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主要战绩

1937年底，苏联军事技术顾问、志愿飞行人员陆续来到中国。到1939年，在华苏联军事人员共计336人。

在1937年至1942年初，短短五年间，共有超过5000人以上的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战斗或工作过。他们中间不止有军事顾问、飞行员，还有军医、教练员、坦克及飞机维修工以及道路、桥梁、航空等方面的专家。

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经过了苏联政府的严格挑选，军政素质大多十分优秀，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如第一任来华苏联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来华之前已经担任了苏联红军的军长职务，来华后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对国民党军队的整体军事战略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此外，1938年来华的最后一任总顾问崔可夫，19岁就担任了苏军团长，并且帮助国民党军队制订了进攻宜昌和保卫长沙的计划。同时，苏联军事顾问能够自觉和勤奋地工作，以身示范，为国民党军队将领树立了典范。

时任陆大校长万耀煌的回忆：“苏联的军事教育方法灵活而实在，教学成绩和德国顾问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有一次高等司令部举行勤务演习计划，其他教官均不敢尝试，苏联顾问却能作得出来，后来军令部命令两师对抗演习，因军队都调往昆明作战，无部队可派，即改为演习此计划，由扎里瓦洛夫指导，极为成功。”

另外，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对外籍顾问的工作考核报告也可反映出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情况：在讲授与训练课程方面多为“教学认真”；在服务态度上“性情和蔼”、“工作认真”；作战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能采纳者无不采纳，或列为参考”。

在战术方面，苏联军事顾问针对国民党军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正确指导。由于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曾经留学日本或德国的军事学院（蒋介石本人亦留学日本），所以国民党军的军事建设，大多师从德国或日本，强调阵地战、歼灭战、速决战。这些战术的背后需要强大战略资源的支撑。

而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战略资源极度缺乏，更加不能拼消耗，因此，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传统战术必须进行改革。

切列潘诺夫认为，对付日军的进攻，战术上应该虚实结合，以智为上策，反对单纯的“堵塞”。以往与日军作战，国民党军队往往选择一狭窄地形，以一部分部队在正面阻击日军，而其余部队只能作为预备队”消极怠战“。切列潘诺夫建议：不如以一部分部队正面阻击敌人，另一部分部队则迂回包抄，然后实施反突击。

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运用这一战术，获得成功。尤其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发起三次进攻，但都被国民党军击退。在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中，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小战役、战斗，几乎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援助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和协助指挥了包括武汉、宜昌、长沙等重大战役。

一、参与武汉战役作战指挥

日军为实现其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意图，在占领徐州后即调集重兵发起攻占武汉的作战。1938年6月，日军相继攻陷安庆、马当等军事要地，一举突破长江封锁线，7月25日攻占九江，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武汉会战中日军共调集9个主力师团，兵力近25万。此外还有军舰120艘，飞机300余架。国民党军队方面，为了保卫武汉也调集了120余个师，总兵力约100万人进行战略防御。

当时，国民党对此次会战的指导思想是：“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利用大别山、九宫山、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湖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当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

1938年8月，苏联总顾问切列潘诺夫上任，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他指出：不应当仅仅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对于日军沿长江进攻可能出现的弱点也可适当地进行积极进攻，即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因此，切列潘诺夫建议，除了在敌人进攻道路上组织防御性阻击外，还“要从主要方向往北和往南集中后备力量，就像雪崩一样压倒突击群的侧翼和后方，切断其后勤基地并向长江移动”。

切列潘诺夫还建议，积极防御首先就是要放弃消极思想，例如：在日军没有采取攻击的区域，中国军队不可被动地就地消极防御，等待日军的进攻。而是要不失时机地转入进攻，深入敌后或策应其他战斗部队作战。

对于日军较为巩固的阵地，应积极表现出准备进攻和不断利用侦察性作战骚扰敌人，使其始终疲于高度警戒，无分兵进攻之力。切列潘诺夫的积极防御的建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军队长期奉行的被动防御思想，并且又不改变国民党军队原有的既定作战方针。

正如切列潘诺夫指出的：“只要他们不要一个一个相互挨着地站在那里，其中一半以上应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以便在反攻时他们能够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不是一段很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和师团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道路对他们都是方便的。”

以上可以看出，切列潘诺夫的战略思想是务实的，实际的，积极主动的。

二、参与制订宜昌会战作战计划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供给短缺，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武装在敌后的袭扰，日军早已无力继续实施战略进攻，没有更多的兵力发动大规模会战。

如1939年，日军全部军事攻势仅限于“在华北为维持治安的山西作战和华南为切断敌方（指中国军队）运输线的南宁作战而已”，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当时就连一贯主张武力取胜的日本军方也意识到：“期望早日达到解决的希望不大的，因为内外都出现长期持久的趋势。”

第四任苏联援华总顾问崔可夫在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当前可对日军采取一定的攻势，向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占领宜昌后向东挺进，以收复失地。在得到国民党军事统帅部认同后，1940年3、4月间，崔可夫等人开始具体制定宜昌战役的计划。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崔可夫深入一线部队，向前线国民党军事指挥官认真询问战况，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历时三周。

回到重庆后，崔可夫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汇报宜昌作战计划时指出：日军由于长时间处于消极防御状态，已经丧失进攻的勇气，而且凭这一地区的兵力和储备不可能展开大规模攻势，“陈诚将军的部队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进攻”，并且凭长江航道上的险要地势和坚固的工事，只需要少量兵力便可抵御强大之敌。

他还指出了日军存在的较多弱点：“一支同另一支部队之间经常相距几十公里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根本缺乏战术甚至作战联系，是孤立无援的目标，不用特别费劲就能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团团围住，各个击破。”宜昌会战开始后，按照既定计划，各方面均进展顺利。

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5个师从当阳西面攻击宜昌右侧，第二十集团军7个师从宜昌正面发起进攻。第三十三集团军遮断汉宜公路，并推进至沙洋、荆门一线。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随后顺利收复宜昌。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突然下令停止进攻。结果日军卷土重来，又重新攻陷宜昌，并据城死守，致使中国军队反攻无效，转入了对峙阶段。这样，本来可以取得全胜的宜昌会战由于蒋介石的错误命令而前功尽弃。事后，崔可夫极为遗憾和不满，认为蒋介石未能坚决执行作战计划，是一个“骗局”。

三、协助指挥第二次长沙会战

继宜昌会战后，国民党军队相继三次在长沙与日军展开殊死较量，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协助指挥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次会战，鉴于苏联军事顾问在军事指挥才能上的卓越表现，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接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作战方案。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洋用兵，对美国施加压力。是役，日军集结兵力12万人，包括各种型号飞机70余架，军舰2艘，火炮300余门，意图消灭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部队之主力。国民党军队方面，出动38万人，投入飞机34架、各种火炮500多门。

战役前期，日军攻势凌厉，向国民党防线发起了全线攻击。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日军随后进逼长沙，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紧急召见了苏联第四任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其征询应对日军攻势的策略。苏联军事顾问迅速拟订了反击日军的军事计划。

其主要内容如下：（1）中部防线的国民党守军且战且退，诱敌至长沙东北和以东的山间狭路。路两侧埋伏配备苏式重炮的部队，集中歼敌。（2）当敌军陷入山间狭路的埋伏时，长沙正面的守军进入主要战斗。（3）从侧翼攻击向长沙进攻的日军。同时苏联顾问还建议第五、第六战区主动向盘踞在汉口的日军发起进攻，这样日军就会因为两线不能兼顾而被迫停止进攻长沙。

崔可夫带着作战计划面见蒋介石并成功共说服蒋介石实施该计划。这次会面，还促使蒋介石批准根据需要可以调动全部的空军打击长沙的日军，以配合地面战场的攻势的计划。为避免军事计划泄密，崔可夫又请何应钦暂缓宣布此计划。

这样，由苏联军事顾问制订的计划完全奏效，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进入埋伏圈的日军遭到了重炮轰击后四处逃散，丢下了1万多日军尸体。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队也随即转入了反攻，威逼宜昌、荆门和汉水，直指武汉。日军难以招架，于10月1日开始后撤。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其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欣喜万分，特邀苏联顾问一起乘专机前往长沙视察战果，崔可夫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了邀请。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的态度上不难看出，他对此次战役的战果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