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士大夫崖山投海，而大明只有“水太凉”？

作者｜张嵚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得严重的历史认识。事实上，两宋亡国时，宋朝的士大夫，并不都是“崖山投海”的壮烈气节，明亡时的士大夫，更不全是“水太凉”的怂包场面。

先说两宋的相继灭亡，首先是“优待士大夫”的北宋，在被金朝虐出“靖康之耻”前后，北宋士大夫们秀下限的表现就没停。

像做叛徒都做到被金兵嫌的刘豫，卖国卖到至今在西湖边罚跪的秦桧，都是其中典型。甚至金兵打到汴京城下时，北宋朝堂的高官们不思团结抗敌，反而忙着批判改革家王安石，气的汴京的百姓都编民谣大骂：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待到汴京城悲惨沦陷，震惊历史的“靖康之耻”上演时，包括吏部尚书王时雍和开封府尹徐秉哲等一批高官们卖身投靠，金人掳掠财物人口之类的恶心事，全是他们鞍前马后“代办”。

特别是王时雍，因为卖力把汴京城年轻女子近乎抓光，还落了个绰号“金人外公”。被他抓走“慰劳”金兵的妇女们，在囚车上更是指着这帮“大宋精英”的鼻子怒骂：“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做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

为何在后世粉丝眼中，经济文明领先世界的北宋，会落得半壁山河沦亡的结果？直接的原因，恰如这声怒骂——

国家养了太多不要脸的士大夫们！

那么南宋呢？南宋崖山覆亡的一刻，多少士大夫慨然投海的景象，真叫好些读史者泪奔。文天祥向南方慨然一拜后壮烈就义的场景，更是浩气长存。那南宋的朝堂士大夫们，是不是都这么铮铮铁骨？听听元朝迫近临安时，毁家纾难的文天祥，那一声仰天怒吼：

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大宋高官厚禄养了你们这么多年，一出事竟全躲了？

甚至包括宰相陈宜中在内的南宋高官们，在元军节节南下时，更是除了跑就是躲，直到被追杀打岭南大地时，才甩锅似的把烂摊甩给张世杰陆秀夫等忠良们，自己脚底抹油继续跑。崖山投海的悲壮背后，是更多南宋士大夫们躲猫猫般的丑陋。

在文天祥悲情就义前后，许多南宋“精英”的表现，更是一个赛一个毁三观。

南宋文学家兼严州知府方回，平日诗作以慷慨报国风格著称，元军一打来就望风而降。南宋右丞相兼状元郎留梦炎，自己投降做叛徒不算，更一个劲卖力鼓噪，才叫元世祖对文天祥动了杀心。如此做叛徒都做到没节操的表现，最后也害了他的子孙：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特意下令：留梦炎的后人不许参加科考——你给元朝犯贱？朕就让你子孙世世代代贱。

以这个意义说，南宋亡国时，高官阶层的士风，哪里全是“崖山投水”的壮烈？

简直可以和北宋比“贱”。

那么明朝呢？以钱谦益“水太凉”为代表的闹剧，把晚明士大夫的形象，彻底毁了个干净。晚明高层士风的堕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也被钱谦益们不争气的表现掩盖：

世风堕落的晚明，慷慨赴国难的士大夫，数量绝不比两宋时代少。

就以风雨飘摇的晚明崇祯年间来说，两线作战的困局下，慷慨领兵浴血的卢象升孙传庭等人，都是百分百的士大夫阶层出身。

卢象升还是知府时，就在皇太极兵临北京时，抱定必死之心募兵抗敌。后来他打造天雄军，征战于北方与中原两线战场，吃够委屈猜忌却无怨，却终在崇祯帝的作死指挥下，以五千残兵力战数万八旗精锐的方式，慷慨捐躯报国。

孙传庭的结局，却更是崇祯年间，无数忠良士大夫的缩影：

他在魏忠贤乱政时愤然辞官，在国家危局时挺身复出，仅带十万两白银入陕西，手把手打造出战力震撼天下的天雄军。

却无奈崇祯帝的猜忌，先落得入狱被折磨到耳聋，最终在河南之战里悲情殉难。如果他们的人生，能够少一点来自朝堂的是非纠葛，大明朝的气数，未必这样快结束。临死前高呼“诸臣误我”的崇祯不明白，打烂一手好牌的，正是他自己。

甚至就在崇祯帝悲情自尽，南明各路精英们纷纷卖身投靠时，血战到底的士大夫，也是从来不缺。比如就是在钱谦益上演“水太凉”闹剧前后，与他掐架多年的南明权臣马士英，却率残部浴血抵抗到最后，最终被俘后壮烈就义。诗词名号不亚于钱谦益的陈子龙，也慨然拉起队伍，战败后壮烈自尽，另外还有刘宗周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张同敞等各路名流，或战死或隐居，却都以同样的态度，证明了晚明士大夫，终于未死的铮铮铁骨。

遗憾的是，那么多的慷慨忠良，却终于要到大厦将倾时，才得以大展拳脚，做大势已去的悲壮战斗。

而在国家承平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也与两宋的忠良们一样，长期被排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承受报国无门的愤懑。

而这一点，才是宋明亡国的共同原因：一个以长期逆淘汰方式，不停排挤忠良的王朝，都会难免灭亡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