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运”：冰心、沈从文、郭沫若、郁达夫，是怎样赶火车回家的？

春节已经近在眼前，回家团圆，成了身处异乡的人们心头最大的期盼。然而，春节之前有“春劫”，要想回家过年，春运是躲不过的一关。面对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那乌央乌央的人群，你是否准备好了呢？如何能在回家过年的滚滚人潮中，顺利安全地抵达，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春运”一词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用来指代春节前后的运输现象。可事实上，虽然在民国时期没有“春运”这个词，但同样有“春运”这个问题。在民国，一到年关，“回家难”的问题也同样会浮出水面。

民国时期的“春运”是什么样的场景？今天，文化君就从民国名人的历史叙事中去一探究竟，去看一下民国文人的回家之路。

０1

梁实秋：买票要拼命！

关于民国时期的“春运”，我们首先知道的便是买票困难。

民国时期可没有互联网订票，电话订票等，更是没有各种“先进”的刷票软件，所有人只能到窗口买票。对此，梁实秋曾经形容当年在窗口买火车票的情形：“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

原来，在民国买一张火车票需要拼了命才可以实现！

０２

郁达夫：错买二等座，肠子都悔青了！

在民国时期，火车票也是按照车厢分等级的。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不用多说，自然是一等票最舒适，但价格最高。三等票最拥挤，但价格最便宜。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

对此，郁达夫可是深有体会。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

０３

郭沫若：每次乘火车都坐末等座！

也别怪郁达夫那么郁闷，那是因为民国时期火车票真的不便宜。比如，就南京到上海这么一点距离，若是坐火车，哪怕是末等的，也得将近3块大洋。也就是说，一个保姆得花上一个月的工资，才能坐火车回家过年。而且，这还只是从南京到上海而已。随着距离越来越远，火车票的价格也是打着滚儿往上翻。

民国时的一些名人，哪怕出名后，能坐得起火车的也不多。就比如郭沫若，出了名后，出行也只能是偶尔坐一趟火车，而且回回都是末等座。由坐火车这件事就能看出，郭沫若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人生的精打细算。

０４

民国时期：火车变成五层楼！

抢到了票，并不代表路途就可以安心。在民国，临近年关，车上依然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对此，我们可以从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中看出一二。

“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同时期作家程瞻庐的描述就显得更加夸张和恐怖了：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其次，坐椅上；最下一层，坐地板上。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

这些描述，是不是和现在也差不多呢，是不是感觉比现在挤火车还要拥挤呢？

归家的路：沈从文走了半个月！冰心用了九天才从北京到上海！

当票也买好了，车也坐上了，这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彻底省心了。因为还有遥远的行车路程等着你。此外，由于民国时期火车线路不多，很多地方都是不通火车的。要想返乡，还需要搭配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看一看沈从文和冰心的归家路，我们就能明白了。

０５

沈从文的归家路

路途：北京到湘西

历时：半个月

交通工具：火车、骑车、轮船、轿子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而现在，从北京到湘西，乘坐高铁只需约7个小时即可到达。

０６

冰心的归家路

路途：从北京到上海

历时：九天

交通工具：火车，轮船、无轨电车、人力车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

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总而言之，从民国到现在，原来回家的路都是这般艰难不易。

但不管千难万难，回家过年应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朴素最美好的心愿。

归家之路，虽千辛万苦却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