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300万字正史对屈原一字未提

来源：史海拾记

【笔记君注：又逢端午，屈原和楚辞一起刷屏！文艺鸡汤煮了一锅，味道甚好！

今天的笔记做了新的考据，因为时间之轴给出了新的证据。

笔记君谈屈原可能不是心灵鸡汤，不是你想象中高大全的完美男人样子，而是一剂理性去火清汤，有助于销蚀掉一些覆盖在屈原身上过厚的“鸡汤油脂”，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神化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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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他那个时代是不是也这么“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笔记君翻阅两千多年前的时政要闻《战国策》，翻到《战国策·楚策》1-4卷（说是四卷，其实也就不过几个页面，当时估计写在竹简上，这么一卷一卷，分量是蛮重的，在宫廷戏里都是要壮士抬进来看的）。

笔记君没有读到屈原的名字，再把每一篇看过去，还是没有。

后来有朋友提醒在《齐策》第3卷，有关孟尝君的一则记述中提到过一个人，但学界尚未确定是屈原，有图有真相。

其中一句第二行“臣，郢之登徒也”，据说指的就是屈原，但未确认。

《战国策》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文献，记录当世的许多大事件，类似于现在的“媒体政要访谈录”，其中提到的许多有名有姓的人都是重要的一国政、经、军界之栋梁，纵横阖闾，才俊纷呈，许多历史贡献都在其中，后世流传的一些典故往往也出于此。

恰恰属于楚国部分的《楚策》四卷没有提到屈原一个字，《齐策》第3卷提到的这一处，一句话还存疑。这说明屈原是否在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看来是稍稍有点存疑的。

除了《战国策》，在《世本》、《国语》、《楚汉春秋》都未见屈原的名字和事迹。其中《世本》由秦时期史官修撰的， 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战国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和氏姓，也记载帝王的都邑、制作、谥法等。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等十五篇，可谓比较详实的“各国政要录片”，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备忘录”，有名有姓的基本上都是各国国君、贵族、世族大姓，这也是在时间上离屈原最近的文本。犹如我们当下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历史的记录，总比对唐宋时期要更贴近一些，因为时间上离得近，还有些第一手资料甚至人物健在可以访谈，而唐宋元明年间事，只能依据文本或文物考据了。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出土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竹书《论语·知道》篇。专家称，《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我们现在读得是《鲁论》，看起来孔子时代，各地教科书版本就有差异，就像现在的苏教版、冀教版等等，差不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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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把齐国版《论语》搁一搁，现在还没弄好，且不说它。

回过继续聊屈原。

那么，究竟是谁捧“红”了屈原？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司马迁。

比屈原晚出生二百余年的司马迁（这里稍停一下打个比方，现在往前推200年就是1817年，那年是清朝嘉庆二十二年，而要写当时一个人物的作者今年才出生，总得等他长大成人，至少二十年后才来写，当时的资料储备可想而知，接下来需要你的独立思考。）在七十二列传中写到了他，可又觉得屈原的事迹与其余诸子相比，不够厚重，便只好把另一个身世相同可怜的贾谊拉进来与他共列一传。

这就是《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该篇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

这在《史记》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司马迁要把两个不能单独列传的人凑在一起“同框”呢？司马已去，不复知。后人揣测跟司马迁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不无关系（这个遭遇笔记君就不赘述了，相信诸位读过史书都知道一点）。

《史记》之后，屈原再次冷落，同样的史学家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为“不合经义”。

那位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用了300余万字，对屈原没有提及，注意，是一字未提。稍有理智的笔友想一想，知道砸缸的司马光一笔一划写3000000字，为啥不砸一篇，哪怕砸一段给屈原？

直到宋朝王逸作《楚辞章句》，开始将屈原的形象理想化与圣洁化，附应了当时“忠君爱国”的儒学思朝，到明太祖朱元璋时特发圣喻，端午纪念屈原才被法定化，当然之前也有民间的端午祭祀，各地祭祀主题或有各异，当时应该没有网信办统一尺度，直到明太祖用圣旨的形式统一了意识形态。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六幕话剧《屈原》是离我们最近的关于屈原的一次“正面亮相”，影响深远，绵延至今。郭先生善于在历史人物屈原身上所表现强烈情感，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屈原被拔高成一个绝对高、大、全的人物。

神化屈原，大致最近的算这次。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当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随后朱自清，闻一多等学者予以支持，“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如此，也就好理解《战国策》为何没有给屈原留下篇章，因为真相是当时他可能确实没有治国理政的实绩可以写下来，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网红影响力”，而只是一个接近国君的“文学弄臣”，这油脂去除的够厚了吧！

本篇笔记 作为一个独立的解读，笔友姑且一阅，还请诸位用自己的理性头脑再过滤一遍，想一想，是不是符合实际。

当然，屈原或许不是治国干才，政治人物，而在文学上应该还是地位不低，专事文学之功还是要肯定的，屈原的文章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之名，《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都是传世的名篇。

用现在的话语方式，他可以称之为楚国文学家、楚辞大家，但不应该称之为政治家或者其他什么高帽。如果谁一定要戴在他头上，只能用经常听到的词形容，叫做“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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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历史中的演变清晰的提醒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人物有可能不是他本人，而是为他树传之人的主观幻相，在屈原的评价上，司马迁显然也有私意，郭先生的剧也不是历史剧，而是现实剧，甚至是他的剧，叫了屈原的名罢了。

司马迁对屈原的溢美之词或许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褒奖，郭沫若先生当然更是深谙此道，一篇《雷电颂》，先把人震住了再说。在君权至上、了无人权的社会里，失败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太多。

春风得意时，一日看见长安花，一旦失败往往就自比屈原，写诗弄赋，“举世皆浊我独清”，这要什么样的勇气才能喊出这句话啊？所以，这样的评述，七分给屈原，三分给自己，甚至这个比例也有倒过来的，那就简直太不像话了。

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

历史人物当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句话也适用。

可能现时不太重要的一些小人物和小事，却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被装扮起来，名传后世，例如于欢案，当年的孙志刚案；而另一些十分重要的事，甚至关乎历史转折的大事件，却很可能在刻意冷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弭于无形，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坦然。屈原是前一个例子，后一个例子也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举了。

历史常常偶然发生，你事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但历史书不一样，一定有人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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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屈原身上的历史“油脂”，一起清清爽爽吃粽子，过个端午节。

说到底，端午本来就是一个节气，农历五月，天渐热，多瘟疫，早在汉代，人们为了驱邪避害会采取许多措施，“避瘟保健”成为端午的本义。

端午日，饮菖蒲雄黄酒、悬艾避瘟。民间还会用艾草做成人形，悬于门户之上“以禳毒气”。

好，过一个纯粹的节气吧！

祝福各位端午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