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重重：通货膨胀极度变态的永乐盛世

文/第五大洋

我们知道汉武帝的“盛世”是民穷财尽、天下户口减半，我们也知道唐太宗的盛世是民生向好、天下晏安，但对于明成祖朱棣的“盛世”成色如何，可能没什么概念。“永乐盛世”其实是利用纸币，制造变态的通货膨胀堆出来的盛世，民间财赋被朝廷洗劫一空，明朝的纸币也因为设立之初就用心险恶，彻底失去了信用，民间改为白银交易，限制了明朝中后期经济的腾飞。

翻开正统的史书，发现对明成祖朱棣的评价，大多都是赞美之词，这些赞美看来也有根有据，因为他完确实成了许多值得书写的大事。

朱棣本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统帅，这是毫无疑问的。经过三年“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大明对蒙古进行了五次北伐，每一次朱棣都会御驾亲征。第一次北伐的规模就十分浩大，投入兵力达到50万。最终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先后大败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与太师阿鲁台两部，迫使鞑靼称臣纳贡。

朱棣确实很能打

第一次北伐四年后，瓦剌趁鞑靼衰落，逐渐强盛，朱棣又一次发兵50万征讨瓦剌，大胜而归。瓦剌遭重创后，鞑靼复兴，朱棣在1422年以60多岁高龄第三次北伐，鞑靼首领阿鲁台接战不利后遁走，明军只得撤军，途中遭遇兀良哈部，朱棣认为此部和阿鲁台狼狈为奸，遂将其击溃。1423年与1424年，鞑靼两次袭扰大明边境，朱棣又发动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北伐，敌军都在战况不利时远遁。

朱棣的五次北伐，没有一次以失败告终，这种武功，在历朝历代也非常罕见。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评价朱棣为“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为了更便利地与蒙古作战，从1407年开始，朱棣命人兴建北平城、开凿运河，准备迁都。经过14年的大兴土木，大明都城于1421年从南京迁至北京，并被后世称赞为“天子守国门”。

朱棣执政时期完成的最轰轰烈烈的事情，乃是派郑和六下南洋。据说郑和第一次出海的船队由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组成，所载兵力接近28000人，这种规模，在同时代的远洋船队中是绝无仅有的，所过之处的人们对大明的国力都惊叹不已。

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耀武扬威，宣示大明的影响可以触及如此遥远的“蛮夷之地”，并向他们的首领发放朝贡“许可证”，获得这张“证书”意味着有了垄断当地与大明合法贸易的机会，于是这些国家纷纷组成使团前来朝贡，其目的虽然为了伺机贸易，但确实也为朱棣完成了“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

从这些方面来看，明成祖朱棣的确像毛评价的那样“搞得比较好”。可是，如果翻开经济史的书籍，通常都会看到一个情节：永乐年间，是明朝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大明实行纸币本位，发行“大明通行宝钞”，规定1贯钞价值1000文钱或者白银1两，又或者米一石；4贯钞价值黄金1两。

起初是钞、钱并用，禁用金银，后来因为宝钞的发行毫无限制，只投放，不回收，而且只准民间用金银向政府兑换宝钞，却不准用宝钞兑换金银，市场上的钞票就越来越多，价值持续降低，1390年时，1贯钞只值钱250文，遂连钱也禁了。但是到1395年，1贯钞值钱100文而已。

大明的纸币本位，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用新钞票相对较高的购买力攫取民间财富。

从发行伊始就用心不纯的大明宝钞

朱棣登基以后，开始了其极不平凡的帝王生涯——北伐蒙古、兴建新都、远洋航海。他享国22年，比父亲洪武帝少8年，完成的事业却只多不少。这些能够彪炳史册的壮举，不是从天而降的，都需要真金白银。

为减轻财政负担，永乐皇帝按捺不住印制钞票的冲动。永乐五年（1407年），1贯钞低到值钱12文——这还仅仅是官方规定的价格，实际价格还要低很多！

为了强行稳定钞票价值，朱棣再次严令禁用金银，将不用钞票交易者定为死罪，并全家罚款后充军；有知情不报的，罚钞百倍；有偷偷降低钞票价值进行交易的，要罚钞万贯……

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毫无节制的滥发宝钞，自然使得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价格降低是必然的结果，越要控制价格，越会适得其反。这些强制性的手段毫无疑问不能阻止宝钞继续贬值。

朱棣一件又一件光辉成就的另一面，则是大明百姓们不得不手持注定贬值的钞票，面对财富的缩水束手无策，或者冒着“犯罪”的风险在黑市中使用金银。这种状态有什么尊严可谈？

政府不创造财富，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获取自民间，而获得的手段，无非是官办企业，征税和通货膨胀三种。

征税是一种很容易被发现的手段，每次加税都可能被说成“横征暴敛”，以至于遗臭万年，通货膨胀是一种略为隐蔽的将财富从民间转向政府方法，就成了征税的替代品。政府想做的事越多，开支就会越大，需要从民间吸取的财富也就越多。明成祖朱棣笑傲一方，挥斥方遒的代价，就是降低了无数百姓的生活水平。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朱棣的北伐战争在短期内是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这是一种投资行为，让大明百姓免遭蒙古袭扰，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相反，其恰恰很可能增加了战争的频率。

“你不需要拥有沿途的旅店，你只需要旅店对你开放”。如果旅店对过路旅客一视同仁地开放，我们预计很少有人会为了满足旅店带来的某些需求而使用暴力，只需要支付足够的价格，就可以获得旅店的商品或者服务；如果旅店对一些人关闭，而又没有其他替代品，这些人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他们很可能会使用暴力攻打旅店；旅店开放的程度越小，要经受的暴力就会越多。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劳动人民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就像旅店对旅客无差别地开放一样，相互贸易才符合双方的利益。而农耕民族的政府总是因为个别的抢掠行为而将整个游牧民族视为敌人，对双方的交往百般阻挠，关闭边境，只开放少量的贸易点或干脆禁止贸易。失去贸易渠道的游牧民族此时就像无法满足需求的旅客，即使他有支付价格的能力，也只能依靠攻克旅店来满足需求。

农耕民族的政府就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敌人的人逼迫成了敌人，然后声称自己可以保护百姓免遭敌人侵略而巩固合法的统治地位，这样统治者的私利就得到了满足。

所以，将游牧民族打败并非对未来的投资，如果对与游牧民族的贸易设置过多障碍，则会不断出现新的敌人，农耕民族政府就要经常与其战斗，战斗的开支又总要从百姓身上攫取……

从朱棣五次亲征蒙古的事例来看，重创鞑靼，瓦剌兴起；重创瓦剌，鞑靼兴起……从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来看，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这些游牧民族彼伏此起，都曾与农耕民族爆发激烈冲突；即使取得过辉煌胜利，农耕民族绝无可能一劳永逸，其根源就在于政府或者统治者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采取对游牧民族的敌对态度。

从朱棣之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嘉靖皇帝时期，蒙古俺答汗曾因急需丝绸，表达出迫切与大明自由贸易的愿望，并明确表示暴力抢掠乃是贸易途径遭到拒绝之后的备选方案，嘉靖皇帝却傲慢地将使臣斩首，逼迫蒙古军队两次抢掠北方，大明百姓损失难以计数。

郑和下南洋的支出更是大明政府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花费更不可能是一种投资，而是朱棣为了宣扬国威，满足其“万国来朝”的虚荣，并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个人消费罢了。

郑和能够带来如此多的朝贡使团，跟朱棣依旧严厉执行海禁，不许商人出海贸易有莫大关系。朝贡的另一个说法是“勘合贸易”，南洋诸国的使团借机进行贸易，才是其万里迢迢前往大明的主要原因。

假若大明沿海居民可以自由出海贸易，南洋诸国对大明的商品需求不至于如此高涨，前来朝贡的热情也会降低许多。大明的海禁与郑和远航相互搭配，其实是一种垄断贸易途径的尝试，在得到高额回报的同时让大明沿海百姓因不能出海贸易而越发贫困。

郑和下西洋是损害而非促进民间贸易

朱棣的通货膨胀，是保证其实现自己各种欲望的卑鄙伎俩，规定只准使用纸币，就排除了金银等各种货币相互竞争可能，他也就可以利用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而更加富有。

当纸币因超发而剧烈贬值时，民间的拒用会让他失去攫取财富的手段。朱棣使用极为严苛的刑罚惩戒那些不过是想保护自己财富的百姓，就是试图稳定纸币价值，好让他能更多地对百姓吮脂吸髓，却偏要打着“为天下计”的幌子。

可所谓“天下”，究竟是谁？其手段何其残忍！心肠何其狠毒！哪有半点兼济苍生的慈悲情怀！他完全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暴虐之徒。

成祖把治下的国家用自己一桩一桩成就精心包装成“永乐盛世”，显得好像大明百姓都因他的英明神武而获益匪浅。再怎么矫揉粉饰，他发行的钞票都会撕扯开虚伪的假面，使其丑态毕露。

永乐朝的百姓们确实还有值得庆幸的事——无论是北伐蒙古还六下南洋，朱棣都没有以失败收场，想想那些挥金如土但最终惨淡收场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