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头目的孙女：常思考外祖父为何变残暴

阿蒙·格特在普拉佐集中营，他常随机射杀犹太人。

9月22日，詹妮弗·提格在汉堡接受新京报专访。她是纳粹普拉佐集中营头目格特的外孙女。

康哲 摄

阿蒙·格特（Amon Goeth）

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参加纳粹青年团，22岁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后成为德国党卫军头目，于1943年开始掌管普拉佐集中营。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数据，大约8000人在普拉佐集中营遇害，其中，格特管理时期遇害人数达到高峰。格特也被称为“普拉佐屠夫”，二战结束后被判处绞刑。

詹妮弗·提格（Jennifer Teege）

阿蒙·格特外孙女，1970年出生。自小被送进孤儿院，7岁时被一户白人家庭收养。2008年得知自己是阿蒙·格特的外孙女后，开始寻访家史。著有《我的外祖父可能会杀了我》一书，该书于2013年出版发行。

偶然得知自己是纳粹集中营头目阿蒙·格特（Amon Goeth）的外孙女后，詹妮弗·提格（Jennifer Teege）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平静，决心停下手中的工作，去追问那个令她尴尬的问题：我究竟是谁？

詹妮弗·提格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她今年45岁，身材纤瘦，声音低沉，最显眼的是她黑色的皮肤。出生仅4周，提格就被生母送到孤儿院，后来被一户白人领养。

她去波兰探访集中营，试着了解真实的阿蒙·格特；回到外祖母生活过的地方，疑惑这位优雅的女人如何与纳粹共处；辗转联系到二十多年未见的生母，问她当年为何将自己遗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纳粹”带来的耻辱，成为格特家族难以摆脱的精神重担。

9月22日，提格在德国汉堡接受新京报专访，讲述家族三代人的痛苦与救赎。

“我是纳粹的后代？”

2008年8月的一天，提格在汉堡中央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残暴的纳粹集中营头目阿蒙·格特是她的外祖父。

“那不是普通的小图书馆，而是中央图书馆，有数十万藏书，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从书架上挑中红色封面的那本。”提格清晰地回忆起7年前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本改变她生活的书。

书的标题是《我不得不爱我的父亲，不是吗？》。这里的“父亲”是阿蒙·格特，一名德国纳粹罪犯，曾经是波兰普拉佐（Plaszow）集中营的头目。

封面有一张邮票大小的作者照片，刚拿到书的时候，提格并没注意到，照片上这位看上去50多岁的女人，正是自己的生母。

提格的亲生父亲是尼日利亚人，母亲是德国人。生下提格4周后，母亲决定将女儿送到孤儿院。

提格在孤儿院受洗，3岁被送往慕尼黑的一户白人家庭寄养，7岁那年被这户人家正式收养。

最初的三四年，外祖母和母亲还会偶尔去看她，后来断了音讯。

提格逐渐长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肤色和父母、兄弟不一样。她从养父母那里了解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原本的姓氏是“格特”。21岁那年，她见过一次生母——莫妮卡·格特。

在汉堡中央图书馆一排高高的书架前，提格翻看那本红色封面的书，在插页注意到作者的名字“莫妮卡·格特”。

“刚开始我不相信是她，后来看到作者的生日、出生地，和我收养合同上的一样，确认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事实上，提格发现这本书的时候，它已经出版6年了。

“我是纳粹的后代？这是我的家庭吗？母亲会不会在撒谎？为什么我的外祖父是纳粹而我之前一无所知？”提格有无数问题，可她已经和过去的家庭断了联系。

合上书，她的惊恐比翻书时更强烈。提格至今记得，离开图书馆，她膝盖一直抖个不停，几乎没办法走下楼梯。

车就停在附近，不过她的状态没法开车，在广场上找到一个长椅坐下，打电话给丈夫：你得来接我，我发现了一本关于我母亲和我家族的书，我的外祖父是纳粹。

《辛德勒的名单》与“普拉佐屠夫”

影片中的一个镜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格特每天在别墅的阳台上随意射杀犹太人。格特被称为“普拉佐屠夫”，但提格不想这么简单地理解外祖父，“我经常想，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辛德勒的名单》公映前，提格对阿蒙·格特闻所未闻。

德国历史教材里出现了希特勒、戈培尔、戈林这些纳粹高官的名字，相比之下，阿蒙·格特只能算是小人物，是电影让他变得家喻户晓。

20年前，提格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男人的故事。格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商人辛德勒通过贿赂格特，将犹太人从集中营招到工厂做工，因此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

提格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在得知自己纳粹后代的身份后，她时常问自己：以后该如何向孩子们讲述家史？如何解释他们的曾外祖父是纳粹？

2010年秋天，提格带着疑问来到波兰。

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与此同时，它的旁边还建起了另一个集中营——普拉佐集中营，两年后，格特接管这里。

在波兰导游的指引下，提格找到了当年外祖父和外祖母居住的别墅。这里年久失修，棚顶低垂，室内阴冷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

尽管破旧，提格能想象出当年别墅装修别致，这也是她喜欢的风格。如同电影中展现的场景，登上阳台，可以观察到集中营里的一举一动。

曾有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当你看到格特，你就等于看到了死亡，犹太人一般在集中营里活不过4周。

有当年的目击者撰文称，如果阿蒙·格特杀了谁，他随后会把这个人一家子全部杀掉，因为格特不喜欢集中营里出现悲伤的面孔。

根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数据，大约8000人在普拉佐集中营遇害，其中，1943年2月至1944年9月格特管理时期遇害人数达到高峰。

阿蒙·格特被称为“普拉佐屠夫”。提格不想这么简单地理解外祖父，“我经常想，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格特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参加纳粹青年团，22岁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因涉嫌参与一起炸弹袭击事件，他逃往德国参加了纳粹的地方民兵组织，因为反犹太人意志坚定，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当上了纳粹党卫军的小头目。

提格不认为外祖父天生仇恨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杀人就是一场比赛，一种运动，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苍蝇。最后，人的意识已经完全麻木了。”

在波兰，提格听说格特在处决犹太人时经常用音乐伴奏，用围巾和帽子作为杀人的道具。她发现了外祖父极度自恋的一面，或许杀人时，他会产生强烈的优越感。

“他成了纳粹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像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提格说，“不能简单用‘魔鬼’形容他，他是一个人，但他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

为纳粹丈夫辩护的外祖母

外祖母一直为格特的罪行辩护，也表示集中营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提格曾试着通过各种书籍和纪录片去了解外祖母，但最后她发现很难做到客观。

探访普拉佐集中营之前，提格想：外祖母对外祖父了解多少？她宁愿安慰自己，外祖母对他的残暴一无所知。

提格小的时候，是外祖母让她感受到仅有的家庭温暖。她7岁被正式收养前，常常去外祖母家，外祖母也很开心见到她。

外祖母艾琳（Ruth Irene Goeth）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在家里，也精心梳妆。

提格7岁生日，艾琳送给她一张生日卡和一本图画书。生日卡正面是一个抱着肩的小女孩，背面写着几行字：“亲爱的詹妮弗，祝你生日快乐，除了生日，其余364天也天天开心……你的，艾琳。”

这张卡片提格珍藏至今。特别是落款“你的，艾琳”几个字，让提格保留了对血亲的念想。

1946年9月，阿蒙·格特被判处绞刑。当时艾琳只有28岁，后来不管住在哪儿，她始终把格特的照片放在床头。

直到去世，艾琳没有再婚。

提格试着从各种书籍和纪录片中了解外祖母，但她发现很难做到客观。

“我能理解她的感受，她对外祖父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她接受和包容他的一切。可惜的是，她一辈子没有做过自己。”提格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历史学者汤姆·赛盖夫（Tom Segev）登门拜访艾琳。艾琳对赛盖夫回忆起在普拉佐集中营的日子：那真是美妙的时光！阿蒙像国王，而我是王后。谁不享受那段日子呢，很遗憾都结束了。

1983年，英国电影人布莱尔（Jon Blair）为斯皮尔伯格收集资料，饱受疾病困扰的艾琳接受了采访。画面中，精心打扮的艾琳依然为阿蒙·格特的暴行辩护：“他不是残忍的杀人犯。他所做的，和党卫军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他的确杀了一些犹太人，但并不多。”

当被问到对那段历史是否有悔意，艾琳解释说：“是的，实话说，是的。但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人证明我曾经做过任何坏事。我经常觉得集中营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但我不是制定规则的人。”

1983年1月29日，接受布莱尔采访一天后，艾琳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艾琳在遗言中写道：“亲爱的莫妮卡……请原谅我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我看到的和恐惧的东西都将离我而去。相信我，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但如果生命一直受到束缚，就变得很可怕……我是如此绝望，我的生命就像经历一场长久的疾病……”

遗言对她和阿蒙·格特在一起的日子只字未提。

养父母在报纸上看到艾琳逝世的讣告，将它转告给提格，讣告没说艾琳死于自杀。

那一年，提格13岁。

身世阴影下的母亲

提格想从生母的书中，找到关于自己的答案，但全书对她只字未提。见面时，母亲说，当初抛弃提格是为了让她不再生活在“纳粹”的身世阴影下。

在汉堡中央图书馆发现那本书时，提格已经快20年没见过生母莫妮卡。

如果不是为了弄清身世，很多问题可以会一直压在提格心里：她喜欢我吗？为什么要抛弃我？永远不想见到我吗？

提格想从生母的书中找到答案，但全书从前到后对她只字未提。

经过几个月的辗转，提格终于联系到莫妮卡，可尴尬随之而来，提格甚至拿不准见面后该怎么称呼，是叫“妈妈”？还是叫“莫妮卡”？或者“亲爱的莫妮卡”？

读过莫妮卡写的书，提格不再简单地把莫妮卡看成一个遗弃孩子的母亲，而是把她看成阿蒙·格特的女儿。

提格发现，莫妮卡在《我不得不爱我的父亲，不是吗？》一书中写到一段话：尽管阿蒙·格特已经死了，但对我来说，他还在那里，这个男人，影响着我的整个生命。

二战结束后，艾琳带着莫妮卡在法兰克福见到老朋友辛德勒。辛德勒看到莫妮卡说：“长得真像他父亲。”可莫妮卡从未见过父亲。

12岁时，莫妮卡问母亲艾琳，父亲是否已经在战争中死去，除了冲莫妮卡大吵大叫，艾琳没有做任何解释。

有人告诉莫妮卡，因为父亲格特杀害犹太人，所以被判处绞刑。莫妮卡对犹太人的遭遇一无所知，回家问艾琳：父亲杀了多少犹太人？他也杀小孩儿吗？莫妮卡不再继续追问的时候，艾琳便开始打她。

提格开始通过书籍、纪录片和各种采访了解母亲的过去。艾琳一遍遍地告诉莫妮卡：格特只杀了很少的犹太人，只是因为这些犹太人有健康问题。

2006年，一档电视节目安排莫妮卡和普拉佐集中营幸存者海伦对谈。莫妮卡对海伦解释，阿蒙·格特射杀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会传播传染病。海伦无法接受，当场打断说：莫妮卡，请别说了，现在请你别说了。莫妮卡事后道歉，说自己不会再为父亲辩护。

“集中营的幸存者见到莫妮卡，一遍遍地和她说，她看起来太像她父亲了。”提格说，这些细节不断提醒母亲，她的生活与格特有关。

提格来到莫妮卡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家，她们终于见面了，气氛有些正式。此后，她们又断断续续见过几次。

有一次，莫妮卡和提格聊了近4个小时。“她认为当初是为了我好，让我不再在‘纳粹后代’的阴影下生活，不用背上家族历史的负担。”提格说。

提格甚至觉得，阿蒙·格特已经成为母亲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题，母亲因此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享受生活和快乐，她相信自己在为格特赎罪。

希望孩子能开放谈论家史

在提格看来，很多纳粹后代都被身世绑架，看不到自我。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如此，可以开放地谈论家史。

站在镜子前，提格寻找自己和外祖父外貌的相似之处：嘴和鼻子之间的这条线同样长且饱满。

一开始，她有些担心：会不会遗传了外祖父身上残暴的特质？后来她仔细想想，虽然有血缘关系，但“残暴”不靠基因遗传，她不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Bettina Goering）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和她的兄弟自愿接受了绝育手术，以免生出“另一个恶魔”，这样可以避免家族罪恶的血统延续下去。

“我认为这释放了错误的信息，”提格说，“从生物的角度不存在所谓的‘纳粹基因’。”

和平年代，纳粹后代们的历史态度和救赎方式各不相同。

古德伦·希姆莱(Gudrun Burwitz)是希特勒主要幕僚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女儿，她站在纳粹一边，参加纳粹有关的NGO，为纳粹罪犯筹款。

尼古拉斯·弗兰克(Niklas Frank)的父亲是纳粹在波兰的头目汉斯·弗兰克，把父亲尸体的照片放进钱包，以此铭记和检讨父亲的罪行。

纳粹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发型是干净利索的短发，为了和父亲区分开，他的儿子卡尔（Karl）特地留了一头长发。

在提格看来，很多纳粹子女一辈子都没走出父辈的阴影，他们被身世绑架，找不到自我。这既不能帮助到集中营的受害者，也不可能真正反思纳粹。相比之下，纳粹第三代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客观理性。

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中学，过不了几年，他们也会看《辛德勒的名单》。“我不希望他们感到羞耻，相反，希望他们可以开放地谈论纳粹家史。”提格说。