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权力如此大，为什么不像唐朝节度使那样那么容易犯上作乱呢？

清朝的总督，统管数省的军事、民事，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总督的实际权力进一步扩大。

可是，有清一代，总督们虽有过“东南互保”之类的“抗旨之举”，但总体上对朝廷都是毕恭毕敬的，始终没有像唐后期的节度使一样“悖逆作乱”。

这是为什么呢？

清代是一个276年的朝代，其中又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差异极大。因此，咱们还得分时期来聊这个问题。

清代前期的总督：没有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1、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方官员会不会成为军阀，主要看三点。

兵是谁的兵？将是谁的将？钱是谁的钱？

一般来说，如果“兵为将有”、“财务独立”，那就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所以，防止“兵为将有”、控制财权，是历代统治者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的基本方法。

2、唐朝节度使的物质基础。

唐朝其实也是一样的。唐初时，实行“府兵制”。“寓农于兵，兵农合一”，府兵们轮流上番。遇有战事时，朝廷任命的大将统兵出。战事结束，兵归诸卫，将则归朝。

因此，士兵除了上番时间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除了立功受勋外，他们生活的质量主要由务农的守成决定。他们与将领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然而，随着均田制瓦解，府兵制也瓦解了，代之以募兵制。

士兵们都是由将领选拔的职业兵。他们由招募的将领长期统领，其生计、荣辱完全取决于将领，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唐朝已是“兵为将有”。

同时，唐玄宗等人为了便利边疆战争，让节度使兼管起其余内的民政、财政。

如此，唐朝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域了！

如此，节度使的区域内，士兵们吃节度使的粮，当节度使的兵。

节度使由此完全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3、清代前期总督的物质基础。

相比之下，清代前期的总督，说起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各种权力一把抓，但其实只是替皇帝打杂的。

清朝前期的兵，分为八旗、绿营。

八旗自成系统。在京者由亲王统领，在地方者由都统统领。他们不但不归总督们管，连兵部也管不着他们。而且，他们还驻防于战略要点，监视绿营。

总督虽然节制辖区内的绿营，但实际上，军事行动，要经兵部审核后才能行动。所以，他们除了对直接统辖的亲兵（督标，多者四五营，少者两三营）外，对其他军队只是有监督之权而已。

至于钱嘛，也是由户部把控。

总督的财权，其实主要就是协助户部办差。

至于兵嘛，绿营是世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吃朝廷的粮，当朝廷的兵。就连“继丁”，也就是军士死亡、逃亡后，由何人接替其额，都要由兵部移文！

至于将嘛，各级文武官吏，也由兵部、吏部相关部门统一办理。

因此，清代前期，与唐朝前期一样，兵是朝廷的兵，将是朝廷的将，钱是朝廷的钱，总督只是帮朝廷监督、执行的。他们完全不具备成为军阀的物质条件！

清代后期（大致为1860-1900）：权力扩张，但不至为乱唐朝的府兵制瓦解后，逐渐形成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

同样，清代八旗、绿营不堪用以后，总督的权力也扩张起来。然而，清代的总督，仍然与唐朝的节度使不同。

1、扩张权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不堪一击，朝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勇丁，镇压起义。

曾国藩、李鸿章募兵时，一级将领选择下一级将领，最后一直选择到士兵。成军后，湘军、淮军有自己的制度，将领几乎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是真正的“兵为将有”。

而且，由于朝廷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养湘军、淮军，湘军、淮军，通过“厘金”等方式自己解决军饷等问题，也具备一定财务独立。尤其是：1861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大清对绿营彻底绝望，任命曾国藩节制四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军务，并逐渐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成为督抚，使湘淮系的实力大增。

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尾大不掉”的实力。然而，他们与唐朝节度使毕竟不同。

2、与节度使不同之处。

（1）、士兵的利益。

士兵愿不愿意跟随你对抗朝廷，还得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其实，唐宪宗时期，也曾经打服了藩镇，并重新调整了节度使人选。然而，藩镇内的兵将自己组织起来，驱逐，甚至杀掉朝廷新派的节度使，继续为乱。这是因为：唐朝虽击败了藩镇，却无法找到保障士兵利益的办法。

唐朝的藩镇兵，都是职业兵，他们完全靠从军为职业，以打仗为生，没有土地。如果不裁兵，这些藩镇只是换了个节度使，照样具备抗拒朝廷的条件。

可是，一旦要裁撤，又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人家，无法解决人家的就业问题。所以，士兵们只有回到藩镇割据，抗拒朝廷的老路上来。而曾国藩的问题恰恰相反，他的兵实在没有必要再打仗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破九江、安庆、天京等处时，无不获取了大量的财宝，各个都发家致富了。就算跟着造反，建立新朝，将士们又能有更好的生活吗？

所以，大家想的是富贵还乡，过好日子了，不愿意再拼命了。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就是此意。裁吧！裁了大家都高兴。

（2）、军队文化。

其实，在黄巢起义之前，唐朝绝大多数节度使都是比较安分的，闹腾得比较凶的是“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就是安史之乱的残余。

由于大唐天子畏惧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反将领也“尾大不掉”，不愿再坚持彻底镇压，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接受了这些叛军的投降。

另一方面，朝廷的宦官还杀害了一些平叛有功的节度使。所以，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叛兵叛将来说，就算老老实实服从朝廷，也难免遇害，唯有保证具备反抗朝廷的能力，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所以，田承嗣公开给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立庙，宣扬造反文化。

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与之就完全相反了。湘军、淮军，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他们在建军时，就以封建道统、忠义思想为建军的文化基础。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能“话锋一转”，说造反就造反呢？

（3）、将领的个人追求。

河朔三镇等节度使，都是武人出身，甚至有丰富的造反经历。“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他们的信条。

相比之下，湘、淮系的总督、巡抚们，多是文人出身，是“经世派”。对他们来说，出将入相，“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他们没有河朔藩镇那么“自在”，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对历史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4）、朝廷的驾驭之术。

不得不说，慈禧在平衡内部上，比唐朝中后期的天子要老辣。首先，是“久任”问题。

一开始，“不久任”，是唐朝对节度使任命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唐玄宗时期，出于各种考虑。逐渐让一些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担任节度使。如此，节度使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最后形成父死子继的世袭传承。

然而，慈禧时期，对“久任”的防范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当时的总督、巡抚，平均任期不足两年，有的甚至还没到任就被调整了···因此，尽管许多湘、淮人物地位高、权力大，但始终难以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其次，是对实权人物的驾驭。安史之乱后，唐天子一面对平叛有功的将帅防备，甚至迫害，一面却对跋扈的河朔三镇安抚、妥协。正如田承嗣所说：朝廷用人，只问势，不论理！

如此，与其毕恭毕敬，为宦官所迫害，为何不与朝廷“论势”呢？

相比之下，慈禧对平衡的把握则老道不少。一开始，曾国藩力强，李鸿章气候未成，她采取“扶淮制湘”、“李左相制”。

如此，原本与曾国藩关系复杂的李鸿章、左宗棠自成一派，分化了曾国藩的权力。

此外，湘、淮各重要人物被分派各地为督抚。表面上湘淮人物占了一半的督抚之位，实际上，只是笼统的属于一个派系，彼此事实上分化。同时，又“易勇为兵”，试图以练习湘军、淮军的办法改造经制兵。步骤清晰，环环相扣，虽然未完全实现，但基本上维系了平衡，控制了局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互保”中，虽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不奉诏，但他们在事后都被调离了原岗位。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大，但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地方力量。

最后十年（1901-1911）：内外皆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廷进行最后的挣扎，推出新政。在新政中，总督、巡抚的权力再次被收回。

1、军权。

大清在最后十几年，进行军事改革，操练新军。

1903年，朝廷统一新军营制，设立练兵处，统一管理各地新军。此后，各地新军的编制、训练、赏罚、将领升迁、人才选拔、军饷筹集、军协制作等，全由练兵处掌握。总督、巡抚，只能“协力襄助”。

此后，又设立了陆军部，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集权。

2、其他权力。

此外，财政权、司法权等，也悉数被收归中央。

3、内外皆轻。

新政，将总督、巡抚的权力收走了。

然而，朝廷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才能真的把握住兵权（有能力的铁良等人也被满清贵族的内部斗争所排挤）。结果，清廷无法掌控局势，军权落入了革命党和北洋、南洋军人之手。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辛亥革命时，南方各总督除了少许巡防队外，几乎无兵可用。除了地方比较偏，革命力量不强的陕甘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总督几乎没有应对之力。

大清灭亡后，民国初年，真的陷入军阀割据后，那些总督们早已经出局。

总的来说，无论唐、清，在其初期，都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制度，可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集权。

不同之处在于：又经历了一千多年发展后，清朝的集权比唐朝更为稳固、成熟。在旧有制度运转不灵后，唐朝统治者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而清朝则拥有更好的弹性。

“以文制武”的统治原则、“理学”的忠君思想、更稳妥的驾驭之术，都使清在面临旧体制失效时，表现出更好的弹性。

然而，封建集权虽然不断成熟，但封建集权本身已经为历史所淘汰。最后，当清政府企图再次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时，不但削弱了总督们，也使自己被削弱了。内外皆轻，封建专制的时代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