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血液:白银与大清王朝的国运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林满红著，詹华庆、林满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湾学者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在内容上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后半部分是关于思想史的研究。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研究19世纪中国的“银贵钱贱”现象，研究中国问题视野并不局限于国内，以白银为线串联起中国和世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社会实况和思想潮流。该书首先分析清朝的货币体系、对外贸易等经济领域，正是这些领域发生的问题影响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表面上看起来是间接的，但却是深层次、甚或是决定性的。为应对这些问题，朝廷内外不同的官僚士人群体之间爆发了应对策略的论争，在思想倾向上大致可分为干预或放任的两派，两派的分野和当时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以及文学上的桐城派、阳湖派之争相关联。

明清时期中国因为白银的大量使用而被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白银使用在政府贡赋收支、跨省贸易结算等重要经济领域，成为王朝经济体日常运转的“血液”，须臾不可离。当时中国自身白银产量并不大，白银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白银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财富储藏方式和交易支付手段的双重属性，不仅在市场上流通，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且作为贵金属，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白银在国家经济上重要性突显起源于16世纪明王朝“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在此之前朝廷向民间征收贡赋的主要形式是实物和劳役，此后逐步改征银两。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带来丝绸、茶叶、瓷器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从当时全球贸易格局的角度看，因为中国不大需要外部世界的商品，所以，白银成为当时其他国家唯一可以与中国交换的物品，并最终留在了中国。实行“一条鞭法”之时，来自日本的白银在中国的流通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到了18世纪，当清朝“摊丁入亩”自下而上逐渐展开并最终完成的时候，在中国流通的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白银。

与明王朝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控制贵金属价格与流通的做法不同，清王朝表现出积极干预物价和贵金属价格的雄心。清朝实行白银和铜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官方公布的银钱兑换比价是1:1000，并且通过铜钱的铸造调节银钱比价。在清朝前中期这样的货币举措行之有效，银钱比价基本上在官方比价上下波动，幅度不大。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清王朝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主权”观念，市场上充斥着前朝和外国的钱币，各省所铸的铜钱只在本省流通，附属于户部和工部两个铸局制造的铜钱也并非全国通用。清中期以后，官方拟定的银钱比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执行，朝廷铸造铜钱以调节银钱比价稳定的举措因为银价大幅上涨而难以为继，银钱比价更多由市场决定而不再操于政府之手，比价大幅偏离官方规定的标准。白银是当时国际贸易结算的硬通货，白银的输入是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结果，一旦贸易出现逆差，必然出现白银外流。使问题变得愈发严重的是清王朝对自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没有清醒的认知，更没有采取主动的应对措施。广泛使用产自国外的白银，成为清王朝经济运行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19世纪之前，中国因丝绸、茶叶、瓷器的大量出口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位置，白银的输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进而促成了王朝的政治稳定。嘉庆、道光皇帝在位之时，日本禁止白银外流、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所造成的白银减产等因素，导致了国际市场上白银供应短缺，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萧条，这影响到中国丝茶的出口。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白银等贵重金属外流的限制，激发了英国以产自印度的鸦片来解决中英间贸易逆差的问题，这对中国白银外流更是雪上加霜。鸦片的大量进口，中国出口贸易的衰退，共同造成了中国“银贵钱贱”的经济危机。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收到的是铜钱，而交纳税赋需要将铜钱兑换成白银，银价上涨，无形中增大了农民负担，税赋的拖欠进而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同时，朝廷的财政支出以白银支付，银价上涨引起的税赋减少必然导致财政收支失衡，引发一系列问题。

在作者看来，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经济背景。当时朝廷官员对鸦片的抨击更多着眼于国家经济层面的利益得失。作者认为贸易逆差、白银外流产生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罪恶的鸦片贸易，而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白银匮乏导致的贸易萧条，中国的丝绸、茶叶出口锐减，这才是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贸易逆差的产生，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包括农民的贫困、朝廷岁入的减少、民变和叛乱的爆发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引发了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先前占据主流的朴学衰落和儒家经世思想的再度复兴。主张经世的学派包括倾向干预和放任的两派，竞争的结果是放任派占上风，基于经济放任思想的献策更多被朝廷采纳。思想界的新现象还包括今文经学的复活和思想界对多元权威的强调，这是中国最后一次凭借传统思想资源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

1856年以后，随着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成功之后白银的再次输出，国际市场上白银重新开始大量流通，中国对外出口也跟着恢复。虽然这段时期内鸦片还在继续输入中国，但是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却得到了逆转，白银开始回流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这对政治上的“同治中兴”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济和政治问题扭转的同时，思想界也有新变化，那就是对朝廷权威的重新强调和经济干预主义的再次抬头。鸦片战争前后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对清王朝由盛转衰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白银流入、银钱比价回调也为清王朝的中兴提供了契机，在此点上完全可以认为白银事关大清王朝的国运。19世纪后半期以后，国际市场上的银价长期、持续跌落，清王朝的中央财政也跟着深受其害，因为当时举借的外债大部分按金镑计算，清政府以白银还债，银价下跌，意味着清政府要付出更多的白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关税领域，海关收入以银计算，银价下跌，意味着实际关税税率的下调和关税收入的减少。清王朝不合时宜的货币体系，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的健康，这些弊端还延续到后来的民国时代，不过这是后话了。

作者积数年之力，多方搜集史料，以扎实的历史数据和充分的历史分析，提出了对鸦片战争等旧问题的新认识，令人耳目一新。对历史的分析作者不是立足于泛泛而谈的经济现象，而是以经济数据来实证，显得立论谨严。并且，作者将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融为一炉，在历史学界是创举，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作者关于“银贵钱贱”成因和后果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将当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完全归因于“银贵钱贱”这样的经济原因，以单一的因素解释纷繁的历史现象，多少有点简单化的嫌疑。思想史层面作者对放任和干预两派在不同时间占上风的分析，或许应该考虑更多时代和思想变迁的因素。在19世纪前半期，就像作者所言，学者据以应对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传统本身，而儒学传统的主流是主张放任而不是干预，对经济的干预更多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声名不佳的法家，如商鞅、李斯之流。清朝立国强调对历朝历代兴亡教训的吸取，所以干预派发行纸币、铸造大钱的主张被朝廷频频驳回。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西之间更多的交往，中国学术思想自身也在发生嬗变和更替，干预派学者据以立论的思想资源开始掺杂有更多西学的成分，学者口中的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时期，其涵义可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迁。

总体而言，作者此书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两部分，在笔者看来真正出彩的是前半部分，白银广泛应用在国家经济、财政军事等领域，白银的多少、银价的涨跌牵动着大清王朝国运的神经。大清王朝崩溃之后情况依然如此，因为中国的货币体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是银本位(银本位终结于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白银对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国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作者将经济政策的分析引入思想维度是适当的，和同时期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也是发人深省的，但是，进一步引申到干预派和放任派的派别分野，将派别分野再次深入到经学上今古文和文学上的桐城派、阳湖派之争，似乎走得太远，略显生硬与牵强。就像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言，对学者思想进行归纳是复杂和危险的，将不同学者的思想按派别进行分类更是险上加险。放任、干预本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将这些标签贴在古人身上，是否妥当，似乎尚需更多的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