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士大夫崖山投海,而大明只有“水太凉”?

作者|张嵚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得严重的历史认识。事实上,两宋亡国时,宋朝的士大夫,并不都是“崖山投海”的壮烈气节,明亡时的士大夫,更不全是“水太凉”的怂包场面。

先说两宋的相继灭亡,首先是“优待士大夫”的北宋,在被金朝虐出“靖康之耻”前后,北宋士大夫们秀下限的表现就没停。

像做叛徒都做到被金兵嫌的刘豫,卖国卖到至今在西湖边罚跪的秦桧,都是其中典型。甚至金兵打到汴京城下时,北宋朝堂的高官们不思团结抗敌,反而忙着批判改革家王安石,气的汴京的百姓都编民谣大骂: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待到汴京城悲惨沦陷,震惊历史的“靖康之耻”上演时,包括吏部尚书王时雍和开封府尹徐秉哲等一批高官们卖身投靠,金人掳掠财物人口之类的恶心事,全是他们鞍前马后“代办”。

特别是王时雍,因为卖力把汴京城年轻女子近乎抓光,还落了个绰号“金人外公”。被他抓走“慰劳”金兵的妇女们,在囚车上更是指着这帮“大宋精英”的鼻子怒骂:“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做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

为何在后世粉丝眼中,经济文明领先世界的北宋,会落得半壁山河沦亡的结果?直接的原因,恰如这声怒骂——

国家养了太多不要脸的士大夫们!

那么南宋呢?南宋崖山覆亡的一刻,多少士大夫慨然投海的景象,真叫好些读史者泪奔。文天祥向南方慨然一拜后壮烈就义的场景,更是浩气长存。那南宋的朝堂士大夫们,是不是都这么铮铮铁骨?听听元朝迫近临安时,毁家纾难的文天祥,那一声仰天怒吼:

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大宋高官厚禄养了你们这么多年,一出事竟全躲了?

甚至包括宰相陈宜中在内的南宋高官们,在元军节节南下时,更是除了跑就是躲,直到被追杀打岭南大地时,才甩锅似的把烂摊甩给张世杰陆秀夫等忠良们,自己脚底抹油继续跑。崖山投海的悲壮背后,是更多南宋士大夫们躲猫猫般的丑陋。

在文天祥悲情就义前后,许多南宋“精英”的表现,更是一个赛一个毁三观。

南宋文学家兼严州知府方回,平日诗作以慷慨报国风格著称,元军一打来就望风而降。南宋右丞相兼状元郎留梦炎,自己投降做叛徒不算,更一个劲卖力鼓噪,才叫元世祖对文天祥动了杀心。如此做叛徒都做到没节操的表现,最后也害了他的子孙: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特意下令:留梦炎的后人不许参加科考——你给元朝犯贱?朕就让你子孙世世代代贱。

以这个意义说,南宋亡国时,高官阶层的士风,哪里全是“崖山投水”的壮烈?

简直可以和北宋比“贱”。

那么明朝呢?以钱谦益“水太凉”为代表的闹剧,把晚明士大夫的形象,彻底毁了个干净。晚明高层士风的堕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也被钱谦益们不争气的表现掩盖:

世风堕落的晚明,慷慨赴国难的士大夫,数量绝不比两宋时代少。

就以风雨飘摇的晚明崇祯年间来说,两线作战的困局下,慷慨领兵浴血的卢象升孙传庭等人,都是百分百的士大夫阶层出身。

卢象升还是知府时,就在皇太极兵临北京时,抱定必死之心募兵抗敌。后来他打造天雄军,征战于北方与中原两线战场,吃够委屈猜忌却无怨,却终在崇祯帝的作死指挥下,以五千残兵力战数万八旗精锐的方式,慷慨捐躯报国。

孙传庭的结局,却更是崇祯年间,无数忠良士大夫的缩影:

他在魏忠贤乱政时愤然辞官,在国家危局时挺身复出,仅带十万两白银入陕西,手把手打造出战力震撼天下的天雄军。

却无奈崇祯帝的猜忌,先落得入狱被折磨到耳聋,最终在河南之战里悲情殉难。如果他们的人生,能够少一点来自朝堂的是非纠葛,大明朝的气数,未必这样快结束。临死前高呼“诸臣误我”的崇祯不明白,打烂一手好牌的,正是他自己。

甚至就在崇祯帝悲情自尽,南明各路精英们纷纷卖身投靠时,血战到底的士大夫,也是从来不缺。比如就是在钱谦益上演“水太凉”闹剧前后,与他掐架多年的南明权臣马士英,却率残部浴血抵抗到最后,最终被俘后壮烈就义。诗词名号不亚于钱谦益的陈子龙,也慨然拉起队伍,战败后壮烈自尽,另外还有刘宗周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张同敞等各路名流,或战死或隐居,却都以同样的态度,证明了晚明士大夫,终于未死的铮铮铁骨。

遗憾的是,那么多的慷慨忠良,却终于要到大厦将倾时,才得以大展拳脚,做大势已去的悲壮战斗。

而在国家承平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也与两宋的忠良们一样,长期被排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承受报国无门的愤懑。

而这一点,才是宋明亡国的共同原因:一个以长期逆淘汰方式,不停排挤忠良的王朝,都会难免灭亡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