起来，速度越来越快，不一会便将全册翻完，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

陈氏心中大为不快，心想哪有你这样的愣头青，既未征得主人同意，又不顾众多前辈画家的感受，肆无忌惮地抢着看画。陈半丁正想上前责问，张大千缓缓地摆摆手，朗声道：“这个画册，是敝人三年前所画的！”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连周肇祥也是一脸疑惑。张大千不慌不忙地将画册一掩，随口复述出画册上的题跋和印章，陈半丁和客人一一对照，证实丝毫不差。

已画了三十年石涛山水的陈半丁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名二十来岁青年的游戏之作，竟能仿得如此逼真，让众多画坛名流看走了眼。陈半丁非常尴尬，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最后一言不发地摘下眼镜，往桌子上重重一摔。旁边的画家们和陈氏一样，都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周肇祥微笑着点点头，向张大千投去赞许的目光。

陈半丁被骗的故事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京城文化人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许多人知道有个南方来的仿画高手张大千，年纪轻轻，画技极佳。仿画使张大千一夜成名，同时也得罪了不少同行，成为他一生受人诟病的弱点。

徐操 （1898—1961） 字燕孙。河北深县人，生于北京。曾受教于画家俞明（涤烦），画艺娴熟，至30年代成为北京画坛人物画祭酒，是影响中国人物画史的大师人物。

徐燕孙自幼学习诗词歌赋、经书古文、绘画，毕业后徐燕孙拜清末首席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又从学于海派画家俞涤凡，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名画真髓。他的画常取材于历史人物、史籍典故，通过突出内心境界，表现人物性格。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他的工笔人物和写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传统派人物画家。它的人物画构图繁而不杂、简而有当，运笔“工者如春蚕吐丝，写意如风卷层浪”，尤能于遒劲洒脱一气呵成中极尽阴阳虚实流丽顿挫之变化，设色亦妍雅亮丽。

徐燕孙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极大的影响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健康发展。

1935年张大千来北京，与徐燕孙互不服气，于非闇推波助浪，闹了一场笔墨官司。

徐操弟子甚多，有吴光宇、刘凌沧、黄均、王叔晖等。解放后，一度从事连环画创作，后任北京画院副院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4年后病逝。

徐燕孙擅画人物故事、古装仕女，工笔、写意、白描、重彩，样样精能。尝见其两类画，一类表情夸张，填色浓重，趣味近俗；一类多白描或施淡色，趣味近雅。晚年代表作《兵车行》、《丽人行》，展示了共驾驭群像和在场面的能力。

徐燕孙

徐燕孙画的李清照

徐燕孙画的水浒传

题诗惹祸徒生“恶意诽谤”讼案

在北平，张大千和作家兼书画家于非闇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于非闇年长张大千１１岁，多才多艺，善饮健谈。两人常在一起下馆子、喝茶、听戏、逛琉璃厂。于非闇任《晨报》副刊编辑，常以“非厂闲人”和“非闇漫墨”为笔名撰文，在北平新闻界有较大影响力。他曾师从齐白石学山水篆刻，以后专攻花鸟，从明代陈洪绶入手，及至宋元花鸟。他还喜欢书法，写得一手好“瘦金体”。张大千曾建议他学宋人绘画，专攻花鸟。他认为好友言之有理，遂细心研究花鸟，创出了自己的路子。由于手里掌握一块文化阵地，又深谙绘画之道，他便时常写文章评论张大千的画艺，对张帮助极大。后来，张大千干脆将在北平的艺事活动，统统交给他操持。

张大千频频在北平展览画作，加上好友于非闇的竭力推介，使他誉满京华，迅速在北平画坛站稳脚跟。

《大公报》对张大千徐燕荪互控案的报道

但让张大千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是与好友于非闇合作完成的《仕女扑蝶图》。此画作于1933年冬。当时于绘蝴蝶，着色典雅，形象生动。张用简笔画一仕女执扇作扑蝶状，俏丽可爱，栩栩如生。画毕，张大千意犹未尽，在画旁题诗一首：“非闇画蝴蝶，不减马江香；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在这里，张大千把于非闇比作明代以画兰著称的女画家马江香，把自己比作素有“清狂”之名的明朝宫廷画家郭诩。徐娘原指梁元帝的一名后妃，荒淫成性，后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之说，戏指画中仕女。

1935年底，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持在中山公园稷园举行书画联展，张大千有多件作品入展，其中包括和于非闇合作完成的《仕女扑蝶图》。碰巧，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和京城名画家徐燕荪（名操）也在场。两人有说有笑，边走边观赏佳作。当走到《仕女扑蝶图》前，周肇祥端详一番后，同徐燕荪开玩笑说：“孙儿（北平前辈画家对徐的戏称），你看这幅画，是他们存心跟你开玩笑。徐娘者，就是指你徐燕荪也！”徐燕荪专心看画，本未注意题诗，经周肇祥一说，便认真阅读诗句。细看之下，勃然大怒，认为张大千目中无人，竟敢公开侮辱自己，当即拂袖而去。回到家里，徐燕荪越想越气愤，便立即返回稷园，用相机拍下此画，以便立此存照，作为证据。

不久，徐燕荪延请京城名律师蔡礼、梁柱，具状北平市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法院受理此案，向被告签发传票。收到传票的张大千开始还有些莫明其妙，后来听说事情原委，心中也不禁有些愤愤然。那幅画纯粹是游戏之作，和朋友开开玩笑罢了，干卿何事！心想你找大律师，那我找更大的律师，看谁笑到最后。于是，聘请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北平朝阳法学院院长江庸为代理律师，决心与徐燕荪对簿公堂。江庸听了张大千的陈述，得知对方请的律师是梁柱，心里便有了底。原来，梁柱曾就学于朝阳法学院，是江庸的学生。过了几天，江庸把梁柱叫到家里，把《仕女扑蝶图》的来龙去脉告诉对方，说徐燕荪未弄清事情缘由，不分青红皂白就提起诉讼，显得很不理智，因此要求梁从中调解，避免大家伤了和气。听了老师话，梁柱自然不敢怠慢，赶忙将情况通报给徐燕荪。看在大家的情面上，徐燕荪只好撤回诉状。

官司虽然暂告段落，但双方的怨气并未完全消散。张大千和于非闇商量，决定请于出面在《晨报》副刊和画刊上撰文揭露事实真相，字里行间，处处含有讥笑徐燕荪对号入座，曲解诗意，诬陷作者之举。徐燕荪也不甘示弱，以《小实报》为阵地，针锋相对，予以驳斥。除互相讥讽和揭短外，双方争论的焦点逐渐转向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问题，还就海派画风的引进与京派传统的坚守等发表看法，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这场笔战竟持续两年之久，轰动北方艺坛。

徐燕荪觉得仍不解气，又在天津《商报画报》刊登艺林打油诗若干首，矛头直指张大千和于非闇。其中第三首诗有“海客与鼓姬狎”句，“海客”明显是指从上海旅京的张大千，而鼓姬则指他的新夫人杨宛君。打油诗后有注，其中有“某大报屁股作家”句，顺势影射拥张的于非闇。张大千和于非闇阅报后，再次请江庸律师出山，致函徐燕荪，警告其立即“停止诽谤”，否则将诉诸公堂。徐燕荪岂肯服软，也聘请梁柱律师，准备与之周旋。梁柱律师为《晨报》法律顾问，不愿与《晨报》编辑于非闇交恶，于是从中说合，希望双方和平解决纷争。张、于见对方既不声明，也不道歉，又另聘谢振翮律师，以公然污辱罪，一纸诉状，将徐燕荪控告于北平市地方法院。徐见梁柱律师不愿再做代理，遂改聘谢道仁、赵毓藻两位律师，以同样罪名反控张大千和于非闇。

1935年12月12日，北平市地方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张曰辂推事，双方当事人均未出庭。那天，闻讯赶来参加旁听的人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座中有不少平津文化界的大佬。

庭审开始，原告代理律师谢振翮首先宣读控告书，称被告于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污辱原告，证据有二。

第一点，诽谤张大千部分。被告在天津《商报画报》刊登打油诗，其中第一首中“蜀客某矮而髯”，是对原告的人身攻击，而“为拜于思作阿爷”句，竟造谣张大千拜于非闇为父；第三首“海客与鼓姬狎……某作家为粉饰计，则以花筵赚相况”等语，海客指张大千，鼓姬为原告明媒正娶的三夫人，此处用“狎”字，居心叵测。

第二点，诽谤于非闇部分。打油诗第一首中有注云“某大报屁股作家”，显系讥讽于非闇；第二首开头句“亭楼斋阁复轩厂”之“厂”字，与“庵”、“闇”同，显指于非闇。控告书较长，谢律师陈述达二十余分钟之久，最后以“事实清楚，请法庭明鉴”作结语。

谢律师话音刚落，被告代理律师谢道仁即起立辩护，称原告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其当事人乃京城名画家，向以与人为善著称，在《商报画报》刊发游戏之作，属文人茶余饭后之娱乐，绝无攻击他人之意。

然后，他话锋一转，反诉原告诽谤侮辱，原告曾有“若使徐娘见”、“蜉蝣撼树笑儿曹”等诗句，其中“曹”与“操”音近，徐娘之“徐”加儿曹之“曹”，合起来就是徐操，侮辱当事人似不良妇人徐娘，恶意明显。言毕，将数张《商报画报》和《晨报》呈堂，请法官核查。

紧接着，双方就证据和适用法条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唇枪舌剑，争执良久。辩论结束，主审法官宣布暂时休庭，然后退到隔璧房内，和陪审官等紧急磋商。一会儿，大家重新回庭就座。张曰辂推事宣布退庭，谕令一周内双方庭外调解，若和解不成，再由法庭择日裁定。

张、徐之争，在北方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双方均为著名画家，如此相互攻击，争斗不止，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损害绘画事业。名流傅增湘、周肇祥等纷纷出面斡旋，力劝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共同维护艺术界的团结和友谊。双方曾同席于前门外煤市街致美楼饭庄，可谁也不愿让步，致谈判陷于破裂。此事惊动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书法家于右任，经于院长多方干预，大家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最后，由双方画界朋友出面，在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摆下宴席，邀请张大千、于非闇、徐燕荪等到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宴会后还合影留念。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让双方都成为受益者，大家不仅提高了知名度，也促进了画技的进步。这可称是民国时期北平画坛最有趣的一件奇妙事。

吴幻荪为何要和张大千打擂比画，皆因于非闇评论过誉，招来书画艺术家众人不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徐、张之间的官司尚在法院审理中，张大千又收到著名编剧吴幻荪挑战角逐画技的信函。

《大公报》1935年12月18日刊登张大千吴幻荪比艺消息

原来，张大千平时作画喜欢用“澄心堂”出产的宣纸。此纸以嫩竹为主要原料，品质洁白细腻，吸水性强，保留墨色又佳，非常适合书画、拓印和装裱。张大千十分讲究笔墨纸砚，曾亲自设计纸样和两端的花边，并盖有“大风堂监制”的水印。这种纸张成本比较高，一般只供自己使用，很少对外销售。于非闇曾在文章中谈及张大千用此纸作画，得心应手，“奴视一切”。此言一出，又引起北平画家的反感。老画家齐白石曾为此特制一枚印章，文云“吾奴视一人”，显然不满于非闇对张大千评论过誉。

齐白石是宽厚仁慈之人，虽然对于非闇的评论不以为然，但也只是刻颗印章，表达一下情绪而已。有个叫吴幻荪的人却很不服气，竟公开向张大千发难。吴幻荪非等闲之辈，乃京剧名伶郝寿臣的御用编剧，曾创作多本脍炙人口的剧作。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马连良等交谊颇深，时常客串表演，在梨园行小有名气。他也爱好画画，平常以画山水自娱。

吴幻荪

剧照中为吴幻荪

吴幻荪山水画

吴幻荪山水画

读了于非闇“奴视一切”的评论，当即拍案而起，致函张大千，提出公开进行绘画比赛，一决雌雄。说是比艺，其实是想表达不满之意。平心而论，吴的画技与张大千相去甚远，可这封信却写得洋洋洒洒，文采飞扬。

张大千收到信后，知道来者不善，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亲自登门道歉，解释误会。当天下午，他偕二哥张善子、于非闇前往吴宅访问。碰巧吴幻荪外出不在家，张大千只好对其家人说明来意，解释文章的原意，恳请吴幻荪谅解，并邀请吴隔天到茶儿胡同面谈。第二天，吴幻荪又送来一函，详细拟定比赛时间、地点及方法，末尾还提出比赛前双方登报三天，说明此次比赛的起因是张自承之“奴视一切”四字，以广告画界朋友。

张大千看了吴幻荪的第二封信后，知道和解无望，复函解释也属多余，便只好保持沉默。事后有朋友问起此事，他笑笑说：“吴君函约比艺一节，姑无论其有无背景，何种目的，第以绘画之雅，而为打擂式之比赛，岂非亵渎艺术。大千不才，未敢承命，恐贻艺林笑柄。况吴君对于君‘奴视’一语，不谙句读，以致误会。”

张、吴比艺之事，经当地报纸跟踪报道，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有好事者天天去吴幻荪函中约定的比艺地点中山公园守望，期望一睹两人同台竞技的好戏，可往返多日，无功而返。这时，朋友们纷纷劝吴幻荪不要鲁莽行事，毕竟一旦闹翻，对谁也没有好处。

见张大千迟迟没有接招，而张大千和徐燕荪也很快握手言和，吴幻荪也就不再提起。就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不了了之。

时为1935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报道称，张大千将与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比艺”，地点拟订为中山公园。这类似于“比武”式的公开“比艺”，对北平公众而言，还是头一回见识，一时大为轰动。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1935年12月16日下午，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孖、于非闇亲自上门拜访吴幻荪，就是为所谓“画家比艺”之事而去的。但这一场“画家比艺”并不是张大千兄弟的主意，且前去拜访之意，本意就是为了解释所谓的“奴视一切”之语，希望消除误会。

张大千深恐以吴幻荪为代表的北平画坛中人对其误会加深，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于是郑重其事，与其兄长及当事人于非闇登门拜访，期望能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可惜的是，吴当时恰恰未在家中，由其父接待张大千一行。后来吴归家后，得知张大千等曾来访，仍然没有放弃比艺的想法，且拟定了更为具体的比艺办法以作补充。那么，二人最终在中山公园公开比艺了吗？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时至1936年新年伊始，“画家讼案”风波已然平息，而这一场“画家比艺”都还没有进行。遍查当年的旧报刊及相关文献，在此之后也都没有相关报道与记载。基本可以判定，这一场“画家比艺”应当没有进行，或是在同行各方调停之下，或是在更为私密的沟通之下，与前述“画家讼案”的情形相似，二人达成了谅解。

终于，“讼案”与“比艺”风波相继平息，张大千在北平画坛虽毁誉参半，倒也暂可“安居乐业”，根基渐稳。可惜的是，张大千与北平画坛的融洽与互动，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大千困居北地，百无聊赖，暂居颐和园听鹂馆中，其间又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时至1937年11月10日，北京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张大千、吴幻荪、徐燕荪、齐白石、寿石工等四十余位画坛名家出席，并皆有展售各自作品，用于赈济灾民。1938年夏，为避日军纠扰，张大千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经广西桂林，返归蜀中，隐遁于青城山中。

至此，张大千与北平画坛一别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初，张大千才又一次返归北平，当时在颐和园养益轩小住，作画课徒，不久即返上海暂住。同年末，又因患糖尿病，由上海飞抵北平同德医院疗养数日。1948年10月16日，又与谢稚柳一同由上海飞抵北平，据其自称，此行预备一周时间，乃是专程看望北平画界友人的。他对记者说，抵平当天即去了琉璃厂，“那里的名画已经比从前大大减少，并不比上海的多，这大概是因为南方人买得比较多吧。”至于“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他则称，“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试想佛像怎么挖？颜色怎么刮去？对这种所谓控告，他根本不去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