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迷案：两广总督在广东巡抚衙门吞烟壶身亡，嘉庆：死不足惜

文：小院之观

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内阁大学士兼两广总督吉庆死在了广东巡抚衙门，死因是自尽。

封疆大吏死在巡抚公堂之上，此案非同小可，但更为人深思的是其中折射出的嘉庆年间的官场现实。

这天一早，吉庆便接到广东巡抚珊图礼通知，说巡抚衙门接到了嘉庆皇帝的圣旨，让吉庆前来接旨。

吉庆一进衙门，便发现气氛有点异常，只见珊图礼端坐在大堂之上，不行礼也不寒暄，拉长着一张脸。

看到吉庆站定，珊图礼拿出上谕，大声宣读起来。

这份上谕对吉庆非常不利，内容是嘉庆下令免去吉庆的总督职务，由钦差大臣会同珊图礼查办。

总督免职接受巡抚查办是很罕见的事，说明吉庆已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读完圣旨，珊图礼趾高气扬地命令道：来人呐！摘去吉庆的顶戴，脱去官服，给他换上囚服！

吉庆的仆人们被赶到衙门外，吉庆没有反抗，任由差役们更衣换装。

仆人们正在门口六神无主，没一会功夫，差役跑出来大喊：你们家大人自尽了！

他们赶紧跑进去一看，只见吉庆直挺挺躺在地上，满脸通红，已经气绝身亡。

总督在巡抚衙门自尽是大清开国以来头一遭，吉庆到底是怎么死的，堂堂一品大员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要从吉庆是何许人也说起。

吉庆，爱新觉罗氏，正白旗人，这在清朝意味着皇亲国戚的待遇。吉庆家族世袭骑都尉，吉庆的仕途也非常顺利，他在北京历任御史、副都统、兵部侍郎，完成资历积累后，随后就出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在嘉庆元年升任两江总督，期间因为镇压地方骚乱有功，又加太子太保，兼协办大学士，真正算是位极人臣。

当时的官场对吉庆好评不断，评价最高的是他不贪污不受贿。吉庆主政的浙江、广东都是富庶的省份，吉庆只要对自己要求低一点，立马就能捞得盆满钵翻，但从没传出过吉庆贪墨的风声。据说他出任两广总督后，立即把衙门后院所有房间都上锁封闭，只在院子里搭了三间简易房居住，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几、几把椅子、几本闲书而已。他会客、饮食、起居都在这几间简易房里。

吉庆为人忠厚，颇有长者风范。

嘉庆四年和珅倒台是件大事。嘉庆皇帝公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下发全国的总督和巡抚，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置和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实际上是逼着大家表态站队，谁的回答不符合皇帝心意，就有被穿小鞋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大骂和珅罪不可恕、死不足惜是大部分督抚的做法。所有总督中，吉庆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他虽然也骂了和珅，但骂得最轻，对于如何处置和珅，吉庆只是强调依法办理，不像别人那么激烈。

吉庆敷衍了事，嘉庆也知道吉庆是个忠厚长者，没有追究。

看得出来，吉庆是个严于律己，心态平和的官员，那么本案另一个主角，广东巡抚珊图礼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珊图礼，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嘉庆五年出任广东巡抚，此时距他中进士只有13年，珊图礼的升迁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珊图礼性格比较火爆，就连下属不小心触犯他的名讳，都会被他痛骂。他一到广东担任巡抚，就与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了摩擦。

冲突的核心只有两个字：争权。

珊图礼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他认准的主意，一定要强硬推行。

吉庆级别高于珊图礼，他本可以用级别打压珊图礼，但他不愿爆发冲突，多次宽容不计。

可是吉庆的退让并没有换来珊图礼的感激，他反而得寸进尺，时间久了，吉庆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反击，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闹得满城风雨，广州城里督抚不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

这种事并不是广东独有，清朝沿用明朝的总督和巡抚制度，在一省巡抚之上设置了管理一到三个省不等的总督，来镇守地方、拱卫中央。但是总督和巡抚的管辖范围大部分是重叠的，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

如果总督和巡抚不驻扎在同一座城里，矛盾还不突出，但凡督抚同城的地方，总督和巡抚的矛盾就没有间断过。比如后来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潮州知府出缺，他给广东布政使游百川打招呼，让他提名自己心仪的人选，但是游百川最后提名了广东巡抚推荐的人，这件事惹得张之洞勃然大怒。

因为制度的缺陷，督抚不和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的实际运转，又和官员的个性关系很大。珊图礼性格暴躁，做法强硬；吉庆个性平和，不愿意和珊图礼起正面冲突。

可是，制度性的难题不是退让能解决的，最后，吉庆和珊图礼因为关税盈余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广东是当时清朝最大的对外贸易合法口岸，按照清朝的关税管理，只需要上缴给朝廷固定的关税，剩下的盈余地方留存。广东关税较多，盈余也比较大，这笔钱怎么用，广东官员都很关心。

珊图礼是广东巡抚，他有自己想用钱的地方。吉庆是两广总督，也有想要用钱的地方，两个人的眼睛都盯上了关税盈余。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吉庆想把盈余归公，平摊到地方，珊图礼想投到自己扶持的重点项目上。在这个问题上，吉庆没有再妥协退让，而是利用自己官大一级的优势，强硬地把关税盈余归公。

珊图礼很生气，他官职低于吉庆，但他也有自己的办法，于是他发起了对吉庆的弹劾。

吉庆是个清廉的官员不假，可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居官廉而察吏疏”，也就是说吉庆这个人过于宽厚，对下属官吏疏于管理，造成了不少疏漏。

这方面，《清史稿》里明确记载了两件事。

一是广东博罗县重犯越狱，州县官员掩盖问题，按察使和知府徇私舞弊，大家都摁住不报。

二是广东省官员向各县摊派征收罚银，这笔钱作为对地方官员犯错的惩罚，本该官员自掏腰包，现在反而成了人民的负担。

作为两广总督，吉庆负有领导责任，嘉庆知道后很生气，他专门下诏斥责吉庆，要他对广东的问题负责。

珊图礼觉得有机可乘，他揣摩上意，秘密弹劾吉庆处理政务疲软不力，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地方局势又帮了珊图礼的忙。

嘉庆七年八月，博罗县天地会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嘉庆大为震惊，严厉申斥地方官员。吉庆亲自率兵围剿，可他从未经历过军阵，唯恐兵力不够，便奏请调2000江西驻防八旗前来会剿。

珊图礼一看机会来了，再次上疏弹劾，指责吉庆昏聩疲软，明明广州就有驻防八旗，这次闹事的动静又不大，为什么还要调江西兵。

其实吉庆这一仗很轻松就打赢了，天地会准备不足，人手也不多，不出半月已被剿灭。但吉庆是个比较质朴的大臣，他对属下的报告缺少分析，起义发生后，下级为推卸责任，将事情描述得比较严重，吉庆信以为真，即行奏报。手下将领又建议他调江西兵，也一并上奏。

结果兵还没到，已经大获全胜，这就导致前后奏章报告的情况不一致。次数多了，再加珊图礼的煽风点火，嘉庆被彻底惹火了。

嘉庆先是下诏斥责吉庆张皇失措、草率糊涂，革去他的协办大学士职务；几天后又指责吉庆对地方起义事先失察，事后无能，解除吉庆的两广总督职务，命珊图礼和钦差大学士那彦成会同审讯吉庆，还命令珊图礼署理两广总督。

吉庆很了解珊图礼，知道自己落到珊图礼手中，绝对没有好结果。他在得知将被解职后就给嘉庆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说道：患病月余，恐珊图礼作践，唯愿病不能痊。

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吉庆回到广州，钦差大臣那彦成尚未抵达。珊图礼即迫不及待传吉庆到巡抚衙门，要单独审讯，二十日当天，吉庆来到后不久即离奇暴毙。

吉庆虽然被解职，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罪，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都还没有定论。现在，珊图礼必须要为吉庆死在自己衙门提供一个解释。

吉庆自杀当天，珊图礼就慌慌张张上了一道奏折，里面说：总督吉庆二十日来到巡抚衙门。我看到他形容憔悴，精神委顿，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后来，我听说吉庆回到总督衙门后，突然得了急症，连话都说不了了，当天就死在了总督衙门。我闻讯立即赶到总督衙门查看，把总督等相关关防和一切文卷都接收过来，暂时署理总督职务。

珊图礼情急之下上了这份奏折，企图瞒天过海，但吉庆死在巡抚衙门是人尽皆知的事，珊图礼想瞒是瞒不住的。于是十几天后，珊图礼又上了第二道奏折，对自己的说法做了重大修改。

第二道奏折说：总督吉庆于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广州，我前往迎接，看到他精神委顿，形容憔悴，询问得知他病体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二十日，吉庆到巡抚衙门回拜，我和他谈了没几句话，吉庆忽然变得语言恍惚，拔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要自杀。我赶紧叫他的随从和我的家丁上前抱住他，把小刀夺下。吉庆忽然又把桌上的鼻烟壶塞进嘴里，用力吞下去，导致气管断绝。我和随从等人无力解救，就派人把吉庆抬进轿子，抬回总督衙门，嘱咐他们迅速寻找解救的办法，想不到吉庆医治无效，当天就死亡了。

第二道奏折中，珊图礼承认了吉庆是在巡抚衙门出的事。同时，珊图礼费尽心机强调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吉庆原来就患病，强调自己努力救治吉庆，完全隐瞒了他是如何羞辱吉庆的。另一方面，强调吉庆是自杀，自己吞下了鼻烟壶导致气管断绝。

嘉庆接到第二道奏折后，为吉庆自杀的惨烈程度感到吃惊，他在奏折上朱批“大奇之事”。珊图礼前后两道奏折内容差异极大，不能不引起嘉庆怀疑，他又联想到吉庆之前的上奏，怀疑到珊图礼与吉庆之死有重大关系，于是下令钦差大臣那彦成迅速赶到广州调查。

那彦成原本是来调查吉庆罪行的，现在却开始调查吉庆的死因。

那彦成也是正白旗人，家庭背景显赫，他是乾隆朝著名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又是乾隆五十四年的进士，仕途比珊图礼更加顺利，中进士仅仅10年就已进入军机处，兼任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前往广州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那彦成到了广州以后，立即成了珊图礼笼络的对象。一方面，那彦成难以摆脱官僚系统和人情网络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说，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肯定不如和一个活人联合，多个朋友多条路。

另一方面，那彦成此时正处于仕途低谷。之前，他因为在山西等地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受到嘉庆的斥责，被赶出了军机处。那彦成要想重回朝廷中枢，就必须重新赢得嘉庆的信任。很显然，吉庆已经失去了嘉庆的好感，即使他是冤枉的，那彦成也犯不着为了洗刷吉庆的冤情而忤逆上意。

不管珊图礼如何掩饰，现场目击者众多，来到广州后，那彦成很快就查清了吉庆的死因。

二十日当天，吉庆离开总督衙门的时候，就吩咐家人把总督印信送往巡抚衙门，又嘱咐家丁把家眷护送到北京去。来到巡抚衙门后，珊图礼高高在上，宣读完上谕，就给他穿上囚服，系上铁链，下令差役审讯。吉庆严肃地对珊图礼说：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此辱，有伤国体。

说完，吉庆突然抢过一把佩刀，拔出刀来就要自刎。珊图礼连忙命家人上前抱住吉庆，把刀夺下来。双方扭成一团，情急之下，吉庆一把抓起桌上一个鼻烟壶，塞入嘴里用力吞了下去。鼻烟壶堵塞了吉庆的气管，差役们来不及抢救，吉庆很快气绝身亡。

真相并不复杂，吉庆确实是自杀的，但他是被珊图礼逼死的。那么，那彦成会怎么向嘉庆汇报呢？

那彦成很快向嘉庆给出了吉庆的死因，他说，吉庆是自杀的，原因有两条。

第一是吉庆镇压起义不力，导致民怨沸腾，皇帝斥责，吉庆压力很大。

第二条是吉庆生病了，病后很糊涂。

两个原因综合起来，吉庆发愁又痛苦，就寻了短见。

那彦成的调查结论有很大的逻辑漏洞，吉庆的确在镇压地方起义上有问题，并受到了皇帝斥责，但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不可能因为这点小问题就畏罪自杀。以他的罪过，最多不过被革职，将来很有可能被重新启用，再次当上封疆大吏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吉庆为什么要自杀？而且还是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接到那彦成的奏折，嘉庆也同样心存疑惑。他对吉庆的个性还是了解的，吉庆性格平和，平日当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杀肯定有隐情。但是，最后嘉庆皇帝还是接受了那彦成的说法，认定吉庆是“畏罪自尽”，这就给吉庆之死定了性。

吉庆的死明明疑点很多，嘉庆为啥还认定他是畏罪自尽呢？

我们分析一下嘉庆皇帝斥责吉庆的招数，就能看出逻辑。嘉庆认为吉庆“身为封疆大吏，即使罪在不赦，亦当静以待命”。嘉庆的逻辑是，官员即使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蒙受了冤枉，也要等待朝廷的审核和平反，要相信朝廷。具体到吉庆的情况，嘉庆认为，朝廷已经派遣了钦差大臣查办，你就应该好好待在广州等待审查结果，“岂得私行自尽”？也就是说，嘉庆认为官员没有自杀的权力，吉庆惨烈自尽，不是官员应该有的行为。

嘉庆在诏书中明确指出：“是自裁一节，即吉庆之罪，实无足惜。”官员自杀就是犯罪，自杀是对朝廷司法的不信任，对官府体制的不信任。

嘉庆是个墨守成规的皇帝，他希望国家按照祖先设计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极力维护现有的体系和规章制度。在嘉庆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他遇到问题是，提到最多的就是照例应该如何如何，旧制是怎样怎样的。官员蒙冤，遭受不公正对待，朝廷法度一定能洗刷你的冤情。吉庆即便冤枉，但是自杀了，就是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就是自绝于朝廷，死不足惜。

结果决定一切，吉庆为什么自杀，有没有遭到逼迫和羞辱，他生前蒙受了什么委屈，在嘉庆看来都不重要了。

吉庆这位雄踞岭南的封疆大吏，就这么被牺牲了，被忽视了。

吉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都不能洗刷自己的不公，都不能以死明志，还要背上一个畏罪自尽的罪名，那么清朝数以万计的官员们有了冤屈，有没有什么办法伸冤呢？

在后人看来，官员这份职业是非常有保障的，即使有少数官员蒙受冤屈，最后也肯定能得到公正对待。

理论上，古代政治的确设计了官员申诉和平反的制度。比如清代规定，官员冤枉，受到错误对待或对处分不服，从开始被揭参到最后结案，在每个环节都可以为自己申诉。官员向原判衙门声辩冤屈不准的，可以向通政司、都察院等部门申诉，吏部查明确实冤枉的，撤销处分，恢复原职。

但在实际中，清朝官场上，上司对下属随意呵斥，甚至拳脚相加的情况并不少见。吉庆自尽的案子表明，清朝官员申诉的渠道并不畅通，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一个官员以死鸣冤，这说明他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正常的渠道已经传达不出他的声音，所以他只有自杀才能引起关注。

造成官员维权难的原因很多。简单地说，恰恰是原本应该维护官员权益的朝廷体制，无情地侵害了官员的权益。官员最初受到不公正待遇，往往是制度本身造成的。官员蒙受的冤屈，也往往是由更高级别的官员造成的。官员要想洗刷冤情，又得寄望于朝廷的司法体系。申诉和平反时，他们都要和强大的朝廷以及官僚体制打交道。

在嘉庆一朝，自杀的高级官员绝非吉庆一人，如福建布政使李赓芸也因为蒙冤申诉无门，在狱中以死鸣冤。嘉庆皇帝最后以吉庆畏罪自杀，死不足惜来结案，其实是不公正的。

吉庆案另两个主要人物珊图礼和那彦成，此后反而官运亨通。

瑚图礼于嘉庆朝，仕途通达。虽然嘉庆帝认为其并非有胆有识有才能之人，但仍屡赋其重任。内任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尚书，外调驻藏大臣。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寿终正寝。

那彦成也走出了仕途低谷，后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重新成为军机大臣。讽刺的是，此后那彦成也担任过两广总督，在任上他与广东巡抚孙玉庭爆发了予盾，闹得督抚不和。孙玉庭抓住广东闹海盗的机会弹劾那彦成，嘉庆皇帝大怒，把那彦成降级为蓝翎侍卫，发往新疆伊犁。但总的来说，那彦成在嘉庆朝是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一，一直活到了道光十三年，死后谥号文毅。

嘉庆朝吉庆自戕案的结局，以及吉庆与瑚图礼截然不同的命运，昭示着嘉庆朝吏治的真实情况。廉洁自律者得不到保护，跋扈争权者却飞黄腾达，吏治败坏在嘉庆朝不能被遏止势所必然。

更大层面看，清朝的官员缺乏申诉、维权的通畅渠道，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常常难以解决，从而导致一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含冤而死，而一些品行不好的官员则浑水摸鱼，最终伤害的是官员群体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