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郊外的华工墓地，100年来都在等待亲人的出现

转载自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记者/石爱华

程玲在爷爷的墓碑前

2008年，距离巴黎市中心200公里外的小村庄Ligny Thilloy，迎来了几个少见的中国面孔，他们最终停在了一处叫博朗库尔（Beaulencourt）的公墓前。

50岁的程玲在丈夫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这里，她被告知，这里就是爷爷毕粹德的安葬之处。

这是程玲努力了十年的结果，她一度对从未见面的爷爷一无所知。后来才了解到，在上个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约有14万中国劳工登陆欧洲、加入战事。爷爷毕粹德也在其中，他最终死在了异乡，只有一块纪念章被带回了中国。

法国郊外的田间，站在毕粹德被翻译成“PI TSUI TE”的墓碑前，程玲成为了一战结束以后，第一个来到这里祭扫的中国人。

爷爷的“编号”

程玲从没见过那个叫“毕粹德”的爷爷，父母很少提起他，父亲甚至在战乱年代改换了姓氏。直到1998年，程玲回山东莱芜老家探亲，无意中看见了一块铜章。

铜章就放在老宅的窗台上，已经年久失色，章上有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外国人，胡须缝里渍着黑油泥，蓝白线编成的章带磨出了线头，程玲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这是爷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章。”堂哥接过了话，程玲第一次知道，爷爷也卷入了上世纪初，那场带走上千万人生命的战祸当中。他最终死在了欧洲，是同乡把纪念章带回了老家莱芜上裕村。

奶奶找人“高人”把爷爷的“魂儿”请回了家，在老家为他置了一座“空坟”，奶奶后来也葬在了旁边。

爷爷毕粹德的形象不再是一片空白，但程玲想了解的更多：爷爷究竟因何去世？他最后真正的安息之地在哪里？

那块铜章是唯一的线索来源，查阅资料后程玲知道了，铜章上那个 “大胡子”就是当年“英国国王兼印度王”乔治五世的头像。在背面，一名战士赤身骑在马上，一手牵缰绳，一手持短刀，并刻着两个代表年份的数字：“1914”和“1918”，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为文明出征》一书中推测，1916年至1918年间，约有14万中国劳工来到一战的西线战场，他们从事挖战壕，修铁路，运输武器、零件加工等工作。战后，英国颁发了60万枚战争奖章，大部分欧洲人拿到了银质奖章，中国劳工只拿到了铜章。

铜章最特殊的地方是它的侧壁刻着英文单词“chinese”和一串阿拉伯数字，分别代表劳工的国籍和身份编码。毕粹德的编号是：“93237”，这成为程玲寻找爷爷的起点。

程玲爷爷获得的纪念牌

山东华工

1998年开始，程玲不断写信给驻法使馆、外事部门，并且联系海外华侨媒体，但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更多回音。

山东人多是体格强壮，曾是华工的主要招募地区，2003年，山东当地媒体举办了寻找华工后裔的活动，省内各地的华工后裔有几十个来参加，那次活动中，程玲认识了另一位华工的后人孙光隆。

孙光隆的爷爷孙干是淄博市博山人，他生于1882年，与毕粹德的命运不同，在作为一战劳工赴法国两年后，孙干于1920年平安返乡。

在欧洲两年零五个月，孙干用小楷毛笔字记下了这期间的见闻和心情。在爷爷去世多年后，孙光隆终于把8万多字的半文言文手稿整理完毕，他越看越兴奋，感觉“像打开一个万花筒”。

受益于这份手稿的还有程玲等其他劳工后人，以孙干的笔触，他们看到了祖辈在欧洲战场上所共同经历的那段岁月。

1917年，35岁的孙干正在老家当教书先生，他看到了英法招工的告示，动了“走遍五洲”的心。孙干不顾父母反对，报了名，他原本体格瘦弱，但负责人看他很有诚意，还是将他录取了。

招工的体检非常细致，包括了对于口、鼻、皮肤等各个部位的检查。之后，孙干手上被戴上了一个铜镯，上面刻着代表其身份的编号，这串数字就是后来铜章上的号码。这一细节让程玲认定，铜章上的编号就是寻找爷爷的“钥匙”。

远渡重洋

2000年，借着女儿到英国留学的机会，程玲发动她在英国寻找有关一战华工的线索，自己则在老家继续搜集资料。

女儿乘坐的国际航班十几个小时就抵达了英国，100年前，毕粹德和孙干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村里一位老支书告诉程玲，当年上裕村一共有11个劳工去了欧洲，从出发到法国，用了49天。

山东省华侨会馆的展览里，有一张华工前往法国的路线图，图例显示，大部分华工从青岛出发，先穿过太平洋，在加拿大温哥华登陆，坐火车横穿加拿大，到达加拿大东海岸哈利法克斯后再次登船，穿越大西洋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码头或者马赛港口，进而登陆。

程玲还了解到，除了青岛以外，也有一部分华工从威海卫码头出发，他至今都不能确定爷爷毕粹德是哪里离开的祖国。

孙干是从青岛出发的，一上船就套上了“太平带”（救生衣），这是孙干第一次出海远行，既紧张又兴奋，他在笔记中记载；“第一夜，船在东海颠簸亦甚。余默想：自己性命如能平安到欧，惟赖神灵保佑，默祷再三。”孙干的确是幸运的，日后的史料记载，曾有一艘载有中国华工的轮船在大西洋被德国潜艇击沉，有约500华工在赴欧的路上遇难。

登船的快乐很快被晕船的痛苦代替，常常有人在船上呕吐，难受时孙干只能平躺在舱中，为了减少晕船之苦，劳工们用登船时领取的大洋，在船上购买烟卷、糖果、鱼、葱、蒜等食物来吃。孙干和和同乡合伙贩卖黄豆，遍船舱中游走，且叫且走，以免去晕船之苦。孙干曾看到有不守规矩的工人，因偷窃被船主发现后殴打。

矛盾不仅存在于华工和外国人之间，在拥挤难耐的船舱上，劳工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华工王忠进曾在酒后和女儿王玉美及女婿聊起船上的故事。和孙干一样王忠进也是在1917年去的法国，他所乘坐的大船上有1000人左右，十分拥挤。

其中三分之二是山东人，另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省份，两个地方的人常因琐事吵嘴，由于山东人说话慢且憨，总是在嘴上输给外乡人，在公海境内，王忠进看到几个山东大汉把一个外乡人捆起来投进大海，直到“压船”的外国人出面，双方才讲和，和好的方式是外乡人集体请山东人喝啤酒。

孙干后来把在船上的见闻写成了歌谣，“一离青岛四无山，绿浪白花远连天”。，孙光隆小时候，常常在清晨的睡梦中就听爷爷哼起那调子，华工后裔们聚会时，孙光隆会把从爷爷那里学来的调子唱给大家听，

聚会时，大家都在讲述着祖辈的各种回忆，程玲在一边仔细听着，也希望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受到爷爷当年的经历。

一战华工旧照

在异乡

程玲曾试图从上裕村其他华工后裔那里了解爷爷的事情，很可惜，一些上了年纪的知情人相继去世，和程玲同辈的人，多数和她一样，对祖辈的经历知之甚少。程玲只听村里的老支书说，爷爷当年在欧洲当过厨子，负责给华工做饭。

这个说法让程玲五味杂陈，她的父亲是1917年5月出生的，爷爷毕粹德离开时，父亲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娃娃，“爸爸一辈子也没吃过一口爷爷做的饭。”

据说爷爷离开时奶奶十分生气，曾说“走了，就再也别回来”。没想到，上裕村11个赴法华工，最后，只有爷爷一人没回来。

在孙干的手稿里，记录了他初到法国时的眼花缭乱，第一次见到飞机、第一次见到氢气球都让他震惊不已，他还很诧异法国的乡村也有漂亮的楼宇和整齐的植被。

初到法国后，英国管理员按照“木匠”、“石匠”、“瓦匠”、“当兵的”、“修铁路的”等分类，有手艺的华工可以按照分类报名，到有需求的工厂参加考试。

最终，孙干被分配到一个叫“艾斯布劳凯(音）”的地方，在那里能听到隆隆的炮火声。他和五百个华工被分为四个组，由大工头带领做工，有时伐木修路，有时候装卸火车，也有人被分配去挖战壕，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工作。

孙干觉得在法国的伙食种类丰富，有牛肉、土豆、葱头、米饭等等，但食物的量却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山东大汉们经常“食欲方兴，食物已罄”，华工们为此给英国人提过意见。

被分配到不同地方工作的人，情况不尽相同。王玉美说，父亲王忠进抵达欧洲后在一个码头做搬运工，那里的饭食很好，剩饭从来不吃，全部倒入木桶，码头边上带气儿的饮料可以随便喝，王玉美猜测，父亲一百年前喝到的就是“可口可乐”。在码头工作的华工管理比较宽松，下班后，王忠进有时随工友出去喝两杯洋酒，还曾找“法国女郎”同饮。

据华工鞠星垣的后代鞠法全说，他的爷爷则是在一家英军战地医院做后勤。工作地点虽不同的，但令华工门共同感到意外的是，欧洲女人不仅不用“裹小脚”，甚至还可以进工厂工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孙干的后人获得了外国政府颁发的纪念牌

长眠法国

程玲很羡慕孙光隆，他能在爷爷的手稿里知道祖先的故事。程玲的慰藉只存在于档案馆里，尽量不放过一点线索。

在查看资料图片，面对着一张张近百年前的面孔，程玲有时看得出神。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高高大大、浓眉大眼，她深信这点遗传了爷爷的基因。一次，她在一张一战华工的老照片中看到很像自己哥哥的人，于是翻拍了照片拿给去问亲戚们，“这会不会是爷爷？”

终于，在英国留学的女儿传来了消息。

2003年，女儿王子怡联系上英国当地的墓葬管理委员会，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毕粹德的编号发给了这个组织。没想到，两天后真的收到了回信。对方不仅提供了毕粹德死后安葬在法国博朗库尔墓地的信息，还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遇难华工的下落。

华工死难者的信息印满了几十张A4纸，程玲没有仔细数过，但她推断上面至少有上千人。

程玲没想到，真得能找到爷爷的下落，按照华工后代们了解到的信息，当年中国华工和外国人相处的并不和谐。

孙干在笔记中提到，一些负责华工管理的外国人以“主人”自居，，加上翻译人员少，沟通中常常出现误会，华工与管理人员动辄出现冲突，还曾为此罢工。

以他在艾斯布劳凯(音）工作时的见闻，一些嗜酒嗜赌的华人难免给外国人带来一些误会，孙干曾看到，一些法国的商店在门口贴着禁止华工入内的纸条，还有华工因偷了果园的苹果，而被“挂牌示众”。

为了劝说部分华工改掉恶习，老师出身的孙干曾在华工营贴出公告，号召大家学习写字，戒掉赌博，私底下他还主动教授华工识字看书，孙干还鼓励华工们在法国多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将手艺带回国内。

虽然华工与外国管理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但工作效率远远高于本地工人和其他外国劳工。历史学家徐国琦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一个英国军官证实，中国人每天可以挖土200立方英尺，印度人是160立方英尺，而英国人只能挖140立方英尺。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作效率，让华工最终赢得了认可和尊重。程玲后来了解到，曾有人为了节约安置曾本，提出过将中国华工遗体集中埋葬，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通过。不仅如此，英国墓葬委员会还保留了当年华工的遗物，只要输入编号，就能查询到当年华工是否留有遗物。

程玲从英国的墓葬委员会得知，爷爷毕粹德的死亡时间是1919年9月27日，死于爆炸的弹片。毕粹德没有遗物，包括那枚铜章在内的物品，都被同乡带回了中国。

按照爷爷去世的时间推算，1919年已经停战，程玲猜测爷爷可能是在清理战场时意外身亡的。在徐国琦的书中曾提到过，一些不知情的中国华工甚至把手雷等武器当作娱乐工具来把玩，不乏伤亡者。

孙干也曾参与过战后清理战壕的工作，他形容战后的场面“尸横遍野，满目萧然”。他自己同样遭遇过一次危险，一枚炮弹落在院子外的泥潭里，幸好没有爆炸。

去与归

虽然查询到爷爷的下落，但因种种限制，程玲去法国给爷爷扫墓的愿望一直没能成行。2008年清明，程玲在山东当地媒体发表了一篇名为《该怎样祭奠安息在法国的爷爷》的文章，这篇文章翻译成外文，被法国华侨张瑞哈看到。

张瑞哈的爷爷也是中国华工，战后留在了法国，张瑞哈曾试图到中国寻亲，但没能找到爷爷的其他亲人。他流着泪读完程玲的文章，得知程玲希望来法国为爷爷毕粹德扫墓时，他通过中、法的外事部门，联系到了程玲，法国大使馆为程玲一家三口免费办理了签证。2008年11月10，程玲和家人终于站在了爷爷的墓前。

100年前，即将回国时，孙干也曾去葬有华工的墓园祭扫。墓园的环境干净、漂亮，华工的坟墓与其他的坟墓最大的区别就是，坟前没有更多祭扫留下的鲜花。

资料数据显示，在一战中丧生的中国华工一共约有3000人左右。大部分华工在战后回到了中国。1919年，孙干也面临着战后遣返回国的命运，他曾在战后给英方写过一封信，呈请由法转到英国勤工俭学，但最终没能成功。

这件事让孙干遗憾了很久，据孙光隆所知，爷爷回到中国后，曾办过一家女子学校，还在博山附近的教堂办过展览，将欧洲的见闻、一战子弹壳展览出来，他甚至还亲手用木头做了一架飞机模型。

在码头工作的王忠进回国后，用积蓄盖房置地，娶了媳妇。后来的十年里，王忠进又去国外打工两次，其女儿王玉美回忆，小时候家境殷实，她从小没做过什么重活儿，王忠进总是在酒后和她提起去法国赚的第一桶金。

也有劳工就此与故乡分别，为英国战地医院服务的鞠星垣回国两三年后，再次与供职的英国医院院长取得联系，重新回到了英国工作。1937年，鞠星垣最后一次回到中国，希望举家移民英国，由于妻子反对，鞠星垣独身一人回到了英国，之后没了音讯。

1963年，鞠星垣的孙子鞠法全已经在读高中，那一年，家里收到了山西省外办转来的一封信，这是爷爷鞠星垣的遗嘱，与信一起寄回来的还有2000元钱，鞠法全相信，爷爷的最后时刻还是惦念他们的。

程玲抄下墓地里其余11位华工的信息

等待祭扫的墓碑

20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曾一度被忽视的中国面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去年，英国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英国被遗忘的军队》，其中展示了部分一战华工的信件、日记和文件，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追忆这段历史。据《欧洲时报》报道，今年9月，伦敦城市机场附近的码头将矗立起一座纪念一战华工的华表。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次迟到百年的认可”。

如今，60岁的程玲已经成为山东地区华工后裔的“群主”，这些年来，有四十多位华工后代彼此取得联系。

2018年6月中旬，在山东华侨会馆的组织下，来自山东各地的十几名华工后代举行了一次“聚会”，程玲说，这是她寻找爷爷之后，官方第一次举办华工后裔的集体座谈会。

孙干、鞠星垣、王忠进等华工的孙辈们又聚到了一起，带来了爷爷们留下的老物件，一个铜勺，或者一只木箱，但大家更愿意谈起关于爷爷们的传说。

在华工后裔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爷爷们个个身材高大，长相俊朗，很受法国女人的欢迎”。据鞠法全所知，爷爷移民英国后，在那里又成了家，“那边”还有他素未谋面的亲戚。

找到了爷爷的安葬地，程玲在聚会上可以谈起的祖辈过往更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她能帮更多的华工后裔找到亲人。

程玲还一直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在爷爷墓前的情景。她从山东老家带来了泰安白酒，沾化冬枣，济南点心，依次摆了出来。程玲一家人跪下，给爷爷磕头。

在墓园里，还有另外11名中国华工的墓碑，其中有些上面没有名字、只有编号。那一天，程玲的丈夫给所有中国老乡都点了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