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信号灯事件：闯红灯引发⽇本军警⼤战

文：陈祥

今天的⽇本陆上⾃卫队，浩浩荡荡的车队出门救灾还得礼让⾏⼈和⽀付过路费。国防开⽀⾥恰恰没有过路费，车队只能⾛不付费的道路，且尽量在夜深⼈静少车的时候上路。

战后⾄今，⾃卫队仅有两次免费通⾏的机会，1995年阪神⼤地震、2011年东⽇本⼤地震。这么有礼、这么弱势的武装⼒量，不是天然长成的，⽽是在经历⼆战惨败、投降缴械、解散后重⽣⽽来。

遥想1933年，⼀个陆军⼩兵在城市⾥⾛路闯红灯，就能引发军队和警察⼤战⼀场，最终军队占据上风。那是⽇本军队最威风凛凛的时刻，也是将国家拖向毁灭深渊的初始阶段。

关乎到皇军威信⽆⼩事

1933年6⽉17⽇中午11时，⼤阪市北区天神桥筋六丁⽬的新京阪铁道前的市内轻轨交叉点，陆军第4师团步兵第8联队的中村正⼀⼀等兵正处在假期中，急着去看电影的他⾛路闯了红灯。交通巡查（交警）户⽥定夫看到了，27岁的交警拦下了24岁的⼠兵。先是警告，警察随后把⼠兵拉到曾根崎警署⾥。

两⼈发⽣了争执，升级成警署内打架。⼠兵的左⿎膜被打破，三周后治愈；警察的下嘴唇受伤，⼀周后恢复。单个警察与⼠兵互殴，本是⼀桩普通的都市新闻，按照1932年2⽉内务省发布的《关于宪兵和警察官联络协调之事宜》，警察与宪兵合作就能轻松解决这事。孰料，剧情出现升级，军部决定利⽤这次事件来压倒警察。

就近的宪兵队闻讯后⽴即杀⽓腾腾来到警署，接⾛犯事的⼠兵，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警察公然侮辱帝国军⼈，发誓要跟警察⽃到底以争⼝⽓。

三十年代日本街道

中村的说辞是：“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到了路中间，才发现是红灯。在马路前停了下来，但发现有汽车来了，觉得危险就过了马路。户⽥巡查马上就跑过来抓住了我的脖⼦。我说：‘太不像话了，放开我！’但他不听，他想⽴即把我带去派出所。于是我⼜说：‘我会跟着你去，先放开我！’但是，他还是不听，所以我就⽤⼒挣脱了。巡查从前⾯拽住我的上⾐⼀直把我拉到了派出所。这时我的⾐服扣⼦全都掉了。过路的⼈看到这些，就说：‘不要对军⼈⽆礼！’于是和户⽥吵起来了，我被他打了。我为了躲避⽽撞倒了他，所以巡查的第⼆个扣⼦掉了。”

户⽥陈述的事实则是另⼀回事：“我看到有军⼈要闯红灯，我向军⼈提出了警告。但他不听，还继续往前⾛，所以我就要求他去⼀趟天六派出所，想好好警告他⼀下。他却突然给我的下巴来了⼀个上勾拳，使我受了伤，两个星期后才治愈，还扯下了我的第⼆个扣⼦。就算对⽅是军⼈，我想我履⾏⾃⼰的职责没有错。”

两⼈截然不同的说法，都刊登在6⽉18⽇的《⼤阪朝⽇新闻》上。

不巧的是，事发当⽇，步兵第8联队联队长松⽥四郎和曾根崎警察署署长⾼柳博⼈都不在岗位上，事情只能越级上报，加速闹⼤。6⽉18⽇，师团参谋长井关隆昌⼤佐发表⽕药味浓浓的声明：“此事绝⾮⼀个⼠兵和⼀个警察的普通事，⽽是关乎到皇军威信的重⼤问题，警察应对此道歉。”

“中村⼀等兵完全没有抵抗，假如做错了事交给宪兵队也就完事了。”军部在6⽉22⽇发表长篇声明为中村撑腰，“这是警察对皇军中的⼀员的⾮法暴⼒⾏为，也是关系到皇军感情的重⼤事件。”

警⽅毫不客⽓回击：“军⼈和警官打架虽然是很遗憾的事情，军队是帝国的军队，警官是帝国的警官，都承担着国家的重⼤责任。就这⼀点来说，其责任没有轻重之分。”

案件被移交给⼤阪地⽅检事局，即归地⽅上处理。军队的嚣张跋扈，导致⼤阪府知事县忍和第4师团师团长寺内寿⼀公然决裂。

借此明确军⼈特殊地位

陆军哪⾥肯轻易罢休，7⽉18⽇，有军队撑腰的中村以伤害罪、名誉损毁罪、职权滥⽤罪、对公职⼈员施暴罪等罪名起诉户⽥。警⽅也不客⽓，公布中村先后7次违反交通规则。就在这⼀天，⾼柳博⼈因压⼒过⼤⽽⽣病住院。寺内寿⼀得知警署署长住院消息后，为释放善意，派井关隆昌去探望。然⽽，屋漏偏逢连夜⾬，⾼柳博⼈进医院10天后就病重去世。

最倒霉的⼈，当属闯红灯事件⽬击者——⾼⽥善兵卫。军队和警察都想让他改⼝供，⼀介平民活⽣⽣夹杂在⽇本最有势⼒的两⼤团体间。两边都是巨⼤压⼒，两边都得罪不起，他最终选择了⾃杀。

军部⼀⼝咬定，处理结果只能是户⽥警官道歉和遭处罚，警⽅当然不同意。事情陷⼊僵局，最终只能由国家最⾼领袖天皇来破局。天皇闲来⽆事向陆军⼤⾂荒⽊贞夫问：“⼤阪的信号灯事件进展如何？”荒⽊赶紧联络掌管警察的内务省，急着解决掉事情，给天皇⼀个圆满答复。

11⽉18⽇，继任的曾根崎警署署长和步兵第18联队联队长握⼿⾔和，摄影师在这⼀时刻按下快门。事件带给公众的感受，是军队胜利了，警察屈居下风。

第4师团在10⽉20⽇的《⼤阪朝⽇新闻》上宣称：“军部对本事件特别关注，是因为想要唤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表明皇军建设的本意，明确军⼈的特殊地位。”警⽅的同⼀⽇同报纸声明就显得软弱多了：“以往关系都很好的两者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常遗憾。今⽇，很⾼兴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阪信号灯事件后，但凡警察遇到军⼈违规现象，⼀律将犯事者带给宪兵队。“⾃从警察向军部屈服以后，国内就没有什么能抵抗军部的⼒量了。接着，军部开始逐步构建战时体制。”⽇本新闻史学者前坂俊之哀叹这段历史。

闯红灯事件中，⽇本媒体的态度值得玩味，他们或者当“理客中”和稀泥，或者轻描淡写批评军部⼏句。但也不能怪媒体，他们对军部的恐惧⽇益加深。

如《⼤阪每⽇新闻》的记者⼩林信司就敢于维护警察，向军部猛烈开⽕，但他遭到宪兵队的多次骚扰。凶神恶煞，故意把军⼑弄出咔嚓声的宪兵，厉声质问他，要求说出信息来源。“你认为陛下的忠诚军⼈重要还是内务省的雇佣⼈员重要？不听军部的话就等着去坐牢吧！”⾔外之意即军部这些年来的⽴场，军⼈有优先于警察和国民的权利。有⼏⼈能经受这样的恐吓和刁难，逐渐的，批评军部的声⾳越来越少了。

这场军警⼤战中，批评军部最狠的媒体，应该是《信浓每⽇新闻》主笔桐⽣悠悠。这位⽼牌记者、评论家在1933年7⽉7⽇写评论：“任何⼈都有公共⽣活和私⼈⽣活，军⼈也不例外。当他在公共⽣活中作为军队或是军队中的⼀员⾏动时，才是‘皇军’，直接在‘统帅权’的保护下。”不过，当他下个⽉发表《嗤笑关东防空⼤演习》时，他通了⼤篓⼦⽽闻名全国。当地在乡军⼈会发起抵制《信浓每⽇新闻》活动，他被迫离开报社。

军⼈曾是弱势群体

难以想象的是，⽇本军⼈在此前⼏年还是弱势群体。

⼤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尽管暗流浮动，但⽇本社会总体上充满和平⽓象，⾃由主义盛⾏的⼤都市⾥⼀度出现抑武⾏为。⾝穿军服成为不光彩的事，仿佛原罪。如在东京和⼤阪，有⼈会在电车上当着军⼈乘客的⾯故意谈“军⼈为什么要坐电车”，并对着军⼈瞪⽩眼。新闻界常⽤“军阀”⼀词来称呼军队，军⼈佩带的西洋式军⼑（⾃1867年明治天皇禁⽌佩携⽇本⼑后，⽇军到1934年才恢复⽇本⼑）也被城市居民所厌恶。

1925年5⽉，陆军⼤⾂宇垣⼀成砍掉了四个师团，社会惊呼“军⼈的寒冬时代”降临。

陆军和海军⼀度成为“弱势群体”，甚⾄出现⾝穿西服去海军省上班，进办公室后再换军装的做法。“⼀般国民起来剥夺军⼈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以为就可以呼吸到⾃由阔达的空⽓了。”⽇本外交界重⾂重光葵说。

抑武现象的⼤背景，是⼀战后国际和平主义⽓象盛⾏。不过国际潮流只影响到西化的⼤城市，作为⼠兵供给源主体的农村基本不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还极⼒抵制来⾃城市的“糟粕”。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更是诱导农民敌视市民和知识分⼦。

持续的经济沉闷以及⼤萧条最终⼀击，让台上的政党内阁成为替罪⽺。经济穷困、社会动荡，越来越多挣扎在痛苦中的国民，开始视政党政府是“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充满错误理想主义激情的军⼈，坚定了以极端⼿段取缔政党政治、改造国家的信念。⽽对于军部势⼒的抬头，政党⼀直缺乏制约⼿段。“九⼀⼋事变”是中国⼈的⼼头最⼤痛处，却是⼤萧条时期⽇本⼈听来最激动⼈⼼的消息。⼀夜间开拓这么⼤⽚国⼟，军⼈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尊敬，他们终于可以再次抬头挺胸做⼈了。军⼈⽬空⼀切的⽓氛顿时弥散，他们开始称国民为“地⽅⼈”，叫西服是“商⼈服装”。

到了这⼀天，国内尚能跟军部叫板的，只有规模也庞⼤的纪律部队警察了。警察成为了军部的眼中钉，军部势必要想⽅设法尽快除去警察势⼒。待1936年2⽉26⽇，参加“尊皇讨奸”兵变的⼠兵⼲脆占领了警视厅，公布剥夺⽇本警察执法权。警察⽤⼿枪抵抗，当即被叛军⽕⼒压住，叛军⽤步枪、轻机枪射杀10多名警员。

这便是震惊世界的⼆⼆六兵变，它是1930年代⽇本军队暴⾛、⼀⼿实践政治恐怖主义的巅峰。从1930年⾄1936年，⽇本经历了20起重⼤恐怖袭击事件、4次政治暗杀、5次有计划的暗杀、4次未遂政变。所有不幸事件，多少与陆军有关，陆军借此获得了⽀配国家的⼒量，闯红灯事件正是过程中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